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正是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这一年，在我国编年史上堪称是伟大的年代之一。在这一年之内，不，几个月之中，甚至数日间，形势变化之大，恰似天翻地覆，明建国近三百年之定局为之巨变。历史公平地给每个人特别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新的机遇，生死浮沉，荣辱升降，无不决于瞬息之间。

新年伊始，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建中央政权机构，以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位列丞相；以宋献策为军师。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五等爵大封功臣。《明史》，“流贼”，卷309，7693页。李自成建国改元，标志着农民军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向腐朽的明政权发起最后的攻击。

事实正是这样。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率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一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然后，两路大军会师于北京。

农民军势如破竹，进展迅速，“近逼畿甸”，对明政权来说，已到了“危机存亡之秋”。《流寇志》，卷9，13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自成在进军途中，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农民军誓与明政权决战的严正立场。《石匮书》，卷第一，《烈帝本纪》，34页。这一切，都使明统治集团十分震惊。崇祯忧虑至深，临朝时，对诸臣不住地叹气，说：“卿等能无分忧哉！”《明史纪事本末》，“甲申之变”，卷79，1369页。明廷无饷，“内帑如洗，一毫无措”，而“民穷财尽”。《流寇志》，卷9，137页。兵不足用、不堪用。崇祯向他的大臣们说出的这番话，确实说明了这个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崇祯正计无所出时，忽然将三桂的父亲吴襄调京候用。吴襄得旨，于十七年正月初，即携带家眷进京。表面看，是因为“秦寇势迫，调襄入京协守”钱：《甲申传信录》，卷8，139页。。实际上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在调吴襄进京之前，他作为“废将”已退休在家，闲居数年，连“俸廪”也给取消了。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代为请求，崇祯批准“给吴襄俸廪”《崇祯长编》，卷1，34页。。这次把吴襄调进京，授予提督御营的要职，显然是重用。崇祯看得明白，吴三桂手握重兵，关外防务全依赖此人，为笼络他，不能不重用其父。三桂的亲属故旧多已降清，也难保三桂不受其诱劝，随时可能被招降。崇祯把其父及家属升调北京供职，实则也有拘为人质之深意，以此来稳住和牵制三桂，绝其降清之念。应该说，崇祯的这一策略，对三桂至少在心理上能产生某种影响。

崇祯调吴襄进京，无补于大局的好转。相反，整个局势继续迅速败坏下去。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已苦于拿不出一项切实可行的对策，每天君臣问答，章疏不少，议论纷纷，不过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各持己见，相互扯皮，敷衍塞责。其中，有个官左中允的李明睿秘密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都城南迁，事关国家根本，崇祯虽早有此意，又担心遭群臣反对。及至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果持异议，也就不了了之。《流寇志》，卷9，136页、141页。这时，崇祯便想到可否调守边将士进关防堵农民起义军。他一想到此事也难，说：“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表示：“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他建议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兵员。然而，在“府库殚竭”的情况下，招募又谈何容易！《流寇志》，卷9，137页。

招兵困难重重，而现有的明兵在各个战场上几乎都不是农民军的对手，败报不断从前线传来，使崇祯日益陷入绝望之中。他反复思量，谁能担任抵御农民军的重任。于是，他猛然想起了吴三桂，年轻有为，身任边疆要职已多年，积有实战经验，若将此人调来，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委任。崇祯的想法，不失为一个补救措施。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正式提出这个想法，向大臣们征询意见。谁也不否认吴三桂在当时总兵这一层高级将领中享有颇高的声望，人们皆称“三桂敢战”，他所率领的辽兵号为关门“劲旅”。《绥寇纪略补遗》（上），33页。调他进关征剿农民军，应当承认，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事本来是不会有争议的。但是，与崇祯的愿望相反，围绕调三桂一事，却又引出了一场纷争。崇祯这个人，虚荣心很强，总怕大臣们揭短，特别是出了问题时，他会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办事大臣的身上。为了保全个人的尊严，不惜陷人于死。他妄杀兵部尚书陈新甲即是一例。在明兵被农民军打得丢盔卸甲时，他曾打算与清兵议和，以便腾出力量对付农民军。此事只有他与兵部尚书陈新甲知道，崇祯特嘱他秘密进行，惟恐大臣们知道要受到攻击。岂料陈新甲做事疏忽，明跟清议和的事很快张扬出去。大臣们以跟“虏”谈和为耻，群起而攻击陈新甲，纷纷质询是否有此事？如有，就是“陈新甲主和辱国”［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19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崇祯很恼火，严厉指责新甲，而新甲不服，不但不认错，还自以为有功。崇祯怒不可遏，批准把他处死。《明史·陈新甲传》，卷257，6639页。可怜的陈新甲竟做了崇祯的替罪羊。这是崇祯十五年的事，人们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