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襄掌握在农民军手中，对劝降三桂起了直接作用。在授意唐通和吴襄劝降三桂前后，李自成还曾派原明密云巡抚、降李后任兵政府尚书的王则尧等不断进行劝降的活动。以巡抚李甲和兵备道陈乙为使，“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甲申朝事小记》，“吴三桂始末”，卷5。。

三桂安顿好来使，便秘密召集诸将官商议是否向李自成投降。本来，他对李自成招降很动心，已“忻然受命”《甲申传信录》，“吴三桂入关之由”，卷8。。三桂突然改变立场，欲与过去的死敌农民军握手言和，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效忠的大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李自成的大顺朝将取朱氏王朝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新的主宰，只有依附于这个新政权，才有自己的出路。而且自成给予的条件的确是再优厚不过的，礼遇有加，这对三桂来说，正是多年来他所追求的东西，一朝到手，心里亦感到满足。他还顾虑到父母亲属生命及家产均系于农民军之手，如投降，不仅保全一家生命财产，而且不失荣华富贵。此时，三桂所部严重缺饷，急需补充，不然，将士们就会动摇，乃至瓦解。三桂将士在宁远时已缺饷十四个月《小腆纪年附考》，卷4。，处境很困难，而现在李自成送饷到门，恰似雪中送炭，何乐而不取！从眼前考虑，投降农民军大有好处。否则，一切就会化为乌有。三桂经过深思熟虑，已有投降的定见，却不明说。因为他顾虑部下的想法能否跟他一致，特别是在当前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候，人心混乱，还摸不透他们的真实打算。所以，他要先试探部下的思想动向。他故意问诸将官：“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籍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

诸将官默默无语，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三桂连问了三次，还是没有一个人敢表示意见。三桂以逼人的目光环视了每个将官的脸，语调沉重地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说到这里，三桂提高了声音，斩钉截铁地问道：“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

三桂咄咄逼人的追问，诸将官心中不由得一惊，好像如梦初醒，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今日死生惟将军命！”诸将官已表态一切惟三桂之命是听，他这才宣布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于是，“报使于（李）自成，卷甲入朝”彭孙贻：《流寇志》，卷11，177页。关于吴三桂是否投降李自成，史籍记载颇有歧异。考之史实，三桂降李确有其事。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三桂由忠明转而投向农民军，这一根本转变，完全是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八成支配着他的性灵的主要成分，是贪求尊荣的心理，其次也就是不见得高尚的个人动机”魏特：《汤若望传》，214~215页。。

李自成得报三桂投降，很是高兴，便乘势给明将左良玉、高杰、刘泽清写去劝降信：“大顺国应运龙兴，豪杰响附，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赐彩缎、黄金，所将兵卒给四月军粮，俟立功日升赏。”《平寇志》，卷10，227~229页。

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缟素举哀。他虽然决定投降农民军，还要以此举动表明自己不忘明室对他们一家的恩情。

治丧之后，吴三桂将山海关交唐通守御，自率所部进京谒见李自成。约四月初，军至永平（河北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吴三桂纪略》。。四日，抵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被捕。三桂没有在意，说：“此胁我降耳，何患！”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庭闻录》，卷1，“乞师逐寇”。。与此同时，三桂派往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父亲正在被拷追赃。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农民军在北京提拿大批勋戚文武大臣，拷掠追银，吴襄也在其中，“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还有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秘密出京，“将京中一应大事”，向三桂“一一诉禀”，并说：“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三桂听了这些情况，“不胜发竖”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尤其是陈圆圆被掠，对他刺激更大，深感奇耻大辱，好像挖了他的心头肉，不由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庭闻录》，卷1。他不假思索，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挥师返山海关，一改“秋毫无犯”的保证，一路“纵掠”，直奔山海关而来……正是：

恸哭六军俱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圆圆曲》）

吴襄被捕，圆圆被掠，这都是事实。此事还须从头说起。李自成率农民军一进入北京，就采取一项重大行动，即对京中各级官吏实行追赃派饷，予以无情地打击。从三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五、二十六日，农民军“遍街提士大夫”《三垣笔记附识中》，230页。，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甲申核真略》，23页。。追赃助饷，是从翰林官开始的。当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发现一翰林家藏巨金时，便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其后，明官吏“被刑拷”，追赃银，向农民军助饷，即由此而起。《甲申核真略》，22页。二十七日，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起用的，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自刘宗敏寓所以下，各处兵营、勋戚名官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至四月一日，追赃刑拷扩大化，“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据亲眼目睹的杨士聪说：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每院落被夹的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中，缙绅占十分之一二，绝大部分是史馆办事、卫幕杂流、指挥千百户、各衙门办事人员，及各部书办等基层小官。他们被夹，有哀号的，有不能哀号的，“惨状不忍见闻”。凡已被夹死，然后用绳子拽出去，“不啻千余”。上述三百人尚未被夹死《甲申核真略》，30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55页。。“夹棍”，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它是农民军进京后新造的，夹棍皆有棱，且用铁钉相连，用此棍夹人，“无不骨碎立死”。京中原明朝各官凡受此刑者，很少有活命的。《甲申核真略》，22页、25页、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