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13~14页。

书毕，三桂特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为使臣，大约在四月十一二日，离开山海关，星夜疾驰沈阳请兵。

这封信颇形诸于绘声绘色，把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和请兵急切而诚恳的心情都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封请兵或“借兵”的信，不是请降的信。何以见得？

第一，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恢复其统治。此无意降清甚明。

第二，三桂称清为“北朝”，与“我国”——明朝对称，南北两政权“通好”二百余年，但泾渭分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自己的立场不容混淆。

第三，三桂给清兵规定了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一从“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入口。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入口征明的旧路，三桂却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关隘。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显然，三桂自为主，而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从三桂的这个安排，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

第四，最后，三桂郑重声明，“我朝”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财物，还将“裂地”即割让领土酬谢。三桂俨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许以优厚的条件，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

通览全信，丝毫也看不出三桂欲降清的蛛丝马迹，迄今，有的把三桂的请兵说成是降清，未免言之过早。

且说李自成在北京为三桂降而复叛已深感不安。及至他的使臣被杀、三桂斥父的信传来，知道事已无法挽回。这时，每天都有一次、多至四次快马飞报三桂募兵声言“规复京师”的消息，他更是心烦意乱。百官多次“劝进”，他也无心即位，一再展期，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三桂投向清朝，造成吴军与清军的合势，直入北京，后果不堪设想。招降的路已堵死，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吴三桂问题。于是，他调集部分骑兵先行。《国榷》，卷101，6070页。

李自成决策出师山海关，遭到他的几位重要谋臣将领的反对。李岩提出四项主张，其中一项主张是：“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贡，与国咸休，则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力主政治解决，不宜派兵攻打。自成看了他的奏疏，很生气，拒绝了他的劝告。《流寇志》，卷11，183页。牛金星也劝自成：“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劝，编师往击，未晚也。”《谀闻续笔》，卷1。宋献策一言挑明：“皇爷（指自成）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东明闻见录》。这些意见，自成都不听。开始，自成并没有想到与吴三桂打仗，更没想到与清军打仗，乃至决定出师，也没有做认真准备，对打大仗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以为占领北京，大局已定，“天命”归己，只需再派一支部队去山海关，便可马到成功，三桂束手就擒。因此，他打算派刘宗敏、李过出征。不料“诸伪将耽乐，殊无斗志”《小腆纪年附考》，卷5。，在讨论出师时，“仓皇无定”《流寇志》，卷11，183页。。四月十二日，自成集群臣再议东征吴三桂，“刘宗敏等逡巡未应”。自成无法，只好“亲行”出征。他授明降臣张若麒为“兵政府尚书”，随他到刘宗敏等诸帅处，敦促他们出征。《流寇志》，卷12，158页。这些因素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