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以大兵围困松锦，松山副将夏承德先行纳款，率众来归，故彼眷属，并所部之人俱加留养，洪承畴亦留养之矣，其余抗命者尽行诛戮。惟祖大乐等，因系将军之戚，姑留之。锦州祖大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此正大将军趋吉避凶建功立业之秋也。倘狐疑未决，不速来归，尔明国皇帝有不疑将军而加之罪者乎？将军果能乘机构会，决意来归，则明哲之智，诚附之功，与迫而后归之松锦诸臣，大相悬绝。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否则，将军之全军已为我所取，印信已为我所夺，松锦陷没，坐视而不能救，种种罪愆，尔明国皇帝宁有轻恕将军之理耶！

曩者祖大寿之在锦州也，尔明国皇帝每疑之而欲加以罪，然而终不能者，以其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耳。今将军以孤立之身，负危疑之迹，岂能自保无虞！况尔明国，“流寇”转炽，土宇凋残，倾亡之象，将军已目击之。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将军不于此时幡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士兵，迟我时日，彼时虽降，亦不足重矣。今尔明国皇帝，虽遣使讲和，其诚伪难知，成否亦未可必，而将军亲故，俱在于斯，归我之念，诚宜早定。朕以真情反复开谕，将军其详虑而熟思之。

清太宗还给同守宁远的白广恩和柏副将各一封信，文字不长，中心内容，与给吴三桂的信基本相同。他要求他们能“开导吴将军”，“同心协谋，举城归顺”，将给予优厚待遇。以上三封信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60，5~7页。

紧接着，清太宗授意与吴三桂有亲属关系及个人交情最厚的人，都给他写信，力促其归降。吴三桂的挚友张存仁、其兄吴三凤、舅父祖大寿、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为姨母表兄弟，皆系祖大寿外甥）等都“遵旨各遗三桂书一函”。限于篇幅，这些信的内容不便一一引述，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六十。我们还从其他记载中看到吴三桂的好友，如汉官邓长春见《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46页。、陈邦选、姜新等人见《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85~86页。，也与张存仁等先后分别“致明宁远总兵书”，不用说，他们也是“遵旨”而写的。

以清太宗为首，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的信，都写得很实际，都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感动。

吴三桂读到这些如雪片飞来的信，该作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无动于衷吧！写信的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至亲好友，有的甚至是同他一起长大，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动，尤其是能体谅他此时的处境，他们的话，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三桂的处境是他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他真的陷入孤立和最危险的旋涡之中，他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作出抉择。他所依靠的与之有血缘关系的祖氏满门，包括祖大寿等三个舅父，祖泽润等十余个表兄弟皆降，还有他的哥哥、姨夫一家，以及共事多年互为依赖的好友都投入清政权，“俱臣服于此”，“明国岂有不疑”三桂？而他欲“洗骨肉之嫌疑”，实不可得。这就是，鉴于三桂的亲属皆降清，崇祯不会再信任他。主疑臣危，自古而然。其次，松山大战时，三桂“在阵逃出，大兵尽丧，总督文武官俱陷”，三桂独存，“罪将安归”？不惟富贵不能“举保”，连身家性命“又不知作何结局”。他们警告三桂，崇祯不会宽恕他临阵逃跑的罪过的。第三，三桂在军事上已遭惨重损失，现固守宁远。势单力孤，如清兵一旦兵临城下，明朝无力援救，那时，或是被迫降，或是为明尽节而死，除此两途无他。三桂的宗族亲朋都认为不可取。正如清太宗所明告：归降早，功最大，与迫于形势而归的松锦诸将官则待之完全不同。所有这些，三桂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目前处境，他从自己的亲属和好友在对方已得到的优待，当然不会怀疑他们提出归降条件的诚意。清太宗向他发出归降的呼吁，的确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殷切之意，不可谓不诚，替他剖析事理，不可谓不深，提出优待条件，不可谓不厚。总之，这一切，都无可挑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然而，吴三桂对此毫无反应，这些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响，这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三桂的亲属与至交都满以为有把握的事，却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让他们失望。

转眼之间，夏去秋尽，已是崇德七年十月的初冬季节，清太宗和三桂的亲属好友的招降仍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三桂继续保持沉默，不置一答。这时，清太宗以他的哥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又组织了一次对关内的远征。《清太宗实录》，卷63，15页。与此同时，他仍不放弃对吴三桂的争取，再次给三桂发出了劝降信，写道：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

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

清太宗这封信写得简短明确，实则是催促吴三桂尽速作出回答。他“又命总兵官祖大寿致书吴三桂”，希图以吴三桂最依重和最信任的祖大寿来打动他。祖大寿立即写信，并附上他自己常佩带的小刀一口，作为信物，来取信于三桂。祖大寿的信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