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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父亲又吐血了。
一家人在沉闷的气氛中迎来了1924年的农历正月。
吴家宅院坐落在北京西城大酱坊胡同。玻璃窗户外，不时地传来鞭炮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然而，这一切却只能使吴家的人心情更加郁闷。此时的吴家完全没有一点要过新年的景象。
家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出声。孩子和佣人们都屏声静气地侧着耳朵，关注着病人的动静。像是要诅咒这种静寂似的，吴炎的耳朵里又传来了父亲急促的咳嗽声。那种从嗓子眼里挤出的、痛苦的声音，似乎要把人的耳膜震破。吴炎感觉胸口堵得慌，手里拿着的书也显得格外地沉重。
父亲得的是结核病。
吴炎此时虚岁也只有13岁，但他已经明白，父亲不仅生了病，而且病得还不轻。父亲失去工作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而父亲生病躺倒在床上一病不起的日子也已经过了两个多月。原本就很瘦小的父亲，此时就像被抽干了水分的枯草一样，丝毫没有了元气。
西城的大酱坊胡同位于天安门的西北，距离天安门大约有两、三公里的路程。所谓的胡同是连接老百姓住宅的通道，而吴家居住的四合院就在大酱坊胡同内一个叫广兴里的地方。
四合院说不上大却也不小。正中间是一个院子，四周建有四排平房，是一座标准的"口"字形院子。
这是一个最常见不过的、中产阶级所居住的房子。
院墙用砖头砌成，高约三米，外面就是胡同。大门朝北开，门口外两侧有两座镇宅避邪的石像。
这段时间里，医生频繁地出入于这扇大门，就好像门口的两座石像在不断地盛情邀请他。然而每次医生又都是带着无奈的表情离开这个大门。实际上，当时根本就没有治疗结核病的有效方法，自然也没有能够治疗结核病的良药。
父亲名吴毅，字劭龙，1892年出生于福州。当时在福州，吴家是尽人皆知的名门望族。然而随着祖父吴叔章的去世、辛亥革命运动的发生、清政府的灭亡，吴家也像曾经盛开过的鲜花一样跟着凋零了。
祖父有三个妻子，分别是江氏、林氏和桂氏。父亲是桂氏所生的，也是同父异母的众位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兄弟间展开遗产之争的结果是父亲拿到了自己应得的一份。他拿着这份遗产带着妻儿随即离开福州来到北京，那是1914年的事情。
之后的十年，父亲一直在平政院（平政院是行使法律责任的一个行政机构）当一名小职员，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
当时的中国已经结束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世道并未因此而变得太平，各地的军阀纷纷坐地割据，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性格内向的父亲，既不善于向上司献媚，更谈不上向上司行贿，所以要出人头地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只能平平淡淡地过着一个小职员的生活罢了。
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对吴家是非常不利的。1916年，大总统袁世凯死后，其部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开始分裂，并不断的相互倾轧。当时的皖系有日本作靠山，而直系则以英美作靠山，可谓势均力敌，互不相让。这个时期正值所谓"直皖之争"的内战时期。
父亲是属于皖系的。虽然他并不是自觉自愿地加入皖系的，但他的人际关系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皖系中的一份子。父亲是通过外祖父的关系进入平政院工作的，而外祖父的这个关系恰好与皖系有关联，北京政府又一直是处于皖系的操纵之下，所以外祖父的这个关系对父亲非常有利。但是，到了1920年，直系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在一起，发动了安直之战。结果直系全面获胜，皖系以失败告终。
虽然父亲不过是一介小职员，只想平平稳稳地过日子，从来没有过出人头地的奢望，但是在北京当时的时局下，吴家的生活还是受到了影响，日子过得更加惨淡了。
当然，对于年仅13岁的吴炎来说，时局的状况还是属于很遥远的成人世界的事。他还无法对此有直接的感悟，只是看着父亲吴毅病情一天天地恶化，并且切身感受到了笼罩在家里的、那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他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沼泽地似地喘不过气来。
母亲叫张舒文。外祖父是清政府时的高官，叫张元奇，曾经侍奉过慈禧太后。可以想象得出外祖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后来由于向慈禧太后谏言而被逐出宫廷，被贬到京城之外的地方上了。
母亲没有缠过脚，这在清朝的上层阶级家庭里是极为罕见的。这自然要归功于思想开明的张元奇，是他免去了自己的女儿遭受缠脚的痛苦。这种开明的思想被母亲带到了北京的家，影响着吴宅中的上上下下。家里雇了七、八个女佣，本来可以叫给她们来照顾父亲，可母亲却不让她们接近父亲，宁可自己一个人照顾病中的父亲。当然母亲也绝不容许孩子们靠近父亲的病床，因为母亲非常清楚地知道，结核病是会传染的。
尽管如此，当隔壁房间里传来父亲撕心裂肺的咳嗽声时，吴炎总是忍不住跑到父亲的房间，偷偷地看看父亲。他很奇怪原本就瘦小的父亲，为什么每次看到时总好像比前一次又小了一圈似的，而嘴边的胡子却总是乱蓬蓬地越来越多。
"走远点儿！"
每次从门缝往里看的时候，母亲张舒文总这样呵斥吴炎。这种的呵斥实际上表现出的是母亲对孩子们的真正关心和爱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