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四月，四川巡抚李国英上奏言，说云南、贵州还未平定，征兵转饷，因一隅之地，而拖“累数省已安之民”，旷日持久，势必“坐而自困”。他又说，以我强大兵力，还不能平定，不是我兵不强，粮饷不足，是“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纯功罪之念，先入于中”，却把忧患都推给了皇帝一人承担。他指出，吴三桂与李国翰之兵“现屯汉中，蓄锐甚久”，应分道出兵，与已在湖南、两广的重兵，实行“首尾夹击”，必陷敌人于绝地。这实在是“一劳永逸之计也”。因此，他建议朝廷，命令三桂与李国翰先率兵驻镇保宁，“为各路之统领”，派兵先取成都，次取重庆，以扼咽喉。此举“即为收滇、黔之张本”《清世祖实录》，卷91，3~4页。。

李国英的奏言，深深地刺痛了三桂。他上面说的，云贵两省迟迟不能平定，主要是封疆重臣“畏难避苦”，不愿远征。他提出让三桂出征的建议，不仅使他很被动，而且明明指他“畏难避苦”，只在汉中“养精蓄锐”，完全不能为皇上分忧。

三桂读了他的疏言，很恼火，于七月十二日上疏，反驳他的不实之词。他首先说明，取成都为根本之计的建议，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李国英是在他之后才说这番话的，不过是发他已发的议论罢了。所谓“畏避等论”，不知他用意何在！于是，他进一步阐明他的方略，以成都为“根本”，将来“进取滇黔皆有基，而接济亦可资一臂之力”。这样，守也可守，战也可战，操掌主动权，“始称一劳永逸”。如李国英随便说的，“驻镇保宁一隅”，恐非得算。为表示他的决心，他坚决要求出征，愿率领在四川的各镇官兵为前驱，“进取成都、嘉定”，待收复之后，如让他共守，他可把属下官兵家口迁入成都；如命巡抚固守，他仍带部属回汉中。他又说，目下“南方多事，狡寇狂逞”，他不能安居汉中。如“皇上不以臣为无用”，请下命令，独当一面军事，“臣何敢辞焉”！他要求朝廷早定机宜，他随时听候命令。《明清史料》丙编第9本，897页。

吴三桂这番表态，处处为朝廷分忧，愿承担重任，世祖是颇受感动的。李国英的奏文，看出封疆大臣“畏难避苦”，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主要的还不在此。他还不了解南方的军情，由于云贵地处高原，山峰林立，地形复杂，民族杂处，加之气候条件，很不利于军队的作战行动。李定国部异常强悍，征剿实非易事，不是说说就能解决问题的。要说出征将领“畏难避苦”，也不尽然。像孔有德出征广西，以不服水土，受烟瘴之气，身上所受刀箭伤疤时时发作，强行忍受，后因寡不敌众，自缢于桂林。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亦被李定国部击毙于湖南衡州。尚可喜与耿仲明在广东与李定国诸部周旋，展开拉锯战，可谓艰苦备尝。洪承畴以花甲之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总督五省兵马，军政皆操于他一人之手，可谓劳瘁之至！三桂自降清，屡次远征，并无多少安闲的日子。清朝正当创统一大业之时，将吏斗志高昂，人人争奋，各建勋绩，可谓心力并劳，不辞君命之重托。李国英见识不及于此，把云贵等地迟未平定，归咎于封疆大臣“畏难避苦”，看法偏颇，亦失公平，而且还隐然暗指三桂、李国翰等，多有讽喻之意。三桂不服，逐项反驳，不无道理。

世祖对他们两方面的意见，未做出明断。他仅将李国英的奏文交付“所司密议”，却迟迟未见拿出具体方略。从世祖给三桂的答复中，朝廷虑及“路远民稀”，转运粮饷艰难，还不打算让三桂取成都，是否取云贵，他还要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因此，他安抚三桂安心驻汉中。

到顺治十三年，全国形势已趋于稳定，清朝已完成了对大陆的基本统一，只有云贵的永历政权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继续抗清，影响着它建立对全国的稳固统治。这年四月，正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指出的：“天下民生所以不安者，以云贵有孙可望，海上有郑成功也。”《清世祖实录》，卷100，12页；参见《爝火录》，卷27，917页。可见，孙、郑两人的势力与影响之大！但谁也没想到，次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南明永历政权秦王孙可望竟携妻子奔赴长沙，向五省经略总督洪承畴投降。如一颗硕大的果实，突然投进世祖的怀抱，他能不感到天降意外之喜！他不但批准他投降，还给予崇高的待遇。孙可望降清，为最后彻底消灭永历政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和条件。世祖与廷臣抓住这一时机，选派吴三桂出征贵州、云南，务期一举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