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开始了。三桂大将王绪先决阵，冲入清兵营中。清军合围，把王绪部数千人围了数重。吴军的旗帜已淹没在数万清军的包围中，也听不到击鼓鸣金声。城上人都大惊失色，三桂也很惊慌，以为王绪和他的部众全部覆没。正在惊疑不定，忽听火枪连发，就像骤急的鼓声，白刃排空，涛翻雪舞，呼声动天地，只见清骑兵纷纷坠马，王绪和他的将士奋力冲突，锐不可当，没有敢抵挡的。三桂的侄儿吴应正、大将马宝、夏国相等一齐冲出搏战。正酣战中，应正忽中流矢落马，夏国相力战，把他救起归营，清军趁势追至城下，忽然冲出一队巨象，把清军的阵势冲垮，冲到前面的清骑兵都被象群踩倒在巨掌之下。清军见势不妙，纷纷败退。原来，三桂事先在城下设下埋伏，一群四十余头大象伏于山冈下，如清军冲来，即让大象出击。清军没有提防，吃了大亏。这场血战，持续到中午，天忽降大雨，双方各收军而退。三桂本意气吞官山，先以十九路对阵，余军驻岳麓，如前军不胜，后军继之，必平官山清军而后已。不料应正受伤，天又下大雨，三桂只好下令收军回城据守。应正伤重，不治而死。

此战，双方投入兵力达十余万，吴军三路得胜，其余杀伤相当。清军失利，不敢进攻，便扎营掘壕，与吴军相持。以上详见《庭闻录》，卷5，《广阳杂记》，卷2，77~78页。此战不见载于《清圣祖实录》。大概它不愿把清军的失败载入档案，故漏载。前两书记载此次战况内容基本相同，个别地方略有差异。《广阳杂记》载清将穆占参加此役，误。考穆占自陕西调来湖南长沙，是在康熙十六年二月三日，故知他不可能参与此役。又，该书载吴三桂侄儿吴应贵于战役中战死，《庭闻录》写作吴应正，今从之。

据岳乐报告：清军于四月开始围困长沙。实际上，并没有围住。一是兵力不足，无法把长沙七万吴军围困起来；二是三桂把大批战船调来长沙，占有水上作战的优势，而清军连一条船也没有，岂能破敌！

从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上半年，圣祖不停地调兵遣将，持续不断地加强进攻岳州与长沙的作战能力。

为破长沙、岳州，清军最需要的是船。圣祖马上指示，把攻岳州的沙船调到长沙，并命人就地伐木造船，由偏沅巡抚韩世琦率所部赴长沙，帮助料理地方事务。《清圣祖实录》，卷61，1页。圣祖批准动用国库银二十万两，充作犒兵与造船的费用。《清圣祖实录》，卷62，2页。十六年正月，命从京口发沙唬船六十只，随带炮械、水手、夫役，量配官兵护送至岳州。另外，安徽巡抚靳辅奉命送船，加上京口的六十只，已足一百只之数，送至岳乐军中。《平定三逆方略》，卷28，5~6页。康熙十六年六月，命江宁巡抚督造乌船，限期务于八月内造成，送往岳州。《平定三逆方略》，卷31，2页。三桂凭江湖之险，广积战船，致使清军久攻不下。圣祖据前线报告，清军船只仍不足用，于九月又下令增造战舰乌船六十只、沙船二百只。特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江南同督抚“速行督造”。《平定三逆方略》，卷32，13~14页。至康熙十七年三月，已增造乌船一百只、沙船四百三十八只，《清圣祖实录》，卷72，16页。加上岳州原有乌船，已“多于贼数倍”。七月，圣祖说：岳州“贼船仅四十余，我船甚多”《清圣祖实录》，卷72，8页；卷75，22页。。

水路进攻靠船，陆路进军靠马。清军南下日久，战马多有倒毙，急需补充大量马匹，圣祖对此所需，有求必应。康熙十五年十一月，指示理藩院从外藩蒙古所献马匹中拨足一千九百匹，调往岳州等处。《平定三逆方略》，卷27，4页。十二月，指示兵部，从每佐领下各选肥马四匹，量拨八旗官兵护送到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7，14~15页。十六年三月，他又动员王、贝勒以下文武各官“可酌量捐马”，再从内厩拨马一千匹，送赴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9，6页。在此之前，即二月二十六日，尚善已拨福州蒙古、绿旗兵一千余人由岳州护送三千匹马到长沙。三月八日，行至七星台，被吴伏兵袭击，三千匹马全被夺去。圣祖闻讯，不胜愤怒，指示“待事平之日，从重议罪”！《平定三逆方略》，卷29，12~13页。四月，圣祖又从京师补发给长沙战马四千余匹，拨新铸红衣炮二十门，令兵、工两部派人送至南昌。经袁州，护送到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9，10页，卷30，1~2页。

战马多来自蒙古。自战争爆发以来，蒙古诸部王公贵族争献马匹“助军”。康熙十六年八月的一天，圣祖对议政王大臣们说，“外藩蒙古王等捐马甚多”。没说具体数目，显见为数不少。为保证战争的胜利，如同选择兖州为适中之地，储备军队一样，特选取江西邻近湖北、湖南、广东为“适中之地”，一次就拨五千匹战马，发往江西南昌蓄养，以待不时之需。同时再从兵部选取该部喂养马和营驿马两千匹发往武昌备用。《平定三逆方略》，卷32，2~3页。江南非产马之地，所需战马都得从京师发来，如不事先发到这里储备，到急需时，因道路遥远，不能马上发到。圣祖于事先作好储备，随用随调。圣祖虑事周详，而且富有预见，由此亦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