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权力危机

一、第二次临安朝觐

自从德顺撤军遭到大败之后，吴璘在政治上明显受到了冷遇。他与四川制置使沈介的关系不太融洽。这位曾担任过宋高宗中书舍人的沉介，似乎是个极难对付的人。幸好沈介于隆兴二年（1164）冬就被调离了四川，授予权兵部尚书，担任湖北京西路制置使去了，这才使吴璘松了一口气。但兵部侍郎胡铨在朝廷上书批评他，却又使他再次感到愤懑，难以忍受。而且，在金州都统王彦从四川的调离以及对于吴拱的弹劾和处分的问题上，宋廷都没有尊重他的意见，这不能不在他心中投下浓重阴影。隆兴和议的签订，更使他感到寒心。当他接到宋孝宗关于隆兴议和、休兵罢战的诏命后，几乎不能自持了。出于激愤，他立刻向宋廷上奏，“抗章请朝”^（1）

公元1165年（宋孝宗乾道元年，金世宗大定五年）初，宋孝宗亲自给吴璘写了封回信，同意他到临安觐见，并告诉他可以带家眷同往。吴璘将宣抚司的有关事务作了安排后，便携带家人动身离开四川，泛江而下，前往临安。

吴璘是一位多子女的将军。其妻为王氏，绍兴三十二年（1162）已去世。其妾为张氏，被封为淑人，似乎较得吴璘宠爱。吴璘与王氏、张氏共养育了十二个儿子：吴援、吴掖、吴扩、吴揔、吴挺、吴拭、吴拯、吴掞、吴抦、吴扬、吴揆、吴撙。其中，吴援、吴扩、吴揔、吴拭、吴拯皆为王氏所生，其余诸子则为张氏所生。吴璘的女儿不见记载。他与姚仲是姻亲，但不知是其子与姚仲之女婚配，还是其女与姚仲之子婚配。

这次吴璘前往临安朝觐，并未尽数携带家人同往。当时吴援正担任着知蜀州，吴揔正担任着知洋州，吴拭正担任着四川宣抚司主管书写机宜文字，吴掞正担任着利州西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公务在身，不可能前往临安。至于吴挺，因军务在身，更不能离开。吴璘行至半道，心中感到忐忑不安，于是向朝廷呈交了一封奏疏，请求朝廷免去他的宣抚使之职。不久，他在旅途上便接到了宋孝宗的诏书，对他的辞职请求予以婉言驳回。吴璘心里感到快慰，但为了表明自已的态度，他接着又上疏请求致仕。宋孝宗知道对于吴璘这种请求的同意与否，在这种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微妙的暗示。于是，他再次下诏，婉言拒绝。在上疏下诏的一往一复之伺，吴璘的旅途便结束了。

四月初，吴璘抵达临安。23年前的六月，他曾来临安朝觐。当时的临安，作为临时的帝都，还草创不久，规制不全，而现在的临安却异常繁华，加之时值初夏，繁花似锦，益发显得美丽动人。诗人杨万里在《初夏清晓赴东宫讲堂，经和宁门外赏花市》一诗中，对初夏时节的临安咏赞道：“剩风残雨一向颠，花枝酒盏两无缘。忽逢野老从湖上，担取名园到内前。芍药截留春去路，鹿葱交上夏初天。众红半霎聊经眼，不枉皇州住二年。”然而，吴璘此时绝无“皇州住二年”之心，他只想借这次朝觐之机，叩见太上皇和皇上，把自己的败绩洗刷洗刷、把自己的心迹表明表明而已。

得到吴璘抵达临安的驿报，为了抚慰这位眼下资历最深的宿将，宋孝宗立即派遣中使郑邦美专程前往吴璘下榻处劳问，赏赐加等，以示礼遇的隆重。次日，宋孝宗在便殿召见了吴璘。见到这位只闻其名、未曾照面、然而又是他的棋盘中的一个重要棋子的西边大将，，年青皇帝对他慰谕再三，并听取了他对川陕局势的意见。宋孝宗对将来接替吴璘的人选尤为关心。当他问及吴璘诸子的情况时，实质上就是在委婉地表达着这个意思。对此，吴璘心里也很明白，于是便直言不讳地说：“臣第五子挺，忠智可任。”宋孝宗心里早有打算，但他嘴上却不失身份地赞同吴璘的意见，说： “吴挺是朕千百人中亲选出者。”^（2）接着，宋孝宗又安排吴璘去德寿宫朝见宋高宗这位太上皇。

德寿宫是宋高宗内禅后的住所，号称“北大内”。宫内有一大池，引湖水灌注。这个大池是宫内建筑布局的中心——“其上迭石为山，象飞来峰。有堂名冷泉，楼名聚远。又分四地，为四时游览之所。”^（3）在这座花园式的建筑中，闲退的宋高宗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依然余威犹在。杨万里经常出入宫廷，对宋高宗的闲退生活是极为留意的。他在《德寿宫庆寿》一诗中写道：“天父晨兴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风廊。忽然鸣跸珠帘卷，万岁声传震八方。”诗中的情景并非想象虚构。闲退后的宋高宗对一般政事是不予过问的，但对重大问题，他却仍然十分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握有最后的决策权。因此，赴德寿宫朝见宋高宗，可以说是一种隆重的政治礼遇。

在德寿宫内，宋高宗见到吴璘，追忆往事，叙谈君臣旧情，感慨万千。临别时，宋高宗特意对吴璘说：“朕与卿，老君臣也。自可数入见。”宋高宗是位极善拉家常，以平易近入的姿态来笼络人心的皇帝。他的话使吴璘感动不已。

叩别宋高宗，从德寿宫回到下榻处后，吴璘又接二连三地收到不少御赐礼物。宋高宗、宋孝宗不断派人慰劳吴璘，御府异馔，赐无虚日。早在两年前，宋廷已准许吴璘可以立家庙、祭五室。眼下，宋高宗和宋孝宗又送给他成套的御制祭器。宋孝宗还特意让皇子谒见吴璘，以示格外的宠遇。

五月，宋廷册封吴璘为太傅，进封新安郡王。出于礼节，吴璘三次上章恳辞，但宋孝宗派遣中使传达诏谕，驳回了吴璘的辞请，并下诏任命吴璘“仍领宣抚使，改判兴元府”。当时随父来到临安的吴璘诸子在朝见皇帝后，“皆蒙异数，恩礼赫奕，宠绝一时”^（4）。

六月，宋孝宗下诏让吴璘还镇。宋高宗和宋孝宗都分别为吴璘设宴饯行。宴席间，君臣无拘无束，气氛融洽。在离开临安时，吴璘还恃意到德寿宫向宋高宗辞行。吴璘十分哀伤地说：“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远离阙庭且万里。恐不复再瞻天日。”宋高宗也为之动情。吴璘泪流满面，他也老泪纵横。宋高宗解下佩刀，赐予吴璘，说：“异时思朕，视此可矣。”^（5）

八月，吴璘冒着酷署回到汉中赴任。临安朝觐，吴璘所受到的礼遇超乎寻常，以致“观者叹息。以为前此未有”^（6）。新来的四川安抚制置使、敷文阁直学士汪应辰也禀承皇帝的旨意，对吴璘格外尊敬。在吴璘开四川赴临安朝觐的期间，他特意以安抚司的名义推荐吴挺权知兴州。

吴璘改判兴元府，而兴州则由吴挺权知，这种安排是令吴璘心满意足的。不久，吴挺上奏朝廷，请求免去自己以前兼任的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的空衔。宋廷同意了吴挺的请求，并宣布了对吴挺的提升：“兴州驻扎御前中军统制吴挺近已自陈除落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理宜优别。可特与升差本军都统制，填吴拱旧缺。”^（7）

十一月，当这道命令到达四川时，吴璘吴挺父子都非常高兴。宋廷的这种安排是有深意的。由于宋金议和和年老体衰，吴璘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做为了。特别是德顺撤军失败，使吴璘自觉英雄气短。宋廷出于“赵宋家法”，特别警惕武将功高震主，而对于败军之将则较为宽容。因此，对于吴璘这种因特殊原因而先胜后败的老将，宋廷自然就更加优容了。

二、吴璘之死

吴璘到兴元府上任后，把主要精力从宣抚司的军务中抽了出来，遍访民间疾苦，开始致力于民政事务。

吴璘过去早就知道姚仲在兴元主政时有侵吞“赡军、常平窠名”以充“抱认酒税、擅置坑治、多占官军义士以充其役”的劣迹，也曾对姚仲的行为加以制止，但终因自已不能直接管理兴元府的民政，加之姚仲的这些活动多少又同军队的供给有关，所以他对兴元府的事情并未多加过问。

这次到兴元府上任后，他通过调查访问，了解到百姓对军粮收购和征收维修褒城古堰的竹木时官史舞弊的行为反映最为强烈，于是便着手解决这两个问题。

汉中盆地是蜀口宋军军粮的主要供给地之一，但兴元府的军粮收购却有严重弊端。每逢夏收秋收之际，主管军粮收购的官吏便大肆营私舞弊。他们采用大斗进、小斗出的伎俩，收购百姓粮食时用大斗，或者在标准斗的斗面上做手脚多收粮；等军粮入库时，他们又重新盘量，从中渔利，获取所谓“羡余”。百姓深受其害，军粮收购也受到影响。于是，吴璘颁布命令。严禁官吏在收购军粮时盘量粮食，让交粮的百姓自己用文思院制订的标准斗量粮。以杜绝官吏的舞弊行为。

维修褒城古堰的竹木征收由来已久。褒城等县为古灌溉区，各有古堰，分水灌溉农田。古堰需要常年维修，于是宋政府规定：根据民户各家的田土数量分别征收相应数量的竹木，用于古堰维修。但官吏却相沿为奸，利用征收之机，采用非法手段超量征收百姓竹木以饱私囊，而对维修古堰、水渠却不感兴趣。久而久之，古堰及其配套的水渠因年久失修而埋塞淤积，丧失了灌溉功能。但官府却依旧征收竹木，使百姓叫苦不迭。吴璘于是以宣抚司的名义调动军队，命令士兵修渠筑堰，疏浚淤积，使褒城古堰水利工程又恢复了灌溉功能，而且还顺便新开垦出水田数千顷。

公元1166年（宋孝宗乾道二年，金世宗大定六年）八月，宋孝宗下诏，命吴璘复判兴州^（9）。兴州乃四川重镇，其地位比兴元重要得多。表面上看，这是倚重吴璘，但实际上却不然。兴州原由吴挺权知，吴璘判兴州，自然就挤掉了吴挺。

宋孝宗的这项决定与四川制置使汪应辰有关。他到四川负有一桩秘密使命，即监视吴璘，随时将吴璘的活动上报朝廷。汪应辰出身贫寒，但读书用功，十八岁便蟾宫折桂，成为状元。秦桧当政时期，他因政见不同，三次遭贬。复杂的经历，养成了他极深的城府。到四川后，他对吴璘貌似恭敬，心怀叵测，密奏朝廷，称“关陕大将系国安危，所当预图”^（10），导致了吴璘复判兴州。

吴璘复判兴州不到三月，宋廷便给汪应辰送来宋孝宗的密诏。在密诏中，宋孝宗指示汪应辰：“如吴璘不起，收其宣抚使牌印，权行主管权事”^（11），制定了以制置司代管宣抚司事务，以完成收吴氏兵权的策略。

利州路位于四川的北部，与秦陇接壤，是四川驻军的主要地区。绍兴十四年（1144），为了防止武将权力的过分集中，宋廷将利州路一分为二，西路治兴州，东路治兴元。现在，为了使吴璘死后，四川制置司更能有力地控制整个利州东、西两路，公元1167年（宋孝宗乾道三年，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宋廷颁布命令：“合利州东、西路为一”^（12）；“以吴璘为安抚使，兼四川宣抚使，兼知兴元府”^（13）。这样，在吴璘死后，四川制置使汪应辰所代管的就不仅是利州东路或利州西路了，而是整个利州路。

对于朝廷的猜疑，吴璘洞若观火，表面却佯做不知。他知道自己的丧钟敲响以后，吴挺将有极大的危险。在四川三都统制中，金州都统任天锡极得知枢密院事虞允文的信任，兴元都统王权乃朝廷特遣之人，而吴挺作为兴州都统的候补者，自然处在受猜忌的地位。因此，在生命的尽头，他毅然打发吴挺以入朝奏事的名义，离开四川，前往临安，明智地做出了放弃权力的姿态。

尽管如此，宋廷仍对吴璘极不放心，不断命令汪应辰将吴璘的动态密报朝廷。而汪应辰的密报也确实十分精细。他在写给同知枢密院事陈俊卿的报告中写道：

吴宣抚二月二十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绵州者。既传其所苦已自安然，二子尚未回任也。某仰辱下问辄此缕缕上禀，悟易知罪^（14）。

报告中的“知利州者”，是吴璘长子吴援；而“知绵州者”，大概是其三子吴扩。从报告看，吴璘在二月病危，故急召二子回兴州。但他的病情其后又有好转，因此二子滞留不回颇遭猜忌。

然而，病情好转后的吴璘，心中却很坦然。他清楚自已不久便将离开人世，病情好转只是回光返照而已。他请来一位幕客，说；“为我草遗表。”幕客说：“郡王安宁如此！何遽出不祥语？”吴璘答：“死生之机，默存吾胸中，人安得知！君第为之。”吴璘口授大意，幕客草表。吴璘直言不讳，在遗表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向宋孝宗吁请：“愿陛下毋弃四川！毋轻出兵！”

在写遗表的前数日，吴璘已写好了遗嘱。但不准家人在他未断气之前开启。当吴璘死后，家人打开遣嘱一看，他只谈到了家庙等几件事情，内容十分简略。

不久，吴璘病情加重。他立刻向朝廷上章请老。宋廷同意了吴璘的请求，下诏宣布：“太傅、奉国军节度使、四川宣祆使吴璘除太师，依前奉国军节度使、新安郡王致仕。”^（15）然而，当这封诏书千里迢迢下达到四川时，巳是六月十三日。吴璘已死去近一个月了。

五月十七日，吴璘在饱受病魔的折磨后，安静地死去，时年六十有六。兴州沉浸在一遍悲痛之中，军民号哭失声，至于罢市。宋孝宗为了表示悼念，下令辍朝二日，并赠银两绢匹各千、钱五千贯；宋高宗也赠银千两，以示悼念之情。

四川制置使汪应辰写了两首悼念诗。其一云：“节义家传久，艰难始见忠。一心惟殉国，百战竟平戎。环列周庐肃，官仪道路同。细看麟阁上，谁得似初终！”其二云：“太傅元功首，汾阳异姓王。恩荣兼二美，声迹远相望。名载风云会，神游水月乡。维师空赠典，无复见鹰扬。”^（16）不论汪应辰本心如何，他这两首悼念诗可以说是吴璘一生军功、恩荣的真实写照。

三、权力更换

早在吴璘临死前夕，宋廷已在处心积虑地考虑能取代吴挺、总领兴州大军的兴州都统制人选问题了。宋孝宗一面诏令汪应辰“万一吴璘果不起，令制置司径作得旨，一面收取印意，权行主管取事，申取指挥”，一面又诏令汪应辰推荐兴州都统制的合适人选。汪应辰在其《应诏荐将帅、辞免权宣抚札子》中推荐了吴拱、吴胜、姚仲三人：

……臣伏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安远军承宣使、知阶州吴拱，……其父吴玠，……而拱又能如此，非独士卒乐用，百姓亦喜之。如隆兴二年，金人大入，诸将皆出，独拱祁山一战之捷，人赖以安。……

又伏见果州团练使、阶成西和凤州兵马钤辖、御前后军统制、节制利州屯驻军马吴胜，骁勇忠朴，处事平允，晓练军政，善拊士卒。比之吴拱，可以为次。

又伏见降授郢州防御使、充荆湖北路马步军总管姚仲，……绍兴三十一年原州之战，盖恃勇轻敌，以致失利。然士卒初无闲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闲废，常有感慨发愤、刷耻自效之志。既而沉介为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随行，亦以缓急可使^（17）。 

除汪应辰之外，其它相应级别的官员也应诏推荐了姚志、王贵、张平等四川将官。对于这些人选，除吴拱、姚仲已为宋廷深知，只是不肯启用之外，都被宋孝宗从四川召至临安，一一面试。

吴璘病死的前十来天，宰执进呈汪应辰奏报，称“吴璘以病，呼其子援至兴州。今病未愈”^（18）。为此，宋孝宗专门和虞允文、蒋芾讨论了吴璘继任的问题。

宋孝宗说：“万一吴璘不起，谁可以代之？”又问虞允文：“卿前言，任天锡可代吴璘。亦是？”

虞允文回答：“不职任天锡，顷在山前，闻诸将士多服之。”

蒋芾插话：“闻其人已老，亦是宿将。”

宋孝宗说：“可召赴行在，试观其人。”接着，他又说：“近又召王贵、张平、姚志、吴胜等，一无可使者。俟其归，朝廷宜行举者赏罚，以警诸将，使他日无敢以不才之人为统制官也！”^（19）

吴璘病死后半月，死讯尚未传至宋廷。六月四日，宋孝宗又召集宰臣讨论吴璘继任的问题。宋孝宗说：“吴璘病极，诸将未有可代之者。昨召任天锡，外闻其人已老，万一不堪，何人可用？且令汪应辰移制置于利州，暂时节制诸军马，朝廷却徐择其人。”

陈俊卿上奏：“诸将极难得人。且如知洋州、都统制王权亦未甚惬众论。”

宋孝宗说：“朕亦知之，但无其人，当时且令往。朕朝夕亦不放心。”

虞允文上奏：“此人淮西两败事，如何可用！诚是，诚是。”^（20）

于是，宋孝宗终于痛下决心，诏命吴胜为利州东路都统制，取代王权。兴元都统比兴州都统，事权相对为轻。兴元都统的人选尚如此犹豫难决，便可见南宋朝廷在决心完成四川权力更换的时候，所面临的困难是多么巨大。

在四川，汪应辰在吴璘死后，立即按既定方案，接管了宣抚司事务，并将制置司移到了利州，以便就近指挥。接着，宋廷又命汪应辰权节制利州路屯驻御前军马，又再一次将利州路分为东、西二路，将东路部队交由吴胜指挥。

六月七日，宋孝宗得知吴璘死讯后，对汪应辰放心不下，于是召见了知枢密院事虞允文，说：“吴璘既卒，汪应辰恐不习军事，无以易卿。”^（21）非常客气地请虞允文出马：“卿其为朕一行！”^（22）并告诫虞允文：“凡事不宜效张浚迂阔。军前事，卿—一亲临之。”^（23）他当即拜虞允文为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宣抚使。事后，宋孝宗又觉得虞允文的官衔还轻了一些，便又下令让虞允文依旧挂上知枢密院事的头衔入蜀，其所领机构称枢密行府，以便虞允文用中央及四川宣抚司的双重名义号令四川，以镇坤维。

配合虞允文入蜀，宋孝宗在六月八日下诏，命令吴挺起复，将他调离兴州，改任金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知金州、兼均房开达州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

吴璘病重之前，特意派吴挺到临安奏事。吴挺到临安后，宋孝宋拜他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节制兴州军马之职，离兴州都统制就只差一级了。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又是类似“近卫军”的最高荣誉头衔。吴挺满心喜悦，辞别临安而回返四川的路上，便得到了父死的噩耗。他衔哀星奔，毁顿骨立。殊不知，他赶到父亲灵前没几天，朝廷竟又给他下达了改任的命令。

吴挺的新任官职，从职务上看，自然是高于他的原任官职的。然而，从权力上看，金州比兴州却又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吴挺的这次升迁，实质上属于明升暗降。吴挺心内怏怏，抗章力辞，愿意为父守丧而不愿赴任。宋孝宗知道吴挺的意思，坚决不同意，婉言拒绝了他的辞请。

吴挺无可奈何，又值“防秋”时期，为了避免遭到更深的猜忌，他不敢再次上章抗命，只得悲凉凄楚地离开了兴州，单骑上路，去了金州。

在金州，吴挺再次上章，请求离职，归家守丧。然而，他的这次上章换来的却是再次调任的命令。不久，他即被调任利州东路总管、兴元府驻扎，手中几乎没有了权力，成为一名掌管地方部队的长官。在兴元府上任后，吴挺又一次力申前请，要求为父守丧。这一次，宋孝宗倒是很痛快地应允了他的请求^（24）。

在吴挺离开兴州后，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益昌（今四川广元市）开府，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四川军政。在离开临安之前，宋孝宗曾给虞允文交代了入蜀后必办的九件大事。这九件大事中，整顿军队是主要内容。虞允文重建兴洋义士、房州义士、房州保胜军等民兵组织，淘汰正规屯驻大军中的老少病弱、不堪作战者，并对中、高级军事将领进行了大起大落的调整。兴州都统制任天锡由于“在军侵用官钱数万计”^（25），被虞允文弹劾，责授忠州团练副使。于是，虞允文推荐荆南都统员琦为州都统制，并推荐吴拱接替吴胜，担任兴元都统制。虞允文提拔曾受吴璘压制的吴拱，意在以势力有限的吴玠后人取代势力强大的吴璘的后人。由于虞允文这次大规模的整军，前后“进退偏裨二百余人”^（26），吴璘一系的势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四、吴拱出蜀

公元1169年（宋孝宗乾道五年，金世宗大定九年）五月，宋廷任命王炎以参知政事的头衔担任四川宣抚使，召虞允文回朝，担任右相兼枢密使。一年以前，四川制置使汪应辰也已被召回朝廷担任了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由晁公武接任了四川制置使。

王炎入蜀后，因利州东路、利州西路又得到朝廷命令合并为利州路，所以王炎仅于十月上奏宋廷，将吴拱的职称由利东都统改为兴元都统，员琦的职称由利西都统改为兴州都统，王承祖的职称由金房开达州副都统改为金州副都统而已，对虞允文的人事安排，未作任何大的变动。吴挺依然在家守丧，遭到冷落。

公元1170年（宋孝宗乾道六年，金世宗大定十年）吴挺守丧三年期满，应该复出为官了。宋孝宗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让他到朝廷供职，“依前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武昌军承宣使”^（27）。吴挺的荣誉头衔和官衔很高，而职权却很低。他离开四川到达临安后，宋廷特意于七月恢复设置了御前弓马子弟所，命吴挺兼提举。

所谓“兼”，只是一种委婉的措词而已。实事上，吴挺除提举御前弓马子弟所之外，并无其它事权。御前弓马子弟所直属枢密院，是一所招收青年教阅武艺，以选练军官的军事学校。吴挺手下只有干办官二员、指教官十员、押教官二员^（28）。然而，吴挺深明自己的处境，知道克制忍耐。能尽心尽力地把这件自己颇不愿意干而又不得不干的工作干好。

吴挺提举御前弓马子弟所，颇有成绩。同年十一月，宋孝宗根据丞相的建议，设置了神武中军，于是便任命吴挺担任了都统制。神武中军定编为5000人，选江上诸军子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组成。这支部队的士兵不刺字，而且不隶属三衙，直接受皇帝指挥，堪称近卫军中的近卫军^（29）。

能担任神武中军的都统，这对吴挺来说，无疑是命运的转机。然而，吴挺却认为神武中军的设置，违背了宋代传统的建军方针，皇帝直接指挥军队，而绕开三衙将有许多弊端。他直言上谏，力陈其不可。宋孝宗开始听不进去，颇不高兴。事后，他冷静下来，想想吴挺的意见也有道理，便下令让吴挺第二天入对选德殿，再详细讨论此事。结果，吴挺在入对时，将设置神武中军的利弊一一条析，说服了宋孝宗。于是，宋孝宗下诏宣布不设置神武中军，把这件事搁置起来。

通过这场波折，宋孝宗改变了对吴挺的看法。去掉成见后，他才真正认识到了吴挺的才能。不久，他便任命吴挺担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

南宋的三衙，即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与北宋的三衙有很大的不同。北宋的三衙是管理全国军队的最高机关，而南宋的三衙则只是管理皇帝近卫军的机构。尽管如此，但由于三衙的长官与皇帝较为接近，比较容易得到提拔，因此也是一种美官。

步军司同殿前司、马军司一样，不仅负责拱卫京师，而且还担负着部分江淮防务。步军司的部队所负责的江淮防御地段主要是六合一带。因此，吴挺也时常到江淮防线视察防务。对江淮防线所暴露的问题感到担忧。

一天，吴挺趁着宋孝宗单独召见他的机会，向皇上和盘托出自己对江淮防务的看法。他认为：“两淮形势旷漫，备多力分。宜择胜地扼以重兵。敌仰攻则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济者！”^（30）对于吴挺的这个意见，宋孝宗大加赞赏。

公元1172年（宋孝宗乾道八年，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宋孝宗任命吴挺出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十月十八日，吴挺在离开临安前，曾以札子的形式上奏，要求说：

臣兄掖任左武大夫、中军统制日，于绍兴三十二年随姚仲军马收复巩州，军前得病身亡。今有母淑人张氏年近七十，妻淑人郭氏孀居一十余年。伏望矜怜，将张氏、郭氏特赐加封^（31）。

为了表示对吴挺的格外恩宠，宋孝宗下诏破例加封张氏、郭氏为“郡夫人”。按照宋朝的制度规定，节度使以上，其妻才能有这种加封。一些大臣认为这不合制度，提出反对。为此，宋孝宗不得不重新下诏，只加封张氏为新安郡夫人，撤销了加封郭氏的成命。吴挺的请求尽管未能全部如愿，但由此可见宋孝宗对吴挺的态度已由猜疑逐渐转变为宠爱了。

鄂州为南宋长江中游的重镇，领有八县一监，州治江夏县，在长江以南。汉阳在长江以北，与江夏隔江相望。此处乃“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32），也是南宋重要的军事要塞。吴挺的前任秦琪治军无方，鄂州军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下降。吴挺到任后，力革前弊，使军政较有起色。乾道九年（1173），宋孝宗根据陈从古的建议，下令将鄂州都统司和荆南都统司合编为一军。四月，任命吴挺为荆鄂驻扎诸军都统制，以王世雄为副都统制，分治江陵府^（33）。吴挺直接指挥的鄂州大军约有五万余人，而王世雄直接指挥的荆南大军约有二万余人。这样，直接或间接归吴挺指挥的部队已约有八万人左右。从提举御前弓马子弟所到鄂州都统制，三年之间，吴挺的命运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吴挺心中朝思暮想的却仍是回归四川，重振父业。他等待着时机。

注释：

（1）（4）（5）（6）《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2）（24）（27）（29）《世忠保蜀忠德碑》。

（3）《南宋古迹考》。

（7）（18）《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39。

（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

（9）（11）《宋史》卷33《孝宗一》。

（10）《宋史》卷387《汪应辰传》。

（12）《宋史》卷34《孝宗二》。

（13）（26）《诚斋集》卷120《虞允文神道碑》。

（14）汪应辰：《文定集》卷15《与陈枢密》。

（15）《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之79。

（16）《文定集》卷24《挽宣抚吴郡王二首》。

（17）《文定集》卷6。

（19）（20）《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40。

（21）（23）《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22）《宋宰辅编年录》卷17，乾道三年记事。

（25）《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42。

（28）《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七七。

（30）《宋史》卷366《吴挺传》。

（31）《宋会要辑稿·仪制》一十之40至41。

（32）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33）《文忠集》卷34《陈从古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