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揭发，都是他们属下人甚至是他们的心腹干的。照情理说，他们随主人叛而叛，随主人顺而顺，已得朝廷大赦，彼此毫无损害，大家可以相安无事，他们没有必要再冒很大风险去告发自己的主人。结果，与人们的估计相反，这些人分别秘密地揭发，一告即准！须知，按以往成例，一个仆从人敢告王爷、亲王，是要犯重罪的！奇怪的是，连之信的生母与异母胡氏、舒氏也告发了自己的儿子！当她们明白真相时，急忙向朝廷申辩：此系王国栋伪造，假托她们的名义告发之信，不予承认。令人惊异的是，朝廷对此重大情节竟不予审查，极力回避，只说胡、舒两氏“饰言”掩饰而了之。这些迹象不能不使人怀疑，两藩的藩下人几乎同时“背主”揭发，难道是巧合？是否受朝廷暗中指使？否则他们何敢如此大胆揭发赫赫的王爷！如，圣祖暗中指使康亲王杰书做精忠的工作，授意他进京“陛见”，目的就是调虎离山，至京捕抓处置！精忠当然明白，他为了表明自己对朝廷忠心不贰，决心悔罪，便毅然来京。很清楚，精忠来京，是圣祖施的一条欺骗之计。精忠的弟弟昭忠等起来揭发，也令人怀疑是否受了圣祖指使的朝廷大臣的“启发”？这同胡氏、舒氏揭发儿子的情节何其相似！至于逮捕他们的办法和手段，完全都是预谋策划好的。

种种迹象表明，朝廷对耿、尚的处置，是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不是因一般刑事处死。处死一人即可，还得处死其子、兄弟，再扩大至他们的部属。这就说明圣祖及其统治集团是把尚、耿视为一股政治势力或政敌，从肉体上加以彻底消灭的！对他们的首要人物施以最残酷的刑法，正表明圣祖对他们痛恨的程度。尚之信托了其父尚可喜的荫庇，死得倒“文明”些。

这里，特别要提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圣祖给尚之信平反：“上（圣祖）廉知公（尚之信）贞诚，特旨赐公妻子归宗完聚，仍赐田房、奴仆，服役养赡。公有未婚女五人皆特恩择配，复赐奴仆妆奁。”他的子孙至雍正朝皆为官。此事不见《清圣祖实录》和任何官书，却载于《尚氏宗谱》。试想，圣祖平反，如无其事，尚家人何敢在雍正、乾隆两朝续修此谱书时记载此事！仅此一事可以证明，当初圣祖杀之信，完全是出于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

自康熙始，清朝统治者把这场###称之为“平定三逆”，“三逆”者，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是也！至近世，又衍为“平定三藩”。这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倒是充分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立场和观点。公平而论，尚之信称不上“逆”，耿精忠叛了一年多又“归正”，则当别论。这场战乱从叛者方面说，自始至终，都是吴三桂集团在起主导作用，耿精忠仍视为胁从，有过一段叛迹。因此，正确的提法，应是平定吴三桂叛乱。今人所称的“三藩之乱”等等提法，都是不妥当的。

三藩以外的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王辅臣，他的结局，也未能逃脱一死，不过死法不同而已。

据清官方史书记载，王辅臣系“病故”，未曾受刀斧之伐。其实不然。他这个人颇有政治头脑，当康熙二十年七月，清军正围困昆明时，圣祖下诏，令他随经略图海进京“陛见”，《清圣祖实录》，卷96，25页。他便料知此去凶多吉少，打好了主意。行前，他命人取出库中银两，各分成一封，多的达百两，少的也有数两，皆用字写明。剩余一两万两，放在库中，封上印条，留下账簿一册，记载银两、杂物等项及数目。他怕累及部下，将其余旧账目全部焚掉。然后，召集诸将吏亲随人员说：“你们随我很久，东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受了很多苦，现在我即将跟你们分别，你们都要远走高飞吧！”他根据每人功绩大小，各给一包银子，说：“愿归田的归田，愿入伍的，速投别的军镇，谁也不要说曾在我这里呆过。”众将吏都痛哭不止。辅臣催促说：“你们快走，我的事由我一人担当，不连累你们。从今天起，我们就永别了！”他的部属都被遣散了，还剩下数十人，日夜与他们饮酒。八月二十九日，从汉中已来到西安，他照旧同门下人饮酒，饮到半夜，辅臣老泪纵横，对门下人说：“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贵已极，前迫于众人，做了不义事，又做不成，今虽反正，但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刑场，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自绳自缢、用药毒死，都会留下痕迹，将连累经略图海，还连累总督、巡抚和你们。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极醉，不省人事，你们捆住我手脚，用一张纸蒙着我的脸，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样。你们就以‘痰厥暴死’报告，可保无事。”门人们哭着劝谏，辅臣很生气，欲拔剑自刎，门人们这才同意，依其法行事。到天亮时，就以“厥死”上报，朝廷没有怀疑。《广阳杂记》，卷4，187~188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97，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