余 论

从吴玠到吴璘、再到吴挺、吴曦，整个吴氏家族兵柄世传，称雄四川几近八十年，给南宋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

在南宋历史上，带有家族色彩的军事集团前后有三，除吴氏之外，还有大致与之同时的郭浩、郭棣、郭杲、郭果、郭倪、郭倬、郭僎军事集团，以及后出的吕文德、吕文焕、吕文信、吕文福、吕师孟、吕师夔军事团。但郭氏和吕氏都不曾像吴氏世袭兴州兵柄那样，长期把持一个重要地区的军事大权。其军功和影响也无法与吴氏相比拟。

“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是宋代削大将弱兵权、强化朝廷对军队控制的传统国策。尽管宋金第二次绍兴和议后，南宋朝廷借用杀岳飞、第二次收兵权的余威，采取种种措施，不断削弱吴氏军事集团，但吴氏军事集团却仍然保持了它的家族色彩和世袭兴州的兵柄。这可以说是南宋军政上的一个特例。

吴氏军事集团的形成、发展、衰亡，经历了由抗金到叛宋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而抗金与叛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又决定了吴氏军事集团的兴衰荣辱、成功和失败。

要正确评价吴玠、吴璘、吴挺、吴曦的历史功过，就必须正确认识抗金战争的性质；而要正确地认识抗金战争的性质，就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国从秦王朝统一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境内繁衍生息的各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不同，各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作用也就因此有大小的差异，各民族政权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作用也就因此而有积极和消极、主导和从属的差异。

如果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这种重大历史格局的变化作为界标，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把从秦统一到隋统一确定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阶段，把从隋统一到元统一确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把从元统一到鸦片战争确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阶段，那我们就不难从各封建王朝的兴衰婵变中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力量对比变化的态势。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尽管北方曾出现过强大的匈奴政权，而且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势力也呈现出不断的增长的态势，以致在它的后期还出现了五胡十六国与东晋、北朝与南朝的南北对峙局面，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势力却从未逾越过江淮一线。从总体上看，汉族政权始终是这一时期的主体政权。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则在汉族先进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完成了较为彻底的汉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势力的增长明显加快。这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完成第二次中国统一的隋王朝本身就是一个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二，隋唐初期，突厥作为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再次在北方崛起。其三，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抗衡力量在逐渐下降。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势力要获得长足的进展，唯一的条件就是中原汉族政权统治区的内乱。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中，秦、汉之后，北方少数民族乘三国鼎立之机，其势力开始逐步发展，但速度却很慢，以致西晋政权还能有力量完成中国短暂的统一。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中，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隋、唐之后，五代十国同三国的状态相仿佛，中原分裂的时间也都在60年左右，但北方的契丹族却发展很快，并建立了政权，以致北宋有力平灭五代十国，但却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统一的程度还不及西晋政权。南宋王朝与金朝的南北对峙相当于前一阶段的东晋与五胡十六国的南北对峙。但是，由于蒙古政权的突然兴起，这一阶段的南北对峙便因元统一而告终了，未能像前一阶段那样再经历一段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

蒙古政权的兴起彻底改变了汉族政极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元王朝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统一，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首次完成的中国统一。在由此而开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个阶段中，共历经三个王朝，而作为汉朝政权的明王朝是被夹在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元王朝和清王朝当中的，汉族政权在力量对比上已远远落后于少数民族政权，已无力独自主宰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了。

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中国、入主中原，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疆域，但同时也给中国汉族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因素，从而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封建社会在衰落阶段突然与欧洲的历史发展水平拉开了距离，大大落后于世界文明的进程，这与尚未完成封建化的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中国、入主中原后的落后统治是有直接关系的。

当然，这决不是说少数民族政权就不能统一中国、入主中原，而是说它们入主中原、统一中国的速度应越慢越好。从中国历史上看，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员，由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开发边疆地区是有着巨大历史贡献的。但他们由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往往在边疆地区崛起后仍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进入中原就势必会破坏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尽管“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但这个过程则需要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当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征服黄河流域后，少数民族政权与退保南方的汉族政权夹江淮、秦岭一线的南北对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在这种对峙中，汉族政权在主观上是保全自身的统治，而在客观上则是保卫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汉族政权在这种对峙中还凭借着“正朔所在”的正统地位，发挥着经济文化方面的主导作用，影响着统治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进程。

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和发展阶段后期的两次大规模南北对峙的不同结局的观察，我们便能更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对峙的进步意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阶段的后期，东晋与南朝抵御住了北方十六国和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侵，形成了将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局面。在这长期对峙中，统治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仅完成了高度的汉化，而且北方也实现了民族大融合，为隋的统一和唐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后期，尽管南宋最终未能抵御住元朝的进攻，未能把攻灭了西夏和金朝的蒙古政权长期抑留在黄河流域经历必要的汉化，结果使还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习惯于游牧生活的蒙古政权统一了中国，从而导致了中国历史的倒退，但是北宋和南宋却抵御住了辽朝、西夏、金朝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侵，在保卫中原先进文明的同时也促进了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南方汉族政权抵御尚未完全完成封建化进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侵的斗争都是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南宋的抗金战争自然也是如此。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高度发展的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在宋代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而宋金战争之初，金王朝尚处于奴隶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它攻灭北宋、占领黄河流域对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广大汉族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2）；“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3）。金朝统治者还对汉族人民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和野蛮的奴隶制掠夺。“下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4），强迫汉族人民“被发左衽”；这与后来满清王朝的“剃发令”完全一样。金军还大肆捕捉汉族平民，把他们变为战争奴隶，标价出卖，或押到回鹘换马，或押到萌骨子、迪烈子、室韦、高丽为奴。

对南宋的侵掠，金军更为残暴。公元1129年（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金兵分两路从长江下游和中游地区南侵，追赶宋高宗和隆佑太后。由于金军并没有长期占领江南的意图，所以对江南地区实行了“扫荡”式作战，沿途烧杀掳掠，穷凶极恶。如攻入杭州后，金军“纵兵大掠”，临走时“遂纵火，三日夜烟火不绝”；攻入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卤掠金帛子女既尽，乃纵火燔城，烟焰见百余里，火五日乃灭”^（6）。可以说，女真贵族所代表的奴隶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破坏和阻碍作用。

面对金军的野蛮进攻，南宋军民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一大批抗金英雄脱颖而出，以其卓越的抗金业绩崭露头角，登上了历史舞台。吴玠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

南宋初年，统兵大将中较有声望的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但是，除韩世忠之外，刘光世和张俊都是庸将懦夫，只是靠着资历忝为大帅。这时，因南宋王朝初建，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从而得以发挥才能，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7）

纵观吴玠的一生，尽管他飞扬跋扈、陷害曲端、排挤同僚，而且“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8），然而作为一名优秀将领，他身上依然洋谥着许多光彩照人的东西。《宋史》卷366《吴玠传》称他“喜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兵为之死。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

吴玠尤为擅长战役的具体组织，善于布置阵势，巧于利用地形，精于以长制短。在他死后，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曾向吴璘等人询问吴玠所以能制敌克胜的原因，吴璘介绍说：

璘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退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遇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

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中国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坚忍。尽吾长技，洞中（重）甲数百步外，则彼固不能及我；据其形便，更出锐卒，与之为无穷以挫其坚忍之势，则我固有以制彼。至于决机两阵之间，变化如神，默运乎心术之微，则璘有不能言^（9）。

吴璘在军事成就上显然不足与吴玠齐名。《宋史》卷366《吴璘传》说他“刚勇，喜大节，略苛细，读史晓大义，代兄为将，守蜀余二十余，隐然为方面之重，威名亚于（吴）玠”，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王曾瑜先生认为：“人们谈论川陕保卫战，往往以吴玠和吴璘并称，这并不确切。吴璘只是吴玠生前的重要助手之一，却非唯一副手。故吴玠死后，吴璘并未继任川陕大军统帅，而是与杨政、郭浩分统川陕大军。吴玠之有吴璘、杨政，与岳飞有王贵、张宪相似。吴璘亲自统军之后，前有剡湾大捷，后有德顺之大败，显然不足与其兄齐名。”^（10）

尽管如此，但在吴玠、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南宋第一代将领之后，吴璘与刘錡在第二代将领中，与杨政、郭浩、杨存中、李显忠、邵宏渊、王权、王宣等人相比，无疑在指挥艺术和军事成就上都高出一筹。如果说在第一代将领中岳飞、吴玠是姣姣者，那么，在第二代将领中，姣姣者则非吴璘、刘錡莫属了。但在顺昌之战中一举成名的刘錡却在宋金第三次战争中因怯战而声誉一落千丈，而在德顺撤兵时遭到失败的吴璘却被人们所同情和理解。吴璘的德顺之败与刘錡的淮南之败在性质上是有天壤之别的。应该说，与刘錡相比，吴璘显然是要稍胜一筹的。

由于吴璘统兵时期的政治条件与吴玠时期不同，因此吴璘与吴玠相比，政治作风和军事作风都迥然有别。

宋金绍兴议和后，南宋王朝的偏安统治得以稳固，对武将的控制也随之进一步加强。因此，资历较浅的吴璘不敢有吴玠那种跋扈和专断的作风，只能以谦逊和谨慎来消除南宋朝廷的猜忌。他待人比较宽和，部将犯法当死，他流泪斩之，厚抚其家属；士卒有过错，他总是再三警告，不改过再予以处罚；他不愿揭人之短，也能够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攻讦。临安朝觐时，当儿子被授予较好的官职后，他便谆谆告诫儿子，说：“上以我故，加汝等以官。我日念无功可报上，汝若不廉勤以自效，吾虽死地下，亦不汝佑！”^（11）在军事指挥上，吴璘也不敢有吴玠那种敢做敢为的勇气，只能处处听命于朝廷，受四川安抚制置使以及朝廷侍派的四川总领、川陕宣谕使的掣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吴璘淋沥尽至地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吴璘一生指挥了两次重大战役——剡家湾之战和德顺之战。剡家湾之战，吴璘被“金字牌”召归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胜利；德顺之战，吴璘迫于宋孝宗的诏书而匆匆撤军，由此遭到失败。可以说，吴璘的军事才能在相当程度上被南宋王朝错误的军事路线葬送了。

由于吴璘统兵时期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已趋干平衡，陕西金军也转攻为守，不再主动南侵，因此吴璘用兵不再墨守吴玠以守为攻的方针，而改为以攻为守，主动进攻秦陇地区。宋军历来短于进攻，拙于野战，作战方针的改变，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给吴璘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在部队作战的进攻战术上呕心沥血，亲自做了设计。吴璘“读史传晓大义，幕府文书，轻重之间亦时自窜定”^（12），文化水平高于吴玠。他利用这个优势，总结实战经验，纂写兵书，指导作战。他“集善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13）的进攻战术在原州之战中曾得以实施。尽管这套战术在布阵上有呆板之嫌，加之姚仲指挥不当，从而导致了宋军的失败，但在战斗中，居于后阵的姚志因充分贯彻了吴璘“以劲弓强弩制其重甲，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其弓矢”的原则，在主力己被金军击败的情况下却反而能挫退金军，保全了自己，这说明吴鳞的这套进攻战术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宋史》卷366《吴璘传》说吴璘所著《兵法》被“知兵者取焉”并非妄言。

吴璘统兵时期也是四川宋军军事势力最鼎盛的时期。当时，兴州、兴元、金州三大都统司不仅兵员充足，“义士”武装也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四川各作院制造的各种武器装备数量极多，宋人形容为“所在山积”。因此，在宋金第三次战争中，吴璘指挥的四川宋军的进攻作战规模和一度收复德顺军、镇戎军、巩州等十三州军的战果都是南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然而，由于南宋王朝缺乏总体作战的认识，战争总动员的准备不充分，以致四川宋军独当一面，功亏一赏。张浚在《奏虏势及海道进取等事状》中曾披露其真像，说：

臣自去年冬即具奏，乞为东西相应之举，与故镇江都统张子盖反复计度。当时，所任将佐、所差舟揖、所募忠义之人议已素定。会子盖卧病连月，而福建海舟逾期不来，致使川陕之师独当一面。失此机会，诚可叹息也^（14）。

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竟形同儿戏，宋军焉有不败之理！《宋史》卷366的“论曰”：“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这是不正确的，是从吴曦之乱的结果着眼而诋毁吴玠和吴璘，为南宋王朝开脱罪责。

吴挺属于南宋王朝的第三代将领。所谓第三代将领，是指在宋金第三次战争中经历过战火考验、由统制、统领之类的中级军官在隆兴和议后逐步升任都统制的高级将领。他们统兵的时期，正是隆兴议和至宋金第四次战争爆发期间的四十年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武将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吴氏三世为将，威震西蜀，其权力自然首当其冲地遭到朝廷削夺。

在吴璘死后，虞允文对吴氏势力的整肃已使吴氏势力大伤元气，而吴挺被征调出川，已使吴氏在四川统兵的历史出现了断层。其后，吴挺尽管受到宋孝宗倚重，重返四川，担任兴州都统达十九年之久，但其权力和势力却难以望及吴玠、吴璘之项背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吴挺资历尚浅，没有重大军功，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南宋朝廷的一大批官员始终存有“蜀吴氏世领兴州，积威难制”^（15）的成见，必欲除之而后快。

从南宋的历史看，任何出类拔萃的军人都很难当好一名和平时期的将军。《宋史》卷366“论曰”：“（吴）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然而，他在担任兴州都统期间，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尽管他对战备十分重视，通过努力使“西路骑兵遂雄天下”，但兴州宋军的战斗力却明显下降，已经看不到吴璘统兵时期“西兵为天下最”的气象了。淳熙十三年（1186），南宋王朝曾以都统司为单位对全国军队进行了“射铁垛”的弓弩考核。这次考核合格者以建康都统司为最多，有10856人；淮东强勇军为其次，有7017人；第三为镇江都统司，有5310人；第四为鄂州都统司，有2530人；第五为马军行司，有2387人；兴州都统司名列第五，有2ll4人；兴元都统司合格者为1684人，金州都统司合格者仅为257人^（16）。南宋军政腐败，考核中弄虚作假的情况极多，这次考核的成绩不一定就真实，但从一个大面上看，兴州都统司弓弩使用的能力下降却是事实。单就兴州与兴元比较，兴州就不如兴元。当时兴州共有官兵六万，而兴元仅有官兵二万。兴州的考核合格率仅为35‰，而兴元则为84‰。

当患有精神病的宋光宗即位后，因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剧，南宋朝廷对武将的异动更为警惕，因此，在吴挺死后，吴曦便受到了严格限制，连回蜀奔丧也被朝廷强行禁止。这使吴曦与当政的留正、赵汝愚等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绍熙内禅”后，他效力于韩侂胄集团，升任殿前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成为韩侂胄集团中的军事台柱。

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合称“三衙”，原为主管全国禁军的军事机关。南宋建立后，其地位明显下降。但从宋光宗时期起，由于殿前司在政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绍熙内禅”有殿帅郭杲参与，“嘉定更化”是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暗杀韩侂胃，因此殿前司的地位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白势化而得以提高。吴曦担任殿帅，足见他在韩侂胃集团中地位之重要。

“开禧北伐”失败，吴曦在感到韩侂胄集团难以自保、金军兵临城下的形势下，走上了叛宋降金的道路。吴曦叛宋，可以是说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白热化的结果，但他的叛宋却是以降金为前提的。四川人民在长期的抗金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蜀人所以助钱助粮者，只买一个不左衽”^（17）。他们支持抗金为的是保全国家、保全家园，因此吴曦叛宋降金，大失人心。在短短的四十一天中，吴曦便被诛杀，身败名裂。

在吴曦之乱后，四川宋将杨成曾对吴氏军事集团的兴衰成败评论说：“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百战以保蜀，传之四世，恩威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吴）曦为畔逆，诸将取之如取孤豚。”^（18）这说明，在抗金斗争这个根本问题上，吴玠吴璘由于战功卓著，客观上抵御女真贵族所代表的奴隶制，维护了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称赞和拥护；而吴曦叛宋降金则必然受到人们的一致唾弃和反对。

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说。吴玠、吴璘、吴挺的抗金业绩必将永远彪炳于史册，而吴曦的叛宋降金必将遗臭万年。

注释：

（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3）庄绰：《鸡肋编》卷中。

（4）《中兴小纪》卷7。

（5）《宋史》卷447《李邈传》。

（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

（7）（10）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见《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期。

（8）《宋史》卷366《吴玠传》。

（9）王纶；《吴玠墓志铭》。

（11）（12）《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13）《宋史》卷366《吴璘传》。

（14）《永乐大典》卷10876。

（15）袁燮；《絜斋集》卷13《黄度行状》。

（16）《宋会要辑稿·兵》一九之33。

（17）《蜀文辑存》卷84《催王遂入蜀状》。

（18）《宋史》卷416《吴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