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泽清，是明末辽东明将祖大寿第四子，他据广东高州响应吴三桂，康熙十六年“归正”，次年又叛。尚之信奉命率部迎击，曾一夜驰行一百八十里抵高州，泽清携家口遁入山中。十八年四月，圣祖明示：凡属从三桂叛的各处大小官员，不管出于何种情况，只要归降一概宽免。惟祖泽清父子受国家厚养，前叛时以为出于不得已，而降后复叛，可知他们父子“甘心从逆”，情罪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务令各路大军搜山擒获。至八月，泽清和他的儿子祖良梗等被搜出，押送京师。十九年二月，父子都被凌迟处死，他的几个儿子的家口也都被籍没为奴。《逆臣传·祖泽清传》，卷2，23~24页。

从康熙二十年年底攻下昆明后，至次年二十一年五月，圣祖又逐批处决了吴三桂属下已投诚的将吏，他们是：

原任贵州提督李本琛，以“从逆”论处，判磔刑，他的孙子李象乾、李象坤和民籍亲弟之子李济善、李济民一律处斩；《清圣祖实录》，卷100，14页。

三桂任命的将军王公良、王仲礼、巡抚吴谠、侍郎刘国祥、太仆寺卿肖应秀、员外郎刘之延等，“即行处斩”。原任清镇远副将、受三桂封为将军、镇远伯江义，以“情罪甚重”凌迟处死。以上被处死者的首级皆“悬示”。他们各自的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一并处斩，家产籍没，其妻及未及成年之子，查交内务府，其余一般人员可分发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安插。《清圣祖实录》，卷102，4页。

胡国柱、王绪、李匡已自缢、自焚死，他们的家属投诚。圣祖以胡国柱三人“情罪重大，伊等子弟法难宽宥”，“悉行处斩，妻女、家口、财物籍没，送交内务府”。《清圣祖实录》，卷102，5页。

彭时亨、谭天秘先叛于四川，后投诚，复叛，“情急归降”，以“罪恶重大”，“即凌迟正法”，割首级示众。《清圣祖实录》，卷102，18页。

仅据清官方记录，满洲人获逆罪被处死的有三人：原任布政使成额、笔帖式书舒处以绞刑，笔帖式巴席因参与甘肃巴三纲之乱，又系满洲人，“情罪甚为可恶”，判斩首，立即执行。《清圣祖实录》，卷101，8页。

以上各案犯皆系要犯，而没有载入官方记录的被处决的“从叛”或“胁从”之人，又不知凡几！这从圣祖的原则规定，可以知道被处死的人非常之多。这条规定是：“凡逆属旧人，及副将以上，悉令进京；参将以下，分插四省。”（指河南、湖广、江西、山东四省）又补充规定，其云南或别省后投靠到藩下的，释放为民，免迁徙四省安插。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们都是“为逆贼济恶之人，务使离逆贼旧踞之地，斯根株清而萌蘖不复生也”《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初集）卷197，4609页、4612页。。这就是“斩草除根”的意思。

三桂藩中，副将以上的将官，究竟有多少？尚难统计，估计不会少于千名。所谓“逆属旧人”，是指“吴三桂名下真正家仆旧人”，在云南或别省投靠来的人，不在此内。一句话，清朝视为危险的是从早年就追随三桂、与他共命运的那批人。如在辽东时期，或入关后，辽东人投到他门下而被收留下来的人。清朝还把“逆贼所属匠役人口”，也包括在这批人之内！他们因为跟随最久，与三桂已结成了共同的利益，这些人才是三桂的“真正家仆旧人”。他们“助逆”最多，但未曾领过兵，未同清军对抗过，一律处死，处分太过；如留在云南，惟恐不知何时故态复萌，放将这批人悉数迁移北京。他们的人数远比副将以上的人多。据平吴后任云贵总督范承勋报告，他“通查伪包人（指王府服役人员）数”，据原档册报官役人共1 164名，而实际起发京师的达6 305名，还有续收候发的人口为120名。原藩下兵士，原档册报为22 558名，而已起发赴京师的则有27 552名，还有181名尚待续发。这就是说，实际清查出来的“真正家仆旧人”，包括其兵丁，比原报官记录在册的人数要多出不少。这说明，三桂当初有意隐瞒了藩下大量人口。《八旗通志·范承勋传》，卷194。4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