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跟夏国相、胡国柱、吴应期等曾设计两种起兵的方案。一是在云南就地起事；一是在搬迁途中，“至中原，据腹心，以制指臂，长驱北向，可以逞志”《四王合传·吴三桂传》。。前一方案，以云南为根本，可进，可守；不足的是，从云南往北进攻，至北京，尚待时日，肯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艰苦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如北方起兵响应，可补其不足。后一个方案，行至中原起兵，占据腹心，一举可至北京，较易成功。但将云南交出，失去根本，倘事有不测，进退失据，将陷入危险境地。还有，家属随带，途中不易安置，一经起兵，就要打仗，家属就成为很大的负担。比较之下，以前一方案较为稳妥。《四王合传》载，三桂率部北迁，行数日后，始举兵叛清。考《庭闻录》、《平滇始末》、《平吴录》及清官方史书，如《清圣祖实录》等书，皆记其起兵是在云南，即未出昆明，较为准确。事实上，欲行至中途起兵，实为三桂之一策，但没能实行。

大计已定，三桂的主要将领已得到等待起兵的命令，还要激励下属将士与他同叛。一天，他设大宴，大会诸将。酒过三巡，三桂起身讲话，先叹了一口气，说：“老夫与诸君共事垂三十年，今四海升平，我辈已无所用了。我们将远行，不知圣意如何打算，今天与各位尽欢，叙故旧之情，不知异日能否再相见？……”说到这里，三桂说不下去了，却引动诸将的感情突变，都忍不住哭了起来，顷刻宴会上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气氛。三桂的话，引起了诸将的共鸣，他们感到自己的命运同三桂已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表示一切惟三桂之命是从！

折尔肯、傅达礼到云南后，同三桂商量全藩启程日期。三桂有意拖延，不做撤藩的准备事宜。折尔肯已几次催促行期，他仍不谈搬迁日期，以各种借口敷衍，以便选择时机动手。十一月四日，他给朝廷写了一份很恭顺的奏疏：“臣部下官兵家口，三十年来，蒙恩豢养，生齿日众，恳将赐拨安插地方，较世祖章皇帝时所拨关外至锦州一带区处更加增廓。庶臣部下官兵均霑浩荡之恩矣。”圣祖对他提出增拨土地。立即批示满足其要求：“王所属官兵家口，迁移远来，自应安插得所，俾有宁居以副朕怀，此所请增赏地方，著速议具奏。”《清圣祖实录》，卷44，2页。圣祖的目的，是为了顺利撤藩，凡三桂和其他两藩的要求，都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予以满足。三桂偏偏在此时又提出增拨土地的要求，是在放烟幕，迷惑朝廷，稳住来使，放松对他的注意和警惕，要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给以突然的一击！

三桂给圣祖上奏疏后，假意向折尔肯、傅达礼表示，预定十一月二十四日全藩启程北迁。云南知府高显辰马上去交水，为夫役马匹预备途中粮草。暗中，三桂加速起兵的准备。高显辰走后，他先密遣骑兵追到交水，把他逮捕。《庭闻录》，卷4，15页。又密令云贵各要塞的心腹守将，严守关口，封锁内外消息，不管什么人，只许进，不许出。同时，他召集谋士，密议起兵之名。刘茂遐（玄初）首先表示看法，说：“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宜立明朝后人，奉以东征，老臣宿将无不愿为前驱。”方光琛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当年出关乞师，是自己力量不足，这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但当永历窜逃到缅甸，必欲擒获而杀死，这就无法向天下人解释，现在，以王的兵力，恢复明朝甚易，但不知成功后，果能立明的后人吗？时势所迫，不能始终守臣节。篦子坡之事，做一次犹可，能再做第二次吗”？（意思是说，已经杀了永历，待此次成功后，能再杀新立的朱氏皇帝吗？）三桂一听，不禁胆寒，便听信了方光琛的意见，决定自立名号：“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秘寻工匠，将此名号铸成印，备起兵之后用。

三桂铸印的事，被云南同知刘昆侦知，先报告了云南按察使李兴元，又秘报云南巡抚朱国治。刘昆认为：“情况很紧急，应同折尔肯商量，你们联名上疏，请延期搬迁，以缓和气氛，稳住吴三桂，同时请派重兵，迅速扼守川西、镇远、常德等处，把他挤到山中，使他不得出来，即便有不测，也易制服。”《庭闻录》，卷4，14~15页。李兴元也催他快向朝廷报告。过了数日，朱国治才与奏疏报朝廷，竟被三桂的巡逻兵所得。三桂得此信，知道事将败落，加快了起兵的准备。《清史稿·李兴元传》，卷253，9734页。

十一月十五日，折尔肯、傅达礼等钦差，会同朱国治，前去王府，谒见三桂，催促行期的问题。三桂很客气地留他们吃饭，他虽然口头上答应搬迁，而且也定了动身的日期，但看不出有搬家的意思，眼看行期逼近，折尔肯等钦使和朱国治不免着急。国治忍不住就说：“三位大人候久，王若无意搬迁，三大人自回京师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