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公亶父的妻子太姜，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太伯，有的书里写作“泰伯”，这“太”与“泰”在古代是通用的。这太伯也不是他的名字，只是后人对他的尊称，二儿子叫虞仲，老三叫季历。这“伯、仲、季”是古代的一种排行，老大叫“伯”，老二叫“仲”，如果兄弟有四个，老三就叫“叔”，最小的才叫“季”。后来季历长大，娶了挈任氏之女太任，生下儿子姬昌，就是后来的文王姬昌。据说这姬昌一生下来就有一种祥瑞，有一只红色的飞鸟嘴里衔着丹书，停在姬昌住的窗口。那丹书上写着：“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不敬则不正。枉者废灭，敬者万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意思是说，做事恭敬就能战胜，懈怠者会消亡；仁义战胜欲望会有人们相从，只顾个人欲望就很危险；守住仁义就能传至百世。如果用不仁的手段得到的，而用仁义的手段来维护它，能够延续十世；如果以不仁的方法得到，而又用不仁的手段对待它，那它就会当世而亡。告诫人们一定要行仁义，不能用残暴的手段。这“丹鸟传书”，恐怕又是后世好事者加上去的，是马屁的产物。古公亶父看了飞鸟传来的丹书，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难道我们这一代就要兴旺了吗？难道我们的兴旺就在这姬昌的身上吗？从此之后，他就有意要把自己的位子传给孙子姬昌。他相信姬昌能够昌盛他们的家族。但按照封建的宗法制度，要“立嫡立长”。就是说，在有正妻生的儿子的情况下，先要立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立嫡没有问题，他们三兄弟都是嫡子。但季历不是长子，长子是太伯，太伯以后还有虞仲。想要传给姬昌，就要传给季历。但立他为后有悖宗法，太伯又没有失德的地方，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也不好说出口。心里正在左右为难，这太伯早就看出了老父的心思。老父看好姬昌，想传给季历又说不出口。太伯就与虞仲商量，虞仲也早已明白了老爹的心思，怎么办？按照他们的性格和修养当然不会跟弟弟去争，他们是不想让老爹为难。商量的结果只有一个办法：离家出走。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而且终身永不回来。那太伯要走，为什么还要拉上虞仲呢？因为根据当时的继承法，即使老大走了，主动放弃了继承权，那接下去的是老二，要传到老三季历，须等到虞仲死了以后，那又要等到何年何月？况且虞仲死了以后，应该传给他自己的儿子了，那老爹的希望不是落空了吗？所以兄弟俩一拍即合，商量的结果是一起走，一下子解决，让老父了却一桩心事。到哪里去呢？近处不行，让人知道也不行，就到最远的荆蛮之地去吧。中国的最东南方，那时还属于未开化之地，是南方少数民族小部落居住的地方，叫蛮夷。到那里就没有人认识他们了。于是他们借老爹有一天生小病的时候，说是要给老爹找草药去，就走了。断发纹身，就是剪去头发，在自己的身上涂满花纹。为什么要断发呢？我们的祖先是从生下来到死是不理发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弃之不祥。断发就变成了一个野蛮人，浑身涂上花纹，就没人会注意他，都把他们当成下等人，就像现在的乞丐一样，目的是要人们认不出来，找不到他们。他们没日没夜的奔波，一直来到东南吴地隐居下来。他们一走，古公亶父顺势立了季历，这季历也很贤能，遵照古公亶父的遗嘱，贯彻他的政策，继续广施仁义。他死后，就是姬昌接替了他的位子，号称西伯。

　　纵观春秋战国的历史，对于国君的位子是抢夺的多，承让的很少。许多子孙抢不到还没法，兄弟之间你死我活，相互杀戮，已是司空见惯。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弑君三十六”，多少人为了这个位子枉送了性命啊。而太伯和虞仲，没等老父出口，就主动地替老父着想，这样的例子只有两例，还有就是后来的伯夷叔齐。而伯夷叔齐又与他们不同，伯夷叔齐是逃避责任，不愿挑起重担，违背了父亲的意志，是个逃跑主义者，是不值得歌颂的。这太伯和虞仲不是逃避，是一种孝顺。他们不是没有治国的才能，更不是不愿承担责任。他们后来到了吴地，成了吴国的始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就是很好的说明。如果让太伯负责治理国家，也可能治理得像季历一样好，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都继承和延续了良好的传统和美德。他们这样做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尽量不要让老父为难。如果古公亶父出口叫太伯让位，然后他再离开，这也是很高尚的；现在是父亲丝毫没有出口，他们先替父亲着想，这高尚又胜过一分。太伯和虞仲真可谓是孝子，比起舜的孝一点也不逊色，可以说他们是古今孝子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