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圣祖的战略计划，本来可以缩短战争的延续时间，有可能尽早结束。问题就出在他所任命的各路统帅、将军，大多是无能怯懦之辈，不敢向吴军进攻，以各种借口拖延进军时间。他们不以国事为忧，却如平日在京师那样恣意享乐，致使总攻时间一再展期，对峙局面也一再延续下去。从他们的怯懦无能，就给吴军战胜清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三桂却没有利用！没有军事上的稳固胜利，就无法保持政治上的优势。

三桂的失败，还在于政治上的分散，没有形成一个核心力量。他跟各军事集团如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郑之茂等，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三桂的年号，并未获得他们的承认。因之也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统一的步骤，彼此不受约束，各立旗号，孤立作战。吴三桂仅仅以一纸之“札”，给某人一个名号，封个官职即万事大吉！就是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纲。比如，他至湖南不进，意欲何为？是企图建立半壁江山吗？还是最终退回云南呢？人们并不清楚。没有目标的斗争，是盲目的、不清醒的、偏离方向的斗争。因此，他与耿精忠、王辅臣等等都是各顾各的利益，形成不了一个有核心的统一支配的政治力量。王辅臣孤军战西北，终致被逼降；四川郑之茂等救援不成，也缩回四川束手待毙；孙延龄三心二意，被三桂干掉，自失一助；精忠独自挣扎于东南沿海，直至被歼灭，三桂爱莫能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羽翼逐个被消灭，而他们被消灭之后，厄运便降临到他自己头上！

吴三桂这个人，以反复无常，所谓见利忘义，备受人们谴责。明清之际的历史相当复杂，他处在这个环境中，以及他的特殊的机遇，思想不可能那么单一明了。在他身上，体现了时代的特征，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集矛盾于一身的一大典型人物。他在明，有功于明，奋战山海关内外，阻击清军，保卫明朝江山社稷，最终降清，是当时形势所使然。入清，又建大功于清，首战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既为亡明报了仇，又为清入主中原首开胜利纪录。其后，他西征南讨，不遗余力。他为清朝打天下，清朝开国者和他们的子孙不应忘记，更不能一笔勾销！他发动内战，激怒了圣祖，就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此事主要责任是圣祖处理三藩问题不当，政策上有重大失误，即从根本上损害了三藩的利益，且违背已许下的诺言。圣祖即位时不过是一孩童，对前朝事没有经历，亦无体验，他还不懂得如何珍惜他们的利益，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加以保护。吴三桂顽强地维护他的特殊利益，当此利益一旦受到危害，便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不管怎么说，激化成战争、并造成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乱，圣祖和参与决策的人都不能逃脱责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存在着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的。可惜让圣祖给失掉了。因此，从康熙时开始，一直把这场战争的责任全推到吴三桂身上，有违历史事实，是不公道的。而清朝又以这次事变全部抹杀吴三桂前期对它所做的贡献，同样是不公正的。圣祖做得未免过分。倒是他的孙子乾隆颇有点求实精神，他对吴三桂的评价是：“功者功之，罪者罪之。”《逆臣传·吴三桂传》，卷2。有功就承认有功，有罪就承认有罪，两者不能混淆，也不能互相代替。这是很有道理的。吴三桂发动内战一事，不足取，亦不足以称道，但他为清朝统一中国，不能认为是罪过吧！长期以来，论定三桂是个“大汉奸”，这不是清朝的观点，而是近世汉人给的一个新称呼，既然满、蒙古、汉、回、藏等数十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的成员，无论哪个民族建立政权，都或多或少地有其他民族加入，这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少数民族加入汉人政权，无可非议，那为什么就不允许汉人加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呢？这种不平等地看待###，实则还是大汉族主义在作怪。以当时的形势而论，明已分崩离析，而且这个政权已腐败透顶，延至南明三个小朝廷，又有哪个是开明政权？他们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为什么还必须扶植他们苟延残喘呢？它们的存在，对于人民，对于历史，都是一个无用的废物。我们要求当时的明朝将吏必须忠于这个腐败政权，不见得明智。如同出自南明小朝廷的立场，提倡对它“愚忠”到底，反对任何人降清。这实在没必要。每个人在大事变面前，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吴三桂之前，也包括以后，有多少汉官汉将在明清（后金）斗争中选择了清（后金）政权，人数之多，以千计，以万计，以十数万计！我们能一概予以否定吗？显然不能。他们不受谴责而独责吴三桂之降清亦有失公平。我们不能按今天的观点指责这个那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对，或正确，或错误，而只能从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是否符合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来加以判断和评论。以明清两个政权而论，都是封建政权；从世界大范围来说，在英国已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那么，明清两个政权比之资本主义，都是落后的政权，谈不上哪个政权更进步。但从国内而论，我们则不能不说，清政权是一个新生的有作为的政治势力，它要取明而代之，亦属必然之势。所以，在历史转变及两代王朝鼎革之际，一些人乃至相当多的汉人涌入清政权，亦是历史大势所趋。我们对此无须大惊小怪，也无须去指责他们，甚至给戴一顶“汉奸”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