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处理完孙中山的丧事后，吴稚晖没有像其他国民党要员一样南返，而是在北京留了下来，一是担任中央政府教育部下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副会长，从事他平生所钟爱的推广拼音字母和统一国语工作；一是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参与清点清皇室的财产；三是1925年3月，吴稚晖的子女从英国完成学业回国，从十七岁开始开馆授徒的吴稚晖当教书先生的热情不减，开馆授徒之念重盟，拒绝了张作霖、冯玉祥对其子女的邀请，将吴蔷和吴芙留在北京，准备办学。当然，今日的吴稚晖已不是当年的穷秀才，而是名声显赫的国民党元老，因而他所招收的学生也非同一般：全部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女。5月底，吴稚晖的新式学馆--设在北京东城南小街九十二号的海外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教师是吴稚晖及其子女三人，吴稚晖教国学经史与英文；吴蔷教物理、数学；吴美教化学。学生则全是"党国幼苗"，包括汪精卫子汪婴、女汪洵，孙科子孙治平、孙台强，邹鲁子邹越，李济深女李筱梅，朱执信女朱始、朱薇以及后来加入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等共二十多人。

正当吴稚晖在北京安心办学，一心一意要把这些党国幼苗培养成党国栋梁之时，南方国民党内部反共浪潮激流涌动。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暗杀，事发后，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勒令对此事予以彻底追查。国民党右派面对紧张形势纷纷外逃。其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北上，到达北京西山碧云寺，准备召开国民党一届四次中央全会，以便以会议多数决议的形式排挤共产党。西山会议派很快与北京的吴稚晖取得联系，面对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吴稚晖也改变了他当年对共产党的所谓"羁糜"政策转而倒向离共反共。11月18日，西山会议的预备会开幕，吴稚晖列席会议主席。坐在预备会主席位子上的吴稚晖的真实思想并不与林森、邹鲁等全然相同，一方面他不愿彻底反对汪精卫，另一方面虽然对共产党的壮大有所忧惧，但并不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与之决裂。正因吴稚晖与林森等坚定分子的不同，所以在1926年元旦，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惩治西山会议派的时候，吴稚晖并未被列入被惩治之列。在以后每每提及此事，吴稚晖也总是否认自己是西山会议派。

10．支持蒋介石分共反共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开幕。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正式炮制了《整理党务案》开始实施他的分共政策。吴稚晖深刻领会并赞同蒋介石的决策，与蒋介石配合得天衣无缝。为此，吴稚晖受到了蒋介石的嘉许，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党务会议做出决定，让吴稚晖暂代工人部长。让吴稚晖驻守上海担任工人部长，是蒋介石防范上海共产党和上海工人阶级的一着棋。吴稚晖的任务就是借国共合作为桥梁，渗透到上海工人运动中来，并逐步破坏这一运动。1927年3月，蒋介石抵上海，与吴稚晖等密谈清党大计。3月18日，吴稚晖约集留沪的中监委委员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举行紧急会议，吴稚晖在会上攻击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议"应行纠察"，实行反共清党，提议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并决定将这次反共清党活动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1927年4月12日，按照吴稚晖与蒋介石的策划，蒋介石发动了血腥捕杀共产党和工人的反革命政变。"四·一二"政变以后，吴稚晖又拉拢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形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小帮派，他们于1927年4月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出版了《革命周报》，并在上海江湾开办了一所"劳动大学"，《革命周报》成为反共最烈的机关报，实现着吴稚晖的反共宗旨，而"劳动大学"则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聚散地。但是，无政府主义毕竟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完全合拍，在1929年和1930年分头被勒令停刊、停办。但即便如此，吴稚晖仍紧跟蒋介石，在其后蒋介石与汪精卫以及与桂系军阀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稚晖始终紧紧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与汪精卫和桂系将领战斗，甘做蒋介石的鞍前马后。而对蒋介石而言，自然也乐于有这么一个即以无政府主义相标榜不热衷于争夺权利，却又甘心做他的政治工具的人物。

11．力主抗日与保护民族资本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忙于指挥国民党大军"剿共"。正在南京的吴稚晖眼见国土遭受蹂躏，心中焦急，向南昌的蒋介石发出一份急电，请求蒋介石速回南京商讨对策。蒋介石收到电报后，于当日下午便飞回南京。蒋介石对这一事件表明了态度，要"按照《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国际公论"，要中国人"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吴稚晖本来对日本侵略怀抱愤恨，但见不抵抗态度坚决，已长期以来忠心于蒋介石的他只得暂时收敛起自己的抵抗意图，缄默不语。但忍了三个月后，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在中央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向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提出质疑："不抵抗主义，用得好，能起死回生。用得不好，无异自杀。至若人侵我土，我有武器在手，而取所谓不抵抗主义，则纯乎为军人无耻之表现，根本不配称主义。"而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径，全国人民则表现出强烈义愤，尤其是学生们，站在了呼吁抗日的最前方。全国三十所主要大学的学生派出代表到南京请愿，强烈要求政府派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在南京政府坚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学生要求推诿敷衍的情况下，愤怒的学生忍无可忍，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等并放火烧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南京政府对学生的"过激"行为进行镇压，逮捕爱国学生。当吴稚晖得知学生被抓，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并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学生。可见，对蒋介石忠心不二的吴稚晖，在大敌当前，民族危难的情况下，也保持了自己是"中国人"的一份爱国情怀。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为首当其冲的"殃及池鱼"，由于失去关税自主，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倾销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场所。再加上国民党政府为满足国内战争之需，大规模增加苛捐杂税，中国民族资本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荣氏集团，处境尤其堪忧。到1934年底，全部资产为六千八百万元的申新公司，负债高达六千三百万，作为债权人的十六家银行、钱庄纷纷派人进驻申新总公司，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荣氏集团向国民党政府求援。但是陈公博派出的实业部调查官员得出的《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所得出的解决办法却是政府以三百万元攫夺荣氏数千万元的资产。荣氏家族在无奈与恐慌中想到了吴稚晖，因为吴与荣氏是无锡同乡。吴稚晖于1934年7月12日，分别致函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等，为荣氏企业说情。得到蒋介石的默许，使陈公博攫夺申新的企图无法实施。通过解决荣氏家族经济危机，吴稚晖体察到了中国民族资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意识到政府应该做出一些政策调整，切实保护民族资本。1934年12月，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吴稚晖站在民资资本家的立场上，向会议提交了《请由政府切实设法救济全国纱厂恐慌及推广土布销路，以裕民生而维企业案》及《主由政府励行保护政策，扶助国内产业之发展，并于对外贸易施行管理，以期减少人超案》两个提案，获得大会通过。在1935年11月举行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