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三日，陕西总督哈占派遣一官员，把圣祖的敕书送来略阳，辅臣与众将领“恭设香案，跪听宣读”，倍受感动：“臣听闻之下，肝肠寸裂，心胆俱碎，恨不即自灭亡！”惟有向北京方向“号泣，抚众哀鸣而已”。他怀抱感恩之情，如泣如诉地写道：“草木尚尔知春，犬马亦思报主。臣独何忍负我皇上！”接着，他申诉事变起因。事情的远因，还在莫洛初到任陕西时，辅臣提出要进京谒见皇上。圣祖指示，可与经略面议。他自平凉奔赴西安，见到了莫洛，以当年洪承畴所实行事宜向他陈述了几点想法，希望莫洛从中吸取其经验教训，但莫洛听不进去，不以其忠言为忠，反以其言为忤谬，对他遂生猜嫌。莫洛没把辅臣放在眼里，他的司官们也个个“侧目”，瞧不起他。辅臣写到这里，申辩说：“我是奉旨意特远道来西安，向他陈说方略的，说得是与不是，他何曾答复一句话！竟然置之不理。辅臣是个刚烈性子的人，为人倔强，当年三桂对他很好，也仅是件不大的事，伤了他才决意走的。他岂能容忍莫洛如此高傲！自此“怀恨在心”。当时，他便顾虑文武不和，“恐误大事”，于是，向圣祖要求随军南征，离开此地，脱离莫洛而已。圣祖答复，无论到湖南，还是到四川，都是给朝廷效力，眼下需要他留下。辅臣就留了下来。此事，已种下了怨恨、嫌猜。

辅臣又说到第二件事：那是在去年（康熙十三年）八月，辅臣一再请求，莫洛才同意给他添马兵两千，同时却将辅臣所属固原官兵的好马“尽行调去”，而把“被瘦茶马”发给他。到了九月，马还未到；十月初，就催他起程进川。这明明是逼迫于一时，“陷臣死地”，报复他多说话、提建议之怨。及至部属发动兵变，并非他的本意，他至死不从，“几欲自尽”。但事变已成事实，他如死，莫经略的事必加于自己身上，因此“臣死亦不能明”，故“忍耻以至今日”。圣祖赦免其一切过犯，要他还平凉，即表示“臣敢不仰遵圣意”！最后，他请求圣祖派使臣到陕西，宣布圣意，使“官兵各得生全”，“俯加存恤”即使“粉臣之骨，碎臣之尸，臣亦死且甘心焉”。

同月二十四日，圣祖批示按，据档案原件，辅臣奏本为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圣祖批示为正月二十四日。核之《清圣祖实录》，卷52，6页，记在“癸酉”条下，为正月十四日，与原档所记相差十天。，关于遣使安插官兵，前已有旨，辅臣所属官兵照旧归伍，即率他们回平凉，至于莫洛部属兵丁愿归农者，由地方官“加意安插”，愿到辅臣处充兵的，可与哈占商量“收补入伍”。关于差使臣事，从北京到陕路途遥远，官兵久待不便，一切事宜即照前已发谕旨执行。至于辅臣忠贞，“朕所悉知，屡疏陈奏，心迹已明”。应“殚心供职，以图后效，不必复行引罪”以上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陕西提督王辅臣密奏本”，案字577号。。圣祖将此敕谕交祝表正，返回陕西，再向辅臣招抚。不幸的是，他也被辅臣杀害了。《清圣祖实录》，卷52，6页。

王辅臣的奏本和圣祖的批示，已清楚地说明宁羌州兵变，实非出自他事先的策划，乃是莫洛欺压汉官兵，激成变乱。《圣武记》、《逆臣传·王辅臣传》等书均说王辅臣“怀叛志”、“阴生异志”等，此说不确。莫洛的悲剧，是他以满族贵族大员傲视王辅臣，不平等地对待他，不仅引起他本人的不平，连他的部属也愤愤不已。当时从陕西到四川，历程艰辛，粮饷不足，忍饥挨饿，好马被换成劣马，更增加了行军的艰难，加之当时形势混乱，军心不稳，故易启事端，一触即发，终于造成了莫洛之死。他不过是统治集团优待满人、排斥汉人政策的牺牲品。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桂叛变包含着民族矛盾的诱因。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正在湖南战场指挥作战的吴三桂，一直在盼着陕西王辅臣、张勇起兵的好消息。他知道，他们一旦起兵，将会带动整个西北乃至中原响应，成为又一大战场，那时，将会给清朝造成多么巨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仍不见任何动静，他派去的使者也一去不复返。一年过去了，他对辅臣、张勇不再抱有希望。就在康熙十三年底与次年正月之交，突然传来辅臣在宁羌起兵的消息，三桂精神为之一振，毫不迟疑地拨出二十万两白银，铸印“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交付已叛降的秦州知州巴三纲转赠给辅臣。《圣武记》，卷2，65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53，11页；《逆臣传·王辅臣传》。三桂慷慨馈赠，似乎比清朝空口安抚更有吸引力！辅臣所居平凉，原属荒凉的边防之区，生活一向很清苦，他的部下度日维艰，粮饷不足，本来就对朝廷不满，人心思乱，而三桂的诱惑，助长了其部属与清朝的离心力，反满的民族情绪顿时高涨。三桂指示已入川的大将王屏藩和吴之茂由汉中出陇西应援，到处散布委以官职的文札，地方武装及回、蒙古等少数民族都纷纷响应，接踵而起。三桂叛后一年还平静的西北地区，迅速陷入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