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农民军陆续撤出真定，据当时在城外目睹实况的边大绶写道：“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虎口余生记》，30页。李自成受伤后，没有进城，暂驻玉皇阁，正要吃饭，听说吴三桂的追兵将到，就顾不得吃饭，拔营西走，《庭闻录》，卷1。《虎口余生记》：自成“不进城，在关帝庙吃中火即行。”将携带不方便的辎重都烧毁，轻装疾驰。他们经获鹿（今仍名）、井陉，于六日出固关，退入山西境内。《虎口余生记》，31页。

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曾以雷霆万钧之力，掀起了浩大的革命浪潮，势如万马奔腾，迅猛异常，把明朝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吞没于浪潮之中。不幸的是，它遭遇到了吴三桂与清军这两块巨大的顽石，经几次猛烈撞击之后，浪潮终于悄然而疾速地退去了。定州、真定两大战役，农民军受到重创，更加速了它的退却。随着农民军主力和自成本人退出河北，京师以北，居庸关内外各城，以及天津、真定等处都投降了清朝。《清世祖实录》，卷5，9页。但是，李自成不会就此甘心失败，他要重整旗鼓，掀起新的波涛，向他的仇人吴三桂和其主子清朝统治者发起新的冲击！他进入山西境内，先屯平阳（山西临汾），布置兵力，分守山西各战略要地，堵截追兵，不得入山西。然后，他北上太原，回到西安，重新筹划他的恢复计划。《虎口余生记》，31页。

且说吴三桂，在真定一战大获全胜，让将士们略作休息，又传令进军，尾随农民军之后，跟踪追击。五月七日，当农民军已过平定州西的时候，追兵已到核桃园（固关北侧），直抵固关前。李自成调后营人马返回关上防守。《虎口余生记》，31页。此关居山西与河北之间，为一战略要地，易守难攻。吴军与清军自山海关至固关，长驱数千里，不间断地行军，常常是昼夜兼程，据朝鲜人报道：“自北京至保定府凡七日程（此为朝鲜人的计程方法），八王（阿济格）疾驰三日才及于保定，马困人疲，不能远逐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5页。特别是在途中，屡经激战，更是形神皆疲，在险关面前，不堪再战，急需休整。吴三桂到此决定班师。

五月十二日，吴三桂与英亲王阿济格等出征将领还京。多尔衮派大学士范文程等出城迎接慰劳。入城后，即谒见多尔衮。《清世祖实录》，卷5，70页。

吴三桂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借助清兵的支持，连续击败农民军，夺取了京师，将农民军主力驱逐出河北，巩固了京畿地区，为清朝统一全国取得了牢固的立足之地。三桂及其将士的这一功绩，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三桂在给兵部的文件中详述他和他的主要将领的功绩，写道：

本藩忠义激昂，誓不与贼俱生，父母身家举置度外，不待言矣。仍多方鼓舞联络，幸辽镇文武官兵同心僇（努）力倡之于前，而关门各将士并能协和鼓励应之于后。四月二十一、二两日战，守者均矢肝脑涂地之心，用能催坚破垒，净扫妖气。此一役也，立肇造大定之基，揆厥勋劳，原非浅鲜……

文件还具体提到立有大功的将领的事迹，如总兵何进忠，“捐驱突阵，血功特懋”；再如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参将孙文焕“效力最多”；还如监记同知童逵行、陈全国“摧锋借箸，以文史而兼武弁之劳，其功更难泯灭”；再有游击鲁登，副将陈时登、夏登仕、胡亮“保关御寇，宣力并著”，特别是夏登仕、胡亮“当关门抚道投贼求生之时，独能同仇战守，忠义可喜”。这四个人“智勇兼资，俱属有用之材”。这些有功人员，有的“格外酬异”，有的“优加京衔”，有的“破格升赏”，有的“优补”重要官职。《庭闻录》，卷1。

在另一份文件中，就山海关与真定（或为庆都）两大战役作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家应天顺人，定鼎燕京，不期月间，率土来王，已成车书一统之治。揆厥始基，实肇造于关门之一战，而庆都（或为真定）之追剿，独暑星驰，摧锋陷阵亦不可泯之劳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