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二日温睿临：《南疆逸史》，卷1，1页，“安宗”；徐鼐：《小腆纪传》，卷1，1页，“弘光上”。惟《明季南略》，卷1。6页载4月14日。，北京陷落、崇祯殉国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百官无不震惊，相顾失色，预感到大难临头！国不可一日无君，他们意识到必须赶快拥立新君，才能稳定局势。

崇祯诸子都落于农民军之手，生死未卜，无法迎立，只能在明宗室中物色合适的人选。这时，明宗室诸王纷纷逃向南京，其中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已到了淮安（江苏淮安）避难，受到淮扬巡抚路振飞的保护。南京诸臣想在这两王之中推戴一人。因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拿不准该立谁。再说，一些重臣不在南京，如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正在浦口督师勤王，所以不敢贸然做出决定，他们议了一次，不了了之。

潞王朱常淓是隆庆穆宗帝之孙、简王朱翊镠之子、万历神宗帝的侄儿。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神宗的孙子、福恭王长子。崇祯十四年（1640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河南，将其父福恭王处死。李天根：《爝火录》，卷2，8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十七年二月，农民军攻陷怀庆（河南沁阳），朱由崧逃到卫辉（河南卫辉），与他的母亲邹氏失散，仅带内侍数人，辗转逃到淮安。论血缘关系，潞王是福王的叔辈，但福王跟崇祯是近支。若论人品，潞王贤明，为众臣所看重，而福王品行恶劣，他在藩地时，荒淫不法，早有恶名。比较两人，诸臣多数愿立潞王为君。兵部侍郎吕大器、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等人联名给史可法签发一份文件，明确表示反对立福王，指出他有“七不可立”：不孝、虐待下属、擅权干预政务、不读书、贪鄙、淫乱、酗酒。真是五毒俱全！这样的人，当然不该立为君。他们认为“潞王贤明”，可以信赖。《小腆纪传》，卷1，《弘光上》。史可法赞成他们的意见，说：“非英主不足以定乱！”《南疆逸史·高弘图传》，卷6，47页。

握有重兵的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凤阳总兵马士英另有企图，欲乘此拥立新君的机会把持朝政。为达到这一目的，他选择了昏庸的福王，一心夺居“拥戴之功”，以取悦于福王。他抢先秘密派人去淮安，向福王朱由崧传递他的拥戴之意，并授意路振飞为福王备舟急速来南京。同时，他又致书史可法、吕大器等人，反对立潞王，极力主张立福主，声称论亲疏，论贤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福王。史可法、吕大器表示反对。马士英阴谋内贿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外结总兵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发兵护送福王至仪征（江苏仪征），以造成既成事实，向诸臣施加压力。接着，串通诸臣开会，压他们表态支持立福王。可是，谁也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吕大器负责执掌礼、兵两部印，迟迟不到会，给事中十九人联名送帖，令其速来，吕大器这才从容而至，不肯附和立福王的意见。会议从黎明开始，一直议到中午，还没议出结果。给事中李沾厉声说：“今日有异议者，以死处之！”刘孔昭怒气冲冲，当面大骂吕大器，不得出言惑众！韩赞周大叫：“快取笔来！”吕大器在他们的威胁下，再也不敢说话。与会诸臣心怀恐惧，不敢持异议。《爝火录》，卷3，200页。史可法得知情况，无可奈何，被迫同意立福王。《明季南略》，卷1，6~7页，“南京诸臣议立福藩”。立新君的大事几经周折，在马士英等人策划下，就这样定了下来。福王朱由崧已到了仪征，南京方面派出礼部官员前往迎接。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元年。

朱由崧一即位，马上封赏百官。以史可法、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张慎言为吏部尚书、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史、马、高三人俱为东阁大学士。其他各官都得升授新职晋爵：进黄得功为靖南侯、左良玉为宁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史可法提出，分长江以北地区为四镇：命刘泽清辖淮海，驻于淮北，经理山东一带军事；高杰辖徐州，泗州（安徽泗县），驻于泗州，经略山东、河南开（州）、归（德）地区的军事；刘良佐辖凤（阳）、寿（州），驻于临淮（安徽凤阳东、淮河南岸），掌管河南陈（州）、杞（县）一带军事；黄得功据滁（州）、和（州），驻于庐州（安徽合肥），经理光（州）、固（始）地区的军事。各镇设额兵三万，所需额粮钱，由各镇自行征取。各辖区军民，州县各官均听本镇节制。设督师一人驻扬州，节制四镇。《明季南略》，卷1，26~27页，“史可法请设四镇”；《小腆纪传》，卷1，3页，“弘光上”。这四镇大都与农民军所占地区接壤，设置的目的，就是以四镇阻挡农民军南下，并以此作中兴计。史可法说得很清楚：“国家设四藩于江北，非为江左偏安计也，将欲立定根基，养成气力，北则为恢复神京之计，西则为澄清关、陕之图，一举而遂归全盛耳。”《明季南略》，卷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