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大将吴应期与张国柱以水陆大军齐进，谋取洞庭湖之滨的重镇岳州。他们密遣人入城策反，该城参将李国栋“私行纳款”，把岳州献给了吴军。《平定三逆方略》，卷4，6页。

从康照十二年底，吴军首陷沅州，至次年即康熙十三年三月，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三桂挥军长驱直进，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而清兵未集，“处处无备”，“五千里无只骑拦截”，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清朝兵部惊呼：“吴三桂反叛以来，湖南绿旗官兵多附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549号。湖南全境皆属三桂。《平滇始末》，3页。

吴军在湖南迅速进展，清军一触即溃，甚至闻风而逃，与清军初入关时那种所向克捷，锐不可当恰成鲜明对照！朝廷异常震恐，挡不住吴军的攻势，便追究地方军政大员失土的责任。兵部与吏部向圣祖参劾蔡毓荣：“闻吴三桂反叛，不能安民心，固疆域，又不令提督桑峨往守常德，致常（德）、澧（州）、长（沙）、岳（州）相继陷贼，应革职。”两部同时还题参新任命的云贵总督鄂善，他奉有与蔡“公议军机”的命令，地方失守，也难逃其责任，应给予降五级的处分。圣祖批准了吏兵两部的意见，考虑到正在用人之际，特许他们继续留任，“戴罪图功”。《清圣祖实录》，卷47，3页。

吴军在湖南的全胜，就像一道冲击波，引起了连锁反应，那些不满清朝统治的人们，乘时而起……

与湖南仅一江之隔的湖北一些地方，已经或正酝酿反清斗争。当吴军胜利进入湖南省的时候，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在谷城（今仍名）宣布起兵，响应三桂。他是福建福州人，初为郑经的都督，于康熙元年降清。三年，授予湖广襄阳（湖北襄樊市）总兵官。当吴军陷常德、澧州时，圣祖就开始注意杨来嘉，密令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密切注视他的动静。圣祖指出，杨氏才能平庸，所部官兵大都“藐玩”，恐有变故，要勒尔锦加强襄阳的防御，时刻提防杨氏。《平定三逆方略》，卷3，9页。果不出所料，在吴军拿下长沙时，他与郧阳（今郧县）副将洪福串通，在谷城密谋起兵。《逆臣传·杨来嘉传》，卷2，4页；参见《平定三逆方略》，卷4，9页。幸亏襄阳有备，他的计谋没能全部得逞。

三月十九日，继杨来嘉公开叛清后，与他合谋的郧阳副将洪福也以所部清兵叛于郧阳。在此之前，圣祖曾提醒兵部：郧阳“地介三省（陕西、河南、湖北），中多旷土，山谷拒塞，奸民易于啸聚”，可能有与吴军相呼应的，或可能吴军乘间进犯，特提升佟国瑶为提督，驻于郧阳城内“弹压”。《平定三逆方略》，卷2，14页。圣祖不幸而言中，洪福一起兵，就率部千余名士兵围攻郧阳提督佟国瑶的衙门。佟国瑶同游击杜英仅以三百余名标下亲兵同多倍的叛兵激战。战斗持续到二十日，还没有攻下。洪福怕清军来援，不敢恋战，引兵撤退，投往吴军去了。《清圣祖实录》，卷47，2页；参见《平定三逆方略》，卷5，2页。

湖北杨来嘉、洪福的叛变，被清军击退，没有引起更大的骚乱。严重的问题是发生在四川。吴三桂一起兵，圣祖就十分关注四川，他认为，四川与云南接壤，估计到“贼兵必犯巴蜀”，先调驻守西安的西安将军瓦尔喀火速进川，指示他凡自云南入川的险要之地，“俱行坚守”。《平定三逆方略》，卷1，18页。原令副都统科尔崑驻防太原，他还未及起身，又改赴西安，接替瓦尔喀守西安的职务。圣祖仍放心不下，续增都统赫叶及瑚里布、穆占，副都统廷布率京城官兵同往四川。此路军由赫叶、瑚里布统辖，西安兵由瓦尔喀指挥，两路军应尽快会合，“同心协力”，守住四川。《平定三逆方略》，卷2，1~2页。赫叶与新任命赴荆州增援的勒尔锦同一天离京出征。行前，圣祖亲行告祭礼，出西长安门，目送两将军，又派内大臣，礼兵两部大臣在郊外设酒饯行。圣祖这一举动，是表明他把四川看成如同荆州一样重要。《平定三逆方略》，卷2，8页。

正当赫叶等自京动身之时，四川巡抚罗森派人至京，报告全川军心不稳，颇怀异志。圣祖惟恐情况有变，下令催促副将瑚里布等速进兵，选轻骑先行。

还没等援兵赶到四川，已传来四川提督郑蛟麟与川北总兵官谭弘合谋叛变的消息。谭弘是四川万县人，原为明朝总兵官，顺治三年，谭弘与其弟谭诣、谭文都投靠了南明永历，谭弘被封为“新津侯”，他的两个弟弟也晋封公爵。谭氏三兄弟长期割据四川一方，与南明诸将争衡，直到顺治十六年，谭弘、谭诣才降清，封谭弘为“慕义侯”，授予川北总兵官之职。郑蛟麟原明朝都司，还在清入关前，从松山来降清，官至四川提督。三桂反叛时，即于康熙十三年正月派王屏藩进兵四川，策动叛乱。谭、郑合谋响应，接受三桂的官职，封谭为“川北将军”，蛟麟为“总督将军”。《逆臣传·谭洪（弘）传》，卷2，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