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凤凰”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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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香港

　　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正式启播。除台湾外，原卫视中文台涵盖范围都纳入凤凰旗下。凤凰卫视和台湾卫视中文台正式分途广播。4月中，公司高层想：“小莉完成台湾台开播的阶段性任务，是不是该回香港了？”所以，甘国亮从香港打电话到台北，“小莉，台湾台已经顺利成立，凤凰台也开播了，有没有兴趣回香港来？”我又面临抉择，“是留在台湾做制作经理？还是再赴香江完成我未完的梦？”我问自己：“当初想看九七，想做更多节目给更多中国人看的理想是否还在？”答案是肯定的。
　　为了向总部汇报台湾制作部情况，我出差香港，和风凰卫视中文台台长，也是我现在直属上司王纪言（因为王台长曾为中国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所以我们都尊称他为院长）会面。院长是标准北方大汉，一见面就率直他说：“赶快回来吧！凤凰卫视开播，好些人说怎么就看不到过去卫视一些优秀的主持人？”
　　就这样，我决定再度告别爹娘，负笈香港。而这个决定，又开启我传播生涯中另一个辉煌阶段。因为在台北制作部我手中仍有3个节目在制作中，《名人三温暖》企划案也在酝酿，制作部不能一日无人接替行政工作，我必须进行交接。
　　同样是7月，我又在卫视台北同仁的借别会后再赴香港，只是这回不再是人生地不熟。有经验的我在香港岛找了一间家俱俱全的小套房，省却我重新安顿的时间和再睡地板的危机。再回香港，公司有了很多转变，套句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在第一次凤凰节目研讨会和经理级同仁开会时所说的：“很多人可能注意到，过去几个月，有一些高个子在八楼走来走去，其中以一个大个子为首，几个月来，大家的衬衫牌子变了，领带也不同了……”这是个很形象的描绘。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像我一样说普通话的人愈来愈多，原本公司会议由广为采用的广东话、英文，现已成为普通话的天下。国语人的语言和思考逻辑较为相似，所以我与同事彼此没有障碍，一位天津同事说：“我父亲有一次路经香港到台湾，他到了香港，觉得像到了外国，进了台湾，觉得像回国似的。”
　　也由于我和香港同事相处已有默契，初期我还兼任京港文化磨合的翻译官。
　　“凤凰是东西文化合壁，太极中阴阳的融合，内地来的同事要尽快把过去不规范的做法改变，向香港的规范化靠拢……。”刘老板继续说。
　　在香港，我不是第一次经历改朝换代，尤其在经过行政工作的洗礼后，我明白做媒体打战不但需要有决策的魄力，更要有了解自己和市场的眼光。这次，我隐约感到不同，因为这只金色的凤凰，不但了解自己要主攻的战场，它似乎也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弱势，摆脱犹豫不决的忧虑，它展现风风火火的行动力，使我更乐于投入其中，随凤凰起飞。
　　专访董建华——追踪候任行政长官的第一天1996年12月11日，对香港人来说是别具意义的一天。SAR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经过激烈竞争，这一天就要诞生。凤凰卫视和其它香港媒体一样全程转播。原订我将在棚内做现场直播，前一天，高层突然和我商量，希望我能做到新任特首的专访，于是临危授命。11日我转换任务，到会展中心筹委会投票现常投票过程中，董建华一路领先，等到票数过半，董建华笃定当选后，现场各种小道消息不断：“候任特首会到现场向委员谢票！”我四处流窜打探消息，直到会场宣布投票结果，委员都散场了，董建华才出现，并召开了临时记者会。300多位中外媒体架起了层层摄像机和脚架，我们这组机器因为不负担转播责任，加上内外场跑，捕捉和追访委员，所以只抢到最旁边的位置，我站在摄像机旁最前的位置。董建华首先发表当选感言，然后开放媒体发问，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抢问声，不过都是以广东话一问一答。我知道董建华中、英文，广东话都很流利，心想，应该为凤凰卫视说普通话的观众服务一下。这时董建华说：“最后两个问题！”
　　我心中一急，提气继续大声提问，我用普通话发问的大嗓门终于吸引到他的注意：“董先生，请您用普通话向亚洲区的观众说明，未来5年您将如何兑现您的承诺，不负今天高票当选的所托？”
　　董建华果然以普通话答问，这也提醒他，香港是个语言多元化的都市，最后他附加一个问题：“Last question，Eng1ishl”开放一个英文问答的机会。或许是我用普通话发问的关系，我对董建华的提问，当晚也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惟一采用的答案。
　　从会场回到公司，我受到英雄式的欢呼。我不明究竟，同事解释给我听，“整个记者会，就听到你尽责地不断提问的声音，终于轮到你发问时，我们看到电视转播镜头一转就看见你站在第一排，拿着凤凰的麦克风，不急不徐地在问问题，你是惟一一个我们（观众）看得见，到底是谁在发问的媒人！”
　　但任务还未完成，我最想做的是新特首的专访。经过公司的奔波和协调，高层下达指令：“小莉，今晚随董建华到深圳，明天香港特区筹委会开会前，看能不能做到专访。”
　　连夜和一群同事北上，北京摄影队大批人马也赶到深圳会合，同事们连夜想访题，公关经理多多继续和董建华办公室协调，最后敲定第二天清早7点到董建华下榻处会合；再小心地跟随董建华办公室人员到采访地点等候。因为要避开其他没有约定的媒体，董建华办公室只准许香港4家电视台：无线、亚视、有线和风凰卫视每家专访15分钟。
　　和媒体打交道，董建华并非第一次，虽然过往低调，但他知道自己已在舞台焦点下，必须给香港媒体一个交待。经过竞选的劳累和不停的赶路，董建华仍耐心回答每个媒体可能部分重复的问题，除了最后因为赶筹委会开会而稍为心不在焉外，他对媒体要求极尽配合，让每个访问做起来都像个“专访”，最后他在幕僚催赶下，不得不离开时，又露出大家现在非常熟悉、表示抱歉的笑脸。
　　董建华在竞选特首期间，媒体对他身为长子，曾带领家族企业东方海外走过濒临破产危机的经历津津乐道，许多人更寄望有这种坚毅个性的领导人，在香港万一遭遇危难时可同样发挥作用。现在看来，虽然1996年香港经济一片繁荣，但积谷防饥一向是香港的美德，许多人当初的选择，对香港似乎非常重要，只是，这艘满载着数百万人的大船能不能驶过险滩，可能就不只是“坚毅地捱过去”这么简单的手法可以解决的了。

一代名舰沉浮录——中山舰打捞实记

　　“小莉姊，编导说，你先别回饭店，可不可以直接到京口现场去。”望着我第一天认识，满脸惶恐的助理，既害怕我生气，又担心我不肯就范，没法和编导交待的表情，“走吧！”我说：“不过行李很重！”
　　时间是1997年1月27日，我刚从香港搭机抵达武汉，一下飞机，就被摄影队派来接机的人拦截，直奔中山舰打捞现唱—长江边上的京口。
　　助理嚅嚅地说：“明天中山舰就要举行打捞出水仪式，下午就得拍东西了！”
　　于是我坐在的士车厢里，就着每20秒钟会震荡一次的高速公路路面，开始化妆，在抵达京口岸边停下车的一刹那，刚好完成我最后一笔唇彩。一个像是当地人的男子打开车门：“你好！”为了不破坏唇形，我以微笑答礼。“他是谁？”我问助理说：“他就是编导张绍刚！”“哦，我以为是京口的交通管制员！”我说。助理大笑：“你别告诉他，他特地来接你的！”之后，我的行李和我分了家，我被直接带上一只木板船，往长江中线驶去。
　　“这次我们要做一个小时的特辑，但是我们只有今天下午到天黑前的时间可以上船，明天上午的打捞仪式，我们没有转播权，所以不能上船，只能拍些岸边的庆祝活动。”编导交待任务。“有没有一些中山舰打捞的背景资料？”我问。
　　“有！中山舰已经沉没长江底近60年，去年底开始打捞，打捞船上的弟兄都是四川来的，已经在这儿呆了很久，预计还会在这里过年！”编导急促他说。“就这样？”我追问。“就这样！”编导说。“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上船问吧！有一点很肯定，这帮四川兄弟在打捞船上都看风凰卫视，他们都在等你来！”
　　摇摇摆摆地我攀上了工作船。为了打通所有关节，编导和我看法一致：“先搞定总指挥”，一来可以补充我们背景资料的不足；二来方便在打捞船上的一切活动。
　　“李总，明天中山舰就要出水了，谈谈这次打捞的难度和艰辛？”
　　“泥沙，中山舰在长江底半个多世纪，已布满泥沙，我们又希望完整保留船体，所以要一面除沙，一面扶正船身，一面把它从河中往岸边推移到今天的位置……”“明天出水的程序如何……”我得意地看着编导，心想：“现在我知道的比你多啦！”
　　如李总指挥所形容，当时的中山舰是被两条打捞船左右两边用缆绳架着，船体只露出右舷的一部分，我在准许媒体游走的工作船上，以中山舰右舷船体为背景，融合编导绍刚和总指挥告知的背景资料，做了段节目开常编导仍为一个小时节目的内容而伤脑筋，“得上打捞船！”我们3人（我、两位编导兼摄像）默契地往船上攀。这时公安人员前来阻止，表示非工作人员免进，我赶紧对着远处刚做完访问的总指挥求救，“李总，我们想上打捞船！”
　　李总看了看我挥挥手，示意保安：“让他们上！”我们终于爬上打捞船，有机会记录下中山舰出水前一夜工作人员最后的心情和工作情况。“你们好！”我说。“吴小姐，欢迎你来！”打捞船上工作人员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齐声说。“你们现在做什么？”摄像机跟着我在打捞船上好奇地移动。“下水检查！”工作人员说。
　　“这个潜水衣很特殊幄！”我说。
　　“对呀！脚上要穿铅鞋才能沉下去，头罩里有对讲机，要上岸时便通知岸上工作人员，我门会用这条管子在潜水衣里充气，他就会浮上来了。”工作人员用四川国语热心地解释。
　　“下面情况如何！”我试着用对讲机和刚刚对着我们摄像机说“拜拜”要去做最后检查的潜水员对话。“右边有泥沙、水流很急，”潜水员在水底回话。情况似乎不太妙，第二天就要举行出水仪式，船身下40多条绳索，必须齐力拉抬中山舰，如果哪一侧淤泥太多、过重，导致倾斜甚至船身破裂，都将功亏一篑。我赶快把对讲机还给岸上工作人员，双方马上用又快又急的四川话对话，连总指挥也来了！“人家正着急办正事，别在这儿捣乱了！”我心想。
　　我们把摄像机带离船边，转移到船上只在旁观看的其他工作人员身上。
　　“在这里待多久了？”我问。
　　“三、四个月了！”众人答。
　　“想不想家？我继续追问。
　　“想呀！答案一致。
　　“这里最小的是谁？我问。
　　“他！众人齐指。
　　“你几岁？我把麦克风转向众人所指的一个清秀男孩。
　　“18岁！”“16岁！”他的答案和众人说的不同。
　　“哦！有人谎报军情！”我开玩笑说。
　　“你在打捞舰上负责做什么？”我问。
　　“有没有人因为工作受伤？”我继续刺探军情。
　　“有！”一个手上仍包着纱布的年轻小伙子，红着脸被同伴推了出来。
　　“怎么弄伤的？”我问。
　　“我下水打探情况，河底黑，中山舰斑驳生锈，舰身很利……”他说。
　　这群四川大汉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和我分享几个月来与长江湍急河水搏斗的故事。这些也全部收录在我们的摄像机中，成为一代名舰沉浮录上集——中山舰打捞前24小时的真实记录。
　　28日的出水仪式，我们没有转播权，不获准上船。在岸边我们找到了解中山舰当年情况的老人讲述中山舰的故事，他以自己的蓝色手提包，生动描绘日军炸弹轰炸，舰上官兵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情景。（两位编导绍刚和矫捷在做后期时找来日军轰炸的黑白影片，加上近60年后的现场访问，情境重演的效果感出乎意料地好。）上不了打捞船，我和矫捷只好在岸边“引诱”船民载我们到河中靠近出水的地方，希望尽量靠近中山舰。
　　一月的长江边，河风冷凛，我为了这次野外活动任务特别购买的羽绒衣，虽然可以御寒，却挡不了风吹头疼。
　　坐着小船漂泊近两个小时，把京口两岸和坐着渔船赶来围观的民众拍了一遍，该做的访问和现场口白都说完了，我们决定上岸，这时，政府官员已经离场，现场转播结束，在大批媒体往外撤时，绍刚说：“别人不拍，我们拍出水仪式后的中山舰！”
　　我再度登上打捞船，所谓出水仪式，是把昨日看得到的那节右舷和整个船身再往上拉抬几寸，可以清楚看到中山舰大半个舰底。此时，忙了一上午的四川兄弟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看到我，异常兴奋，因为出水仪式顺利，我分享着他们的喜悦，也访问他们的心情，我突然玩兴大发：“我可以到中山舰上去吗？”
　　“可以呀！小心点，我扶你过去，”四川弟兄说。
　　两天的贴身采访已经把这帮弟兄全数收服而不需问总指挥，他们一口答应，一副把我当成自己人的模样。
　　我坐在中山舰的舰身上，手指着被日军炮弹击中的裂洞，又滔滔不绝说起中山舰的故事。忙完采访，总指挥热情而且坚持要摄影队和大伙一块吃午饭。快过农历春节，弟兄们嚷着要唱歌助兴，我随口唱了几句《过大年》，虽然被编导讥为五音全三音，但四川弟兄可给足了面子，掌声如雷。有时电视工作的成就感不只在于成品的展现，我更满足于过程的付出和回馈，因为我是如此喜欢人，如此乐于亲近没有去过的地方。
　　两位编导对我颇感内疚，因为一下飞机，连安顿都来不及就让我赶着工作，我却乐于到我从没踏足过的长江边上走一走。严格说起来，两天不到的时间，我们完成一个小时的特别报道。在外援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贴近现常几个月后，我在香港启德机场遇到一位旅客，在认出我后他说：，‘我看了你们的中山舰打捞节目，很不错！”
　　我把这段赞美词转到俩位编导耳中，3人都颇为得意，因为个中过程的艰辛只有当事人心领神会。现在中山舰已经整体出水，安放在武汉供世人参观。这帮四川打捞船上的弟兄应该已经回到了家，或者又到了大江南北哪个需要他们的地方，继续和自然环境搏斗了吧！

愈来愈近的京港关系

　　和绍刚、矫捷的合作还没结束。
　　忙完中山舰打捞，原班人马便搭机北上趁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开会，对一些重要人士进行专访，香港回归的脚步是愈来愈近了。
　　筹委会为了庆祝即将功成身退和农历新年，由中国副总理也是筹委会主任委员的钱其探具名邀请所有筹委同贺新春。在凤凰公关部的运筹帷幄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邀请我和筹委之一的胡经昌担任晚会主持人。
　　不在预料中的临时任务，一伙人乱了手脚，因为我没带礼服。一月天，在北京大街小巷找礼服，我个子不矮，属欧美骨架，这可难煞了我这些北京同事，虽然他们是“当地人”。好不容易找到黑色一件式无袖礼服，剪裁简单，4个人（公关部经理多多、编导绍刚、矫捷和我）都满意。
　　这场晚会，除了有北京艺术界人士表演外，筹委们也发挥香港人能工作也能玩的本事，委员们拉小提琴，玩桌上猜谜。大合唱时，在我们两位主持人起哄下，鲁平、周南、董建华全给请上台，一起高吟《明天会更好》。董建华夫人伙同女委员合唱一首《甜蜜蜜》，这更是董太成为候任香港第一夫人后，首次公开献唱。
　　台上玩得不亦乐乎，台下绍刚、矫捷四处穿梭，也忙得不可开交。就这样，我们又完成一个半小时新春特别节目《特区筹委贺新春》和四个人物专访。
　　从此，我们4人“自称”是公关部和节目部合作的铁四角。因为这属凤凰草创初期，同仁以自我表扬、兼彼此表扬取乐，在辛苦工作中找到平衡，说句实话，我十分怀念这段陪着凤凰台成长的时期。

飞越黄河

　　1997年5月29日傍晚6点，我和风凰卫视、中央电视台负责飞越黄河现场转播及表演的人员，坐在北京往山西临汾的夜车上，大伙又是速食面（方便面）又是冷冻北京烤鸭，带了大批食物，像是去野战演习。我的心情更觉得像是学生时期的野外郊游，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大陆搭火车，尤其是穿山越岭的夜车。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到壶口瀑布，这个传说中“黄河之水一壶收”的著名天险之地。
　　坐了13个小时夜车，凌晨7点到达临汾，但这只是搭乘汽车的起点，从临汾市到壶口还要4个小时车程，由于先遣到达壶口的同仁传回的消息是“饮食状况恶劣，有人水土不服，腹泻”。这就是为什么大伙带了这么多干粮补给品的原因。在临汾吃早餐，北京同事教我：“小莉，快吃点当地的豆腐，豆腐是水和土做的，吃一吃水土就服了！”
　　一伙人像是就此向繁华都市告别般，把早餐一扫而空，才浩浩荡荡地往壶口出发。
　　一路上，一会儿山峦翠绿，一会儿黄土盖地。一个大转弯，我看到了滚滚的黄河水，愈往山上走，愈觉得离天很近，离阳光更近，空气中弥漫着尘上和黄坡地的粗犷味，“这里是适合汉子，适合出英雄的地方。”我心想。
　　到达壶口宾馆，这是附近惟一的宾馆，不知是我心中已做了最坏的想象，还是宾馆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环境大作改善。总之，宾馆的设施是让我们这批之前听到许多“不利消息”的城市佬大为宽心，直觉“壶口宾馆是天堂”呀！后来知道，由于壶口宾馆床位有限，许多同仁是睡在附近的窑洞时，这个天堂说法就更加贴切了。
　　北京的哥儿们帮我送进大量矿泉水、速食面和水果。
　　我把自备的煮水器、床单、被单和拖鞋摆放妥当，同事卜邦贻看到我带来一箱的防蚊水、防晒油、保济九、袋装麦片粥、台式泡面、饼干，直嚷着要做个“凤凰情报站”，报告观众“小莉在壶口宾馆开杂货店啦！”
　　“要对抗‘天险’当然要有万全准备呀！”我反驳说。
　　结果，当我的煮水器解了一群人馋，因为有方便面没有热水泡怎么吃？而我的防蚊水更让许多人免于成为蚊子饱餐的乐园。当一群人鞋底满是细沙的回到宾馆，我却是抖抖拖鞋，干干净净地走进房里时，同事们不得不佩服我的先见之明。
　　盛夏的壶口，天黑迟，傍晚，空气中的燥热稍解，反而适合活动，我按捺不住好奇爱冒险的性格，直嚷着想亲近黄河！
　　从宾馆到瀑布边，小黑（柯受良）打算飞越的那50米处，走路只要10分钟就到，我决定到现场去看看。
　　黄河之水流过山西陕西边境的壶口处突然收窄，形成一道瀑布，瀑布下水流湍急，此处的两岸也是浩浩黄河最窄处，曾听说有游客不慎失足，到瀑布下游被寻回时，只见破烂不成形的衣服，尸骨无存，壶口天险可见一斑。
　　壶口宾馆所在处在山西一侧，也是柯受良飞越黄河的跑道起点，飞过黄河就到陕西，那里窄到只有足够的空间做飞车的落点。
　　凤凰卫视推动柯受良飞越黄河的活动，铺排已久，从协调壶口岸边两省政府，到找寻合作伙伴——与中央电视台进行联合转播，足足有9个月的时间。凤凰卫视制作的12集飞越黄河特辑，更让我对壶口瀑布，虽还未亲身到过，就已有梦里百回的熟悉。但当我真的到达现场，自认也见过不少大阵仗的我，都忍不住说：“妈咪呀！我们怎么选了一个这么险恶的电视转播环境！”
　　小黑选在6月飞越黄河，除了为配合香港回归外，也为了那时的黄河水量少，从技术层面降低风险，所以我看到的壶口瀑布并不壮观，但是那两岸山壁抬头是天，下望是水，除了风沙滚滚，天地间别无长物的现场感，似乎告诉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标榜先进的电视科技在大自然面前也得低头。”
　　工作人员说：“现在天气好些了，昨天，一个大风，把大伙辛苦架起的舞台和场景帷幕全给掀翻，今天又得重新来过！”
　　险峻的环境，恶劣的气候，没有人有把握舞台能不能即时搭成，转播能不能进行，两天后就是6月1日了。
　　29日的壶口，人影晃动，大家都在忙碌，但是有种虚无的微妙心情，因为有太多未知数，我们勘察地形回程，遇到小黑哥：“丫头，你来了，也不来打招呼！”
　　小黑哥摸摸我的头，我学着像汉于般用力拍拍他的肩，我不想问他准备的怎样了？相信他的压力已经很大，黝黑的脸上看不出他的心情，但他好动的个性依然，他继续招朋引伴，招呼各地来看他的朋友。
　　一趟黄河边走下来，我满身是沙，单是漱口，都漱不尽满嘴的细沙，但总算是亲近了黄河，记起临行前王院长（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对我说的话：“壶口也没那么可怕，就是不在黄土坡地长大的人，见到黄河会有不同反应，得亲近一下，没事，就好了！”
　　而我也果然是亲近了一下就好了，壶口之行，有同仁闹肚疼；而我小心翼翼，并没有水土不服。
　　当晚，主持人对稿时，我是唯一代表风凰卫视的主持人，和另外3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合作，我和朱军在山西起飞现场，周涛和张政在陕西落点现场，表演节目两边穿插。作为祖籍浙江、台湾出生长大的香港媒体主持人，我无可避免地成了绝对“异数”，加上飞越黄河是现场节目，中央电视台一套和四套节目，凤凰卫视，香港当地电视台，台湾中视，向全球转播。负责节目的中央电视台编导，担心现场节目主持人说话“擦枪走火”，在对稿时，他严厉地对所有主持人说：“脚本上的稿，一个字不能改！”虽然这是对四个主持人的告诫，但我想，中央电视台对主持人的训练，一向是照着本子走，这次重提，显然是告诉我这个“外人”这项规矩。但这可把我弄慌了，自认记忆力不好，要一字不漏背稿，尤其不是自己语气的文稿，一来我担心主持起来不像自己；二来害怕达不到“一个字不能改”的要求。
　　当晚我紧急和院长（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商量，院长也忧虑我会失去个人主持风格，为了尊重中央电视台和平衡凤凰卫视的香港媒体特色，院长说：“你照着稿子的原意，以自己的口气顺一顺，再把顺过的稿，给邹主任（中央台文艺中心主任）看看，我先和他说说，如果他看过没问题，你就以自己口吻说话。”
　　最后，邹主任看过我顺过的稿说：“很好呀！”这样我获准改稿上场，这让我稍微宽心，继续准备节目。
　　第二天，照原订计划彩排，伯摄像机吃不住细沙的侵袭，只是表演人员在山西、陕西两个大舞台上走位，黄河两岸的锣鼓队、腰鼓队动辄百人上常因为是第一次彩排，场面较混乱，但这也是唯一一次彩排机会。风沙愈来愈强，大队勉强走位一遍，正要撤走时，突然狂风一刮，漫天黄沙，眼耳口鼻没有一个能张开。我差点被吹着往前跑，赶紧使力定定位，迅速转身，以背对着风沙来的方向。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英雄式地站在我身后说：“我帮你挡着。”
　　暴风过后，看着每个人灰头土脸的样子，彼此嘲笑：“你像出土文物，秦朝兵马俑！”
　　但大家心中都有些沉重：“明天节目正式开始，甚至飞越那一刹那，万一起了像刚才的暴风，人都站不住，看不清，怎么办？”
　　同事打气说：“天气预报，明天（6月1日）天气比较好！”
　　“能不能预报是否有暴风？”我追问。
　　“难！”同事无奈他说。
　　我想今晚会有很多人祈祷壶口6月1日风调雨顺吧！
　　壶口恶劣的天气使黑哥有些急躁，毕竟明天他是惟一的主角，玩命的也是他，他又率众到跑道头，上香祈祷。
　　这条跑道对当地搭建工和黑哥的工作人员可是圣地。节目脚本设计了一段我和另一位主持人朱军，跑上跑道头访问黑哥起飞前的心情。彩排时，我兴高采烈爬上跑道，却见搭建工人像中了邪似地惊慌大喊：“女士不能上跑道，女士不能上跑道！”他们让我赶快下来。
　　原来黑哥有个迷信：“女士不能上跑道，更不能碰他的战车！”
　　我嘴里虽然嘟嚷着：“黑哥重男轻女！”但心想：“只要黑哥心里觉得舒但就好，我们毕竟都只希望他人车平安！”
　　5月31日晚，严格说起来是6月1日凌晨一点，壶口宾馆里灯火通明，会议室内，所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仍在一段段对着脚本流程，因为时间的不允许和舞台现场无法架机进行演练，所有上片头、进影片、换场景，都只能在纸上练兵。最后，节目总导演张晓海说了一句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兄弟姊妹们，咱们明天是‘带机彩排’了，大家切实照着流程走！”
　　而第二天早上10点多开始，我们要进行的是3到4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当时，大家心里都没底，却都只有全力以赴的心情。
　　宾馆外，突然人声杂沓，汽车喇叭声不断，仔细一看，糟了，通往壶口瀑布现场的惟一一条通道，挤满人车。山西附近的乡亲和远道而来的旅客，全都赶在半夜抢进现场，打算在瀑布附近露宿一晚，等着看柯受良飞越黄河，后来听说当时有所谓“三五”政策，就是50元人民币是观众门票、50元供给三人住的帐篷、另外50元是餐费。选择50元，是因为人民币50元票面上就印有壶口瀑布的图案。
　　邹主任一急说：“这些人一抢位，咱们明天的机组人员根本别想进，不处理这些人，咱们明天就不用转播做为主办单位之一的凤凰卫视工作同仁，赶紧协调当地公安维持秩序，喇叭声这才安静下来，众人也各自休息，因为硬仗还在后头。
　　临睡前，我去看了一下黑哥，从台湾和香港来的刘德华、赵传一伙朋友陪着他。但他已坐不住，一会回房里走走；一会说上香拜佛的时间到了。黑哥的小儿子更禁止任何人提到飞越黄河的事，佯装明天只是普通的一天。我和黑哥道声晚安，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天一亮，我已被屋外嘈杂的闹声给惊醒，赶来看飞越黄河节目的群众又开始聚集。我梳妆整理完毕，坐上工作人员专车到现场，沿路看到满满的人影像朝圣似的，大家专心地往一个方向走，到了舞台现场更是惊人，山西、陕西壶口瀑布两岸山头上人影晃动，上万人从山的那一头不知花了多少时间，翻山越岭，慢慢爬上看得到瀑布的这一边山头，然后各自找到荒山上可以落脚的地方，坐着、蹲着等着看节目。这既省却门票钱，又不用人挤人。面对难得一见的盛事，黄土高原上乡亲看来是说什么也不会错过。
　　数十万观众聚集完毕，节目即将开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周涛，我是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主持吴小莉……”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联手制作主持的飞越黄河现场节目，几经周折终于开播了。
　　节目顺利进行，我和搭档朱军也逐渐建立默契，节目过半，原定一点多进行飞越黄河的重头戏，到了12点多，跑道头传来消息：“黑哥已经准备好了！”
　　消息再来：“开始起风，黑哥有点急躁了，他情绪已经准备好，要提早飞，不然情绪会下来，”中央台文艺中心邹主任亲自跑上山西起飞点的舞台，对我和朱军说：“节目更动，随时准备飞，你们随机应变！”
　　我们得到御令，乐得丢掉脚本，两人开始将现场数万攒动的壮观景象，到逐渐感受到的风力，和昨天彩排暴风吹成泥人的真实感受，一一告诉观众。我们强调，可能因气候因素，原定飞越黄河的时间要提早进行，我们一面等候跑道头最后消息。山西一边现场导演周晓东指示：“下一个节目后就要飞了，朱军到跑道头！”
　　我站在山西舞台上，正对壶口瀑布的位置，可以清楚看到黑哥要飞越那生死交关的50米空缺，我站的位置在风口上，感到风愈来愈大，我开始担心，昨天暴风吹，人都站不稳的景象会重演，心里直念：“阿弥陀佛！”黑哥的跑车加速准备起飞。嘎！跑车突然在跑道中线急煞车！“哦！我的天！”我捂住了嘴，吓得我差点心脏病发。小黑的助手小白正在我身旁，事后他笑我：“第一次试飞失败，你吓得脸都发白！”“有什么不对！偌大的壶口瀑布，我都听到数十万观众齐声发出的惊呼！”我反驳。各种耳语传来：“一定是黑哥故意制造紧张效果！”
　　“他是不是害怕了！”
　　跑车退回起跑点，停了半晌，终于又往前冲刺。唰的一声，跑车凌空了，飞出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陕西现场准备好的气垫上。我顾不得形象，大叫一声：“好样的，小黑哥！”（好在当时麦克风没有打开。）现场群情激动，主持人都差点想上前拥抱英雄，我们勉强稳住情绪，继续现场直播，将《飞越黄河》现场节目画下完美的句点。
　　节目完毕，大队人马准备撤退，凤凰卫视同仁赶到我身边护驾。因为大批观众冲上舞台，要签名的签名，合影响合影，要动用公安保护才得以撤离现常这时的壶口宾馆，气氛迎然不同，如释重负的欢喜、飞越成功的骄做，让每个参与飞越黄河的人，在几近疯狂的边缘狂喜着。几位几个月来奔波山西、陕西多次进行协周工作，凤凰卫视北京神州公司的同仁，激动得哭了，我理解地拍拍这些大汉们的肩。我没有和他们经历9个月的波折，但十分有幸参与最后几天成果的展现，我已经能够惑受到这份不容易。同时也看着刚过一岁多一点的凤凰卫观如何在中国内地辛苦扎根，风凰卫视同仁为成就风凰起飞这个梦想所付出的努力。
　　如果说凤凰在中国享有多大的特权，我想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凤凰在慢慢成长的几次关键时刻我都有幸参与如果过程轻易，同仁们便不会在事后有如此患难与共的情感。
　　飞越黄河的合作，更使我和中央电视台多位台前幕后工作人员成了好友，大家把酒言欢，虽然我不喝酒。大队人马在返程回北京的火车上，更是互相签名、合影、说故事，他们教我北京俗语，我告诉他们台湾笑话，我藉由他们了解更多中国内地电视人和电视文化，他们藉由我和风凰同仁认识了揉和台湾和香港媒体人的不同特质。
　　现场导演周晓东事后不好意思他说：“小莉，你还记得在节目快开始临上场前，我还提醒你：‘尽量往咱们（中央台）这边靠靠！’后来发觉，我真是多事，一点都不用担心。
　　我想，这次飞越黄河，飞过的不只是壶口瀑布，更飞越了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不同文化背景的电视人，对彼此并不了解的鸿沟！
　　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次现场直播
　　另一次展现凤凰群体智慧的是《香港回归——世纪报导60小时播不停》。
　　1997年6月中，凤凰卫视领导层罕有地召开了一次全体动员大会。在忙完飞越黄河后，全体人员才全力投入这场世纪报道。
　　北京同仁大批南下，会议中心成了临时指挥部。但我们所谓全体动员也不过百人。我们要在半个月之内，在正常节目外做足60个小时播不停（除了历史时刻的现场讯号外的‘罐头节目’和新节目）例如，搭乘直升飞机乌瞰整个香港的“邀游香港凤凰号”。

凤凰卫视60个小时回

　　归报道的直播，是除了中国中央电视台72个小时直播外，时间第二长的媒体。而节目样式、片头、十几个主持人责任分配不断修正，许多媒体人的心情是既期待，又希望一觉醒来第二天是7月2日．直播己圆满结束。
　　6月29日一早。所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行脚本流程的纸上演练。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来为所有人打气，尤其是在台面上代表凤凰门面的主持人。从此，每次凤凰有大任务，也是新闻人出身的刘老板总是有场面授机宜的聚会，而我们这群小朋友，也总在几位高层的剖析后，稳定军心能安心出外，进行征战。
　　晚上我主持《时事直通车》节目，进行直播演练，和会展中心的主持人卜邦贻对谈。但节目结束后，我感觉仍虚，院长（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说：“10点半进行彩排，只要把60小时的前半个小时走顺了，后面就顺了！”
　　我和同事窦文涛是这个节目的幕前总指挥总主持，负责全程坐镇位于红堪的风凰卫视总摄影棚。而我要在6月30日中午12点的那一刻开始，开第一个场，说第一句开场白。
　　经验老道的院长说对了，在前半个小时彩排后，我们真的找到了那份感觉，我也不再为是否准备充分而心虚。
　　因为事实上，从我决定到香港工作的那一刻起，我已经在为香港回归的历史时刻做准备，而我已准备了4年。事后公司要主持人写下感受，我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或许能表达那时的心情。
　　“风凰”通讯回归特辑主持人手记
　　1997年6月29日晚上10点30分，一群忙碌的人还在红堪凤凰总部进行60小时播不停的彩排。“这60小时，主持人很重要。”老板说，“但是整体风格要如何？”高层领导给了八字箴言“活泼、跳跃、轻松、幽默”。“如何呈现？”谁也没试过。
　　但是当彩排倒数5、4、3、2、1时，一种临场的兴奋立即给了我答案，“we
　　will be great”我告诉我的伙伴文涛。当晚，虽然忙到晚上12点，但我放心地睡了，因为我已找到那份感觉。
　　6月30日11点50分，导播催进场，我坐进主摄影棚，文涛在指挥总部外场准备接我的话，我知道要开一个既欢乐又大气的场，而我当时真实的心情是开心而稳定。
　　“凤凰卫视世纪报道，60小时播不停，您好，我是吴小莉……”我们开始了。“我们现在看看在会展中心前线本部的戈辉和邦贻！”
　　“谢谢李辉”。“鲁豫又被我们派到哪去了呢？”曹樱和静漪上现场，我笑着告诉她们：“放轻松，咱们只是在聊天”。Siand by现场5、4、3、2、1。
　　“这次转播，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同伴在各个点就位了，但是有些伙伴正准备赶到采访点上去，在我身边的，就是曹樱和静漪……”。
　　广告时间，院长（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跑进摄影棚打气“很好，很好，就是这样，基本上你们总主持的身分已经确认，继续带带各现场主持人的气氛和情绪。”
　　4点45分，现场正在进行末代港督彭定康告别港督府的仪式，耳机突然传来“中国政府代表团专机降落启德机场，我们要加入这个画面，小莉，文涛作点解释。”
　　3分钟后，耳机再度传来“等待时间太长，我们再切回你们，到告别仪式现常”这是第一个没法事前预料，没法按着节目脚本流程走的情况，却不是最后一个，而是一个开始。
　　此后，所有的时间和脚本都乱了，下面要播什么？得现场指挥和导播们商量，有哪个预先做好的段子长度适合，又可以随时切换到各地重要场景，我们主场主持人的任务就是一面嘴里说着临时编的词，耳里还要听着导播随时更换的最新指示：“小莉、文涛，我们收到添马舰的讯号，下面别去真心快乐MTV，先到添马舰”。
　　“天安门广场现场收到了，转现场！”
　　“不行，广美的讯号还过不来，先到万众同心大汇演。”
　　由于现场状况太多，除了开头一两小时外，根本没有什么脚本、大纲可言。几经磨练，到后来我和文涛每到回现场前，彼此只问“谁先说！”“你先说，”“谁去影片？”“我去”就5、4、3、2、1开场了。
　　60小时下来，我只记得自己不断上现场，“接招”补状况，做临时翻译员。有时间我就休息、补眠，眼睛睁开了就看着电视或是当天的报纸，补充新资料、新话题。
　　7月2日晚上11点，60小时节目接近结束倒计时，一群“少眠少休”的伙伴们也开始进入疯狂状态，只是不知是狂喜，狂欢，还是狂累？
　　7月2日接近零点凌时，我和文涛在节目中，最后一次击掌，‘大功告成”。我们脱离了麦克风，在各个工作点上找寻幕后的工作伙伴，我们在镜头前肆无忌惮地欢呼拥抱，展现那一刻最真实的感受，就如同我在隔日庆功宴上衷心的话：“我想我会如此迷恋电视工作，除了是自己的表现欲外，更重要的是电视是一个群体创作，在最辛苦难捱的时候，你都不会是一个人孤单地面对麦克风，而一定会有一群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陪伴着你，而这样历经大事之后的革命情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培养”。
　　有朋友问，60小时的节目很辛苦喔！我承认，它不可能不辛苦，但有更大的成就和满足。这60小时相信激发了许多人的潜能，回顾60小时，我竟是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过上Live节目的紧张感，取而代之的是那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放纵。或许因为我从事电视工作多年，来到香港也已4年，已经能掌握镜头和说话的分寸；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想是凤凰卫视给我的“自由”——一个没有呈现方式框架、信任我言论尺度的表演空间，让我能如此放松、如此自如地带着观众参加这场历史盛事。
　　回归前两天，ccTv海外部的朋友访问我，我告诉他>对凤凰是Record high破纪录的转播，对我多年的电视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而我是以到香港4年，半个香港人的心情，带着所有朋友一起参加这场历史盛事，作为总主持之一，必须在主棚内坐镇，无法亲身到主权移交的大堂内现场采访，本来有一点遗憾，但当我和各地的记者朋友餐叙，却发现，我比他们都了解在这60个小时内，香港、北京发生的所有重要盛事，我才明白，在这香港关键的60小时里，原来我是重要历史的全接触者，而我相信，我没遗漏的，我的观众也必定参加了。

我的60小时”小花絮”

　　1、60小时，正餐加宵夜，公司供饭11餐，我只吃完2餐，其余吃两三口就作罢。
　　2、60小时，减重1公斤= 2斤= 2．5磅。
　　3、60小时，带妆时间48小时，每到晚上（或者应该说深夜或凌晨）就“妆都不成妆了”，文涛说像出土文物斑驳的青铜器，所幸电视上看不出。
　　4、60小时，睡眠时间9小时。不过，我偷偷地把家中睡垫、闹钟、棉被带来，直播中若有空档，都想法子躺下假寐，效果颇佳（一位台湾中文台同事就奇怪，我睡觉前看到你，睡醒了，怎么还看到你，精神这么好呀！）5，60小时直播状况，我的造型顾问，也就是忠实观众——在台湾的妈咪，看到我不在镜头前，她就打电话来关心一下，“你脸上的光好像不够！”
　　“是，妈咪”我赶快询问灯光师，“喔！因为怕文涛眼镜反光，所以不敢打亮，我们调一调！”果真有此事，明察秋毫的妈咪！
　　7月1号早上，再见到我，妈咪又有意见了，“你没睡好，上眼皮肿胀，请化妆师打深点！”“Yes Sir，妈咪！”
　　60小时刚播完，大家都想赶快回家“洗洗睡了吧！”
　　但是那一刻，我却有些失落感，因为电视人的职业病：“经历60小时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不禁要问：“Boss，what’s my next big project？（老板，我们下一个重要的案子是什么？）”凤凰卫视在香港回归的报道上，应该有不错的成绩，尤其对亚洲区的华语观众而言，它提供了一个没有历史包袱既定立场和忌禁框架，只有现场事实的报道方式。这场历史盛事给了凤凰卫视一个机会，在中国内地观众心中再攻下一城。对台湾的观众而言，藉由卫视中文台的转播，让我父母再度见到了我，而60小时香港所有活动的全接触也是台湾传媒所没有的，相对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位朋友从北京来电：“小莉，你们准备这次世纪报道有多久？”“做什么？我问。朋友无奈他说：“台里面要做检讨报告！”
　　我想朋友想问的是：“为什么才一岁多的凤凰卫视能做60小时的节目，评价和回响又还不错，一定是有极大的人力物力和筹备期！”
　　我想起凤凰高层常自嘲的话：“小莉呀，我们仍是小米加步枪！”意思是凤凰卫视的力量仍小，但就因为明白自己的优缺点，凤凰卫视懂得扬长补短，藉力使力：“我想是综合各家讯号，各家之长，加以精编整理，同时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子上，大家同心协力，只想把节目做好吧！”我回答。
　　无可否认，“香港回归世纪报道，60小时播不停”让凤凰卫视和所有主持人又走上了另一个台阶。

“两会”的故事

　　1998年3月2日香港同事一行3人包括我在内飞抵北京，加入北京两会报道组的行列。
　　甫下机，3人直奔人民大会堂宾馆、两会新闻中心办理证件，接着又转往紫荆宾馆开会。因为照惯例，在大型报导活动前，刘老板会亲自主持动员会，既提供事件背景，也定下报导基调。之后王院长分配工作，众人各自领命，整个报道组就开始动了起来。
　　每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俗称的两会，是京城也是中国政坛的年度大事。我第一次参加两会报道是1997年3月，那时凤凰台还没有带状时事类节目。公司指示：“小莉先上会（北京媒体行家术语，指采访两会），为4月即将开播的‘时事直通车’暖身！”于是我、多多（公关部经理）、绍刚、矫捷、星光、金光几位编导和摄像，小孙、小崔就组成了8人小组，完成去年两会“北京三月风特别报道”。我们自称是采编播黄金组合，因为每个人都像是穿上了红舞鞋，舞个不停，战斗力强，十足工作狂，公关经理多多和我自此更成了福祸与共的姊妹，至今依然。
　　这是我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凤凰卫视的威力，“你绝对会受人瞩目！”同事警告我。
　　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我，体会5千人一起入场开会的场面，也体会被参与或陪同开会的代表、委员围住无法脱身的窘况。凤凰卫视主持人受欢迎，同事原本十分得意，乐得让我应观众要求又拍照又签名，但后来发现人潮源源不绝涌来，情况不妙才充作恶人，左挡人群，右手开路，帮我杀出重围。
　　但第二天我还得上会，怎么办？公关经理立刻想出法子，“带着公司帮你做的主持人卡片，再碰到热情‘影迷’要照相签名，你就送他一张卡片省时间，免得被围困！”
　　第二天，试用新方法刚开始奏效，但很快观众又有新要求，要在主持人卡上签名，心软的我答应了一位，就不好拒绝第二位，于是人群再度围了上来，惊动在场的外国记者，以为是哪一位政要出现：“发生了什么事？”
　　看着有人不断要求合影签名，一位外国记者疑惑地问我说：“Yon shouid bea star！”（你一定是明星）法新社驻北京记者还拍了一张众人围着我要签名的照片，这张图文槁后来被台湾、香港的报纸转载。
　　这是我第一次上两会，却也看到凤凰卫视的力量逐渐在中国内地扎根。
　　1997年的中国政坛风起云涌，2月邓小平逝世，大家都在等待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党代表大会（简称“十五大”）的召开。又将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政治格局，由于4月，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已经开播，我责无旁贷地开着“时事直通车”来到了北京。“小莉，你就再去北京签签名吧！”刘老板说。
　　我全然了解语意中的含意，“高层明白前线作战的甘和苦，凤凰卫视仍在立根基的打战阶段，你就再担待担待。”
　　事实上，我是挺乐意北上的，只要是在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和有支援的情况下。因为这是切身了解中国最好的方法，也或许是骨子里泛滥的新闻细胞，那种“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的使命感在作祟吧！
　　十五大报道结束，我损失了一公斤体重，带着一双严重发炎的眼睛离开北京，但我全程见证了中国在邓小平辞世后完成的政治布局。在以党领政的中国，这是无比重要的，就如同我在1998年两会后做的深入报道节目《直击两会》中所说：“在中国只要去年十五大的那股秋风吹得平稳，今年3月两会的春风就会吹得和煦。”而我喜观秋风丽人。
　　十五大报导，凤凰卫视开辟了北京现场，我坐镇主持，对那些北上开会，在宾馆内常收看我们即时报道的各地代表们震撼和影响力更大。
　　大会新闻官会后开玩笑转述十五大会场外的情况是：“如果哪里出现骚动，人群突然集中，那必定是吴小莉又被代表们给围住要求签名了！”
　　为了解情况，十五大会议安排了七八场记者会，我参加了五六场，几乎场场提问。1998年两会新闻官听说我也来了，笑着对同行说：“吴小莉是去年十五大之花，场场记者会都提问。”
　　我的受关注也令我处境尴尬，1998年两会首场记者会，新闻官首先点我提问。会后有位中国内地媒体朋友问我：“是不是和新闻官打过招呼？”我反问：“我是香港媒体，不知道在内地有这样的规矩吗？”他顿时哑口无言。
　　等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深开记者会时，我整场努力举手提问，但终场都没有如愿。这位朋友反而跑来为我抱不平：“你一直举手，他们怎么都不点你呀！”
　　弄得我啼笑皆非。
　　1998年的两会意义不同，一来需落实中共十五大的党意成为政府的行动力；二来是5年一次的换届，人事有新安排。会期长达17天，我带了整箱行李，以适应可能需要初穿皮袄尾穿薄衫的北京3月天。“小莉，你可能要做好你做两会的报道，别人也会来采访报道你的心理准备！”刘老板说。
　　我点头，心领神会，因为从1997年两会，十五大，我已经逐渐体会中国内地媒体朋友对凤凰卫视和对我个人的好奇，而在我慢慢代表凤凰卫视，成为观众识别凤凰卫视的那张脸时，我对其他媒体的发言，就不再只是代表自己。
　　两会顺利进行，我的思绪也随着每日的议程变化。
　　3月6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3月10日进行通过的程序，3月16日开始决定一连串中国高层人事案。那几天我是夜夜梦高官，午夜梦回，尽是中南海里的高层领导在我梦中走来走去。朋友笑我工作大紧张，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毫不讳言地承认，两会期间我在北京呆了近20天，每天早7点半到晚8点半，平均工作12个钟头。白天上人民大会堂采访；晚上上直播室现场，做完节目后开第二天的工作会议。结束后回酒店叫“Room ServiCe”。
　　一面吃晚餐，我一面看自己的节目〈〈寸事直通车》，做完检讨的工作后，我再研究第二天的资料至深夜，平均每天睡眠时间5小时，乍暖还寒的天候和劳累的工作，使已经习惯出门，算是懂得照顾自己的我，仍然罹患感冒。
　　同事捎来上海一位那时还未曾谋面朋友的问候：“听小莉电视上的声音，好像感冒了，要她小心照顾身体！”“糟！我努力压抑略带鼻音的嗓子，还是给‘观众’听出来了。”我心想。但是心里却是暖和的不得了，内地朋友的关怀令人窝心。
　　“吴小姐，你昨天用了我说外面的世界海阔天空的那段访问，上级领导立刻来问我，是不是想下海了（大陆术语就是离开公家单位，自行经商），”一位受访的人大代表说。
　　语毕，我们两人相对哈哈大笑，他笑他说话还挺有影响力，我笑原来代表们看我们的节目如此仔细，这种即时回馈的鼓励，就成了我们这群日夜工作的北京报道组同仁最好的精神寄托。
　　忙碌工作的另一个“附加价值”，就是几个娘子军并肩作战的伙伴成了患难真情的挚交。有时我和小宋，星光、张力工作到极至，发了狂，就自行找乐子——开领导玩笑，好脾气的钟老师（北京报道组总指挥）绝对是“花木兰飞弹”最佳落点。就在钟老师担心姑娘们又有什么新招式时，我们会理直气壮他说：“钟老师，我们是喜欢您才有兴致和您逗乐子呢！一副对方是三生有幸的模样，然后等不及他有反应，一伙人一哄而散，各自工作去也！中国第九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都如外界预料，媒体等待的只是各位领导人得票数的多寡，藉以评估民心向背。
　　3月17日，朱镕基高票当选为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媒体开始准备出席新总理的首次记者会。
　　3月18日，同仁们闭门造车，议定了9个题目，再排定优先顺序，以防如果最想问的题目已被同行提问，才有后备的选择。我们的目标，当然是争取提问。
　　当晚，大家又开会到晚上9点，空气中弥漫着莫名的兴奋，就如我在《直击两会》中所说：“这次的人大会议，让我感受到两会后的中国，是真的要动起来了！”
　　知道中国的发展到了关键，前路不好走，却又非得好好行，这是一种对新人新政的期待，毕竟中国内地发展的好坏，对香港、台湾，甚至整个亚大区，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十几天充当我并肩作战的小保姆，小宋成了知我甚深的姊妹，她从没看过我像小学生见老师一样忐忑不安。她笑着对我说：“你想和朱总理说什么话，你就写下来，我或许有机会以后托朋友的朋友转给他！”
　　“我只想表达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支持，但又不晓得他认不认识我，这样做会不会太唐突？平时挺大方的我突然害羞担心起来。
　　“不会的，不会的，他会知道你是谁的！小宋安慰我。于是我振笔疾书：“亲爱的朱总理，毛遂自荐的写一张卡片给您，是要诚挚的祝福您，您未来五年想要完成的所有事都能实现，因为不论作为一个媒体人或是中国人我们都会为此祈福。”
　　我慎重其事交给了小宋，然后安心回酒店休息，准备3月19日的另一场重头戏。
　　3月19日10点多钟，我在忙完人大闭幕式采访后，赶到记者会现场，同仁们已分工把座位找好。在等待记者会开始前，我再度拿出准备好的问题，做沙盘推演。
　　此时，我做记者的那份勇气突然涌现：“为什么不搏一搏，或许有机会自己把那张鼓励新领导班子的卡片交给朱总理！”
　　我把想法告诉小宋，已成了专业保姆的她，立刻抽出我的另一张卡片说：“昨天那份我没带来，你再写一份等会儿碰碰运气！”
　　此时国务院新成员陆续进场，朱总理在落座前往台下扫视了一下他的观众——也就是我们，突然他看到我，似乎有些意外，接着对我颔首微笑。我略为惊讶，心想，这可能是我坐在首排，朱总理在和媒体打招呼时有地利之便，我赶紧代表媒体朋友点头回礼。随后钱其深副总理落座，也对我笑了一下，这个笑容我不陌生，因为几天前钱副总理的记者会我也坐在第一排，但举手老落空。我想，他对这个认真而可怜的女孩，可能有些印象吧！
　　记者会开始，由于是朱镕基上任后的首次中外记者会，又是这次两会最高层级中国领导人面对媒体，所以现场吸引了600多位中外媒体人。中国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无线、亚视、有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国家广播电视BBC等，都做现场实况转播，媒体记者更是争相发问。
　　几次举手落空，眼看记者会已经过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新闻官点了一位俄罗斯记者发问后，我立刻低头准备要记录同行的提问内容，这时耳边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广播。”
　　说话的人是新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当我回过神来抬起头时，只见他托着下巴对我微笑。我赶紧双手合什向他回礼表示谢谢。这时会场响起一片笑声。朱彤（翻译官）笑了起来，因为她也很意外，不知该如何翻译朱总理这段话。
　　俄罗斯记者和朱总理的答问继续进行，但会场已有小小的骚动，大家都在期待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也开始有些心不在焉，因为隐约感到，我应该有机会提问。这是全场记者会我惟一记不清上一个答问内容的一次。我侧身和坐在身边的多多（凤凰卫视公关部经理）说：“如果我有机会提问，我想我会先向朱总理致谢！”
　　问答结束，照例是一轮举手抢问，新闻官轻点了一下我，全场又传出笑声。我起身提问：“谢谢朱总理，首先，我要说的是，您也是我的偶像。”
　　“大家好，我是香港凤凰卫视吴小莉，想请教朱总理的是，我们知道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所受的影响已经陆续显现，尤其今年上半年，香港的失业率也达到一年半来的新高，中央政府在香港面对经济困难时，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加以支持？另外，海外媒体对您的评价相当高，有人说您是铁面宰相，或者是经济沙皇。外传您在进行经济改革时，也曾对您的家人造成一些困扰，想请您谈谈您在推动改革过程的心路历程，有没有曾经沮丧，想要放弃过？”
　　根据记者会规定，每人仅限提一个问题。我在容忍范围内，夹带了两个问题，但事实上是三个问题，一个以香港媒体身份，关心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的看法和政策；一个是外界对他铁面宰相，经济沙皇的评价，对此有什么看法？另一个就是他推动改革的心路历程。
　　因为就我对他记者会前半段的观察，他对媒体的提问听得很仔细，遇到特别有感想的部分，媒体不强调他也有感而发，所以我就提出两个问题，再以铁面宰相，经济沙皇为引子，问他心路历程。结果，他回答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经济的问题，使当天香港股市上升300多点。在他听到经济沙皇这些评价时，他也立刻有感而言，说他不喜欢外界说他是中国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至于推动改革的心路历程的问题，更使他发出了一连串豪语：“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赢得整场记者会第一次全场如雷的掌声。
　　在慷慨激昂的陈词后，他转头对我认真他说了声“谢谢！”
　　我想，这次的问答，我们双方都很满意。
　　记者会后，各方朋友贺电不断，因为合作《飞越黄河》成为好友的中央电视台导演张晓海诚挚地对我说：“小莉呀！在这样举世瞩目的历史时刻和历史的场合，你得到这样的赞赏，有这样的表现，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了。”
　　他接着问：“电视上看你在记者会后，立刻叭一声站起来，快步往前冲，是去握手了吧？”
　　我笑着说：“我除了握手致谢外，是去送表示支持的卡片去了！”
　　那张在会前我决定再写一次的祝福卡，我终于有机会亲自交给朱总理，并在卡片上再加上了一段：“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也支持您！”
　　在北京给身在台北的母亲打电话：“妈咪！我这里发生大事了！”
　　“怎么了？”母亲以为我有什么意外，紧张地问。
　　“中国新总理朱镕基，在记者会上说喜欢我的节目，点我向他提问！”我说。
　　母亲起初并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到了晚上她给我打电话：“我看到中央电视台对记者会实况的重播，你姊夫还把它录起来了！”
　　她终于明白当初她放手让我离开台湾的家往外飞的决定，促使我在亚洲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飞出了另一片天空。
　　回到香港，我收到一封北京观众的来信，他说“吴小莉一问动京城”，所以他自创了一首诗送给我，诗是这样写的，“小处可传天地意，莉香能酿古今情！”
　　我想，我会把这段诗珍藏起来，就如同这次终身难忘的经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