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正确评价泰伯是关键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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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伯三让王位，南奔荆蛮，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好多史书都曾记载。然而对此人们有褒有贬。 贬者认为:泰伯父亲古公“欲立季历以及昌”。历者，适也。由于“季历贤”，其子昌有“圣瑞”，故古公常赞赏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泰伯深知父亲的意愿，自感不及季历乃至昌，看到自己继承王位的希望己落空，迫不得已，只好让位，自己远走高飞，逃奔荆蛮，并非是顾全大局，有意让国。是泰伯无能的表现，消极地避让，不值得称赞，更谈不上是高风亮节，道德高尚等等。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否也!当初，古公早有“剪商”之志，晚年更为坚定。因为古公认为“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所以古公为既不能违背王室传统嫡长子继承制，又不能如愿传位季历以及昌，于是终日闷闷不乐，以至病倒。古公的心事，已为泰伯觉察，他与仲雍商定，以替父采药为托辞，离开周原，避居“吴山”，让季历继承王位，以遂父愿，此一让。不久古公病逝，泰伯、仲雍含悲而奔丧周原。季历劝慰泰伯继承王位，泰伯坚辞不受，此二让。而后泰伯决心更大，带领部分“吴山”族人，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辗转数千里，来到长江三角洲太湖之滨的梅里，开创新天地。他入乡随俗断发文身，称自已为“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真可谓悲壮之极。于是季历“权而受之”，“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此三让也。 泰伯遂父愿，“孝”之诚诚；让王位，“忠”之贞贞。泰伯崇高的谦让品德和伟大的人格，连“至圣”孔子也赞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己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己到了找不出任何合适的词语来形容的极高境界。自古忠孝两难全，而泰伯虽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却把二者完美、和谐地统一了。泰伯有意三让王位，为周朝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难怪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为“世家第一”。也正因如此，周武王克殷后，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己君吴，因而封之。 泰伯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三以天下让”，开创了勾吴国，而且在于他以谦让的风范和宽阔的胸怀溶于荆蛮习俗之中。他断发文身，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并将黄河流域较具优势的礼仪文化和生产技术加以揉合和交融，开创新的事业:他带领百姓，克服重重困难，兴修水利，改堵为疏，先后开挖“九径一渎”，这“一渎”就是遗存至今的江南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伯渎河，它确保了农业的丰收和商贸经济的发展；又教人圈养野鸡、野鸭、野羊、野鹿，使之成为家禽家畜，从而提供了丰富的食品；制陶手工业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青铜器的制造在吸收中原较为先进的铸造工艺并加以改进后，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抵御商王朝及诸侯国的侵骚，确保勾吴国的长治久安，人民能安居乐业，泰伯率众筑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后人称为“泰伯城”，它是江南第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也是吴氏的发祥圣地。泰伯并建立了军队，泰伯城南的接岸船弄就是当年的吴国驻兵的地方，“荒三千”中的那座“故文台”就是吴国举行庆典、朝拜天地、检阅军民的地方。 由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地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使荆蛮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富庶的曙光。“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就是最好的写照。泰伯仁爱的胸怀，卓越的才干，艰苦奋斗的开拓创新精神，赢得了百姓的拥戴，“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泰伯 ”(《史记》)。泰伯不以君主自居，“自号勾吴”。他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民富国强，使勾吴成为 “衣食足而礼义备，民生敏于习文，疏于用武”的礼乐之邦。以梅里为中心的勾吴国，一步一步地摆脱贫困走向殷富，从落后走向文明，为日后繁荣发达的江南经济和光辉灿烂的吴文化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每逢正月初九—泰伯生日那天，四乡十多万人涌往梅村泰伯庙祭祀这位受人爱戴的江南始祖，泰伯受到古今中外上至帝王将相、政府官员，下至文人墨客、平民百姓的崇敬和赞扬，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这就是历史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这就是泰伯的至德精神，光芒四射。当今的无锡城市精神“尚德、务实、和谐、奋进”，三千多年前的吴泰伯在这方面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