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尚、耿一方面搜刮民财，聚敛财富；一面伸手向朝廷索取千百万粮饷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及生活开支。三藩所属将吏士卒所需俸饷，动以巨万，征调各省“协济”云贵、广东、福建。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年需俸饷900余万两，“天下正赋钱粮其数当不及此也”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4，“论滇饷疏”。！加上福建、广东两省饷银。共需2 000余万两。而这年的全国军饷也才不过1 700余万两。康熙五年（1666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十分之一），势难经久。”《清史稿·王熙传》，卷250，9694页。因此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圣武记》，卷2，62页。，实非虚语。朝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是常常不够用，因欠饷而发生兵士逃亡、暴动的事时有发生。每有饷不足，他们就连章告急；有了剩余，隐匿不报告，支用情况，也不叫户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钱粮的户部疲于奔命，整个财政为此陷入困难的境地。《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平西王吴三桂密奏本”。

三藩的存在，在经济上已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

至撤藩前，尚可喜年老多病，获准由其长子尚之信理事，《清圣祖实录》，卷37，9页。他“以凶虐横于粤”；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三桂在云南“尤骄纵”。《圣武记》，卷2，62页，参见《清史稿·吴三桂传》。

显而易见，三藩问题日益变得严重起来。造成这一后果，要而言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吴、耿、尚“三王”有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二是从顺治到康熙初年，两朝给予他们过多的特权和优待，在客观上鼓励和助长了他们的势力的恶性膨胀。他们久握精兵，横行一方，自行其是，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造成这个政治后果，朝廷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康熙六年（1667年），圣祖刚满14岁，已到了独自处理政务的时候了。七月，举行亲政大典，辅政四大臣（首席辅政大臣索尼刚去世）已完成历史使命，正式把朝廷大权移交给这位少年天子。过了两年，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圣祖毅然下令逮捕了专横跋扈的四辅臣之一鳌拜，才真正把权力收归自己手中。圣祖亲政，乾纲独断，标志着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迅速加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不言而喻，形同割据的“三藩”跟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圣祖久有撤藩之意，据他自己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清圣祖实录》，卷99，8~9页。。他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康熙三十一年，字迹还保留在柱子上。《清圣祖实录》，卷154，10页。圣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三藩对国家已构成腹心之患，把它列为自己执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头等大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圣祖深虑“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清圣祖实录》，卷99，8页。，虽早有撤藩的打算，又以三藩掌握精兵猛将为忧，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在撤藩前的一两年间，即从康熙十一年到十二年初，圣祖十分关注云贵的动向，有目的地进行人事变动，多方笼络三桂的部属。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圣祖突然决定“叙征缅甸，获伪永历朱由榔及进云南、贵州、征水西功”，大赏三桂属下有功将士；授给都统何进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护军统领夏国相、副都统吴应正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高拱、参领傅其栋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杨珅之子杨延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李天植、傅文元之子李廷璧、傅天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自护军参领杨奉元等以下127人，都各授给世职不等。《清圣祖实录》，卷39，12页。

征云贵事已过去了十余年，却迟至康熙十一年才叙功给授，从中可以窥见圣祖有意施恩于三桂将领，加深他们对朝廷的感情，使他们对朝廷怀恩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