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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蜀中三大将
一、风云突变
吴玠之死，使楼炤、郭浩、胡世将等人的权力得以提高。在陕西，签书枢密院事楼炤以朝廷特使的身份立即承制以杨政为熙河经略使，吴璘为秦凤经略使，郭浩为鄜延经略使。其中，郭浩地位尤为特殊，以枢密院都统制的身份担任“同节制陕西军马”（1）的要职。 吴璘当时受命节制行营右护军，指挥这支御前大军，在隶属关系上仍属四川宣抚司节制。楼炤为了加强在陕西的军事力量，决定“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2），并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在军事会议上，吴璘坚决反楼炤的这项移兵陕西的计划，说：“金虏反复无常，难以相信，只怕出现其它难以预料的变化。现在我们移兵陕西。蜀口就空虚了。金虏如果从南山（秦岭）直捣四川，截断我陕西军队的退路，那我军就不战自屈了。我们还是应该依山守险，控制金虏的要害，等金虏方面精疲力竭时，才能逐步进占陕西。”（3）但楼炤坚持己见，几经争论，最后才作出了一些让步，放弃了“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的原定计划，决定抽调四川宣抚司四万兵马前往陕西，屯驻熙州、秦州；分出六千人马隶属郭浩指挥；留下行营右护军的两万精兵，屯驻在兴元府以及兴州、洋州。 但其后在具体实施上，情况又有变化。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记载，被抽调入陕的行营右护军在进入陕西后，实际屯驻的情况是“诩卫大夫、和州防御使、熙河路兵马都钤辖、行营右护军右都统制军马李师颜兼知巩州，兼管内沿边安抚司公事”；“行营右护军统领樊彦知洮州，贺景仁知邠州，向洌知鄜州”，“行营右护军后部统制军马李永琪知凤翔府，秦风路兵马钤辖孙注知成州”；整个右护军被分得七零八落。因此，冯时行在写给岳飞的信中发牢骚说：“川口屯戍非复前数年之比。自吴候不幸之后，分屯略尽。”（3） 秦州是吴璘的防区。吴璘出于谨慎，不愿过分分散兵力，只派出了三队亲兵前去秦州驻防，而把防御重点放在阶州一带。 在全力接收陕西的同时，南宋朝廷还不断提高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的权力——吴玠死后，宋廷立即任命胡世将兼“权主管四川宣抚司”（4），接管了吴玠留下的权力；三个月后，宋廷又加封胡世将为宝文阁学士、川陕宣抚副使，规定川陕“诸路并听节制”，把川陕地区的军政大权全部交付给了胡世将。 冯时行曾在写给岳飞的信中对胡世将评价说：“胡宣抚虽致命许国，然军旅之事素非听习。”（5）换言之，胡世将不是一位合格的宣抚使。 胡世将也深知自己的不足。在接到川陕宣抚副使的任命后，他立即从成都赶往河池，召见吴璘、杨政等诸位将领。为了折服吴璘、杨政等人，他故意向诸将问道：“世将不能骑马，不能射弓，不知敌情，不谙边事。凡此数事，皆出诸公之下。朝廷所以遣世将来者，诸公知之乎？”诸将都说不知道，但愿意听宣抚讲一讲。于是，胡世将趁机将“鉴五代之弊”，“自国家受命，将无专征，必有文臣临之”的所谓以文制武的“家法”宣讲了一通，并诚恳地说：“自凡今以往，应军中事务并不敢如吴宣抚之规。有世将所未达者，亦当奉闻”。他要求吴璘、杨政等人“各摅诚心，致勿相疑，边机一切，事有益国家者，惟尽心力而为之”，并说自己要做到“信而不疑，赏罚确当”，为各位立功将领向朝廷汇报战功（6）。胡世将的这番话含蓄地表达了他这个不熟悉军旅之事的宣抚使今后将全力倚重行营右护军。吴璘、杨政等人都心悦诚服，表示愿听胡世将指挥。 这时，从北方传来了惊人的消息。 七月，金熙宗利用宗翰一派的完颜希尹与宗干势力，杀掉权臣宗磐、宗隽，平定了宗磐、宗隽集团的谋反。八月，挞懒、翼王鹘懒反活离胡士、挞懒子斡带、乌达补等谋反被杀。自此，金国的政治、军事大权为太师宗干、都元帅宗弼所掌握。宗弼大权在握，决意撕毁宋金和约，收回河南、陕西之地。宗干等人也认为：“构（即高宗赵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8）于是，宋金关系又变得紧张起来。 公元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天眷二年，夏仁宗大庆元年）正月，胡世将根据情报分析，认为尽管金国内部不稳定，目前还不能即动干戈，但朝廷也应该尽早做好应变的准备。他将自己的意见向宋廷做了报告，说： 今凤翔见屯军马，据南山之险，万一有警，吴璘可以当之。若与璘相拒，分兵泾原，直犯秦陇，则我军断绝。泾原虽有旧军马，陷伪以来，多失训练，器甲不足，伪将皆无相（拒）敌之意，万一有警，只是投拜。今永兴、泾原、环庆三帅皆以入觐，必须自请，宜以此时更选帅臣，机不可失。至于逐路兵将官，多是从伪之人，固不可尽易，其近上统兵官，望从朝廷更加选择。（9） 胡世将还请求宋廷给予自己以“随宜措置”的权力，以应付突发事变。 二月，胡世将又再次上书，指出形势危急，批驳了所谓“和议已成便可无事”、以及“六路劲兵皆为我有”的轻敌观点，要求宋廷尽快赋予自己“随宜措置”的权力。 三月，宋廷也感到战争迫在眉睫，于是下令“川陕宣抚司军事不及待报者，听随宜措置”（10）。川陕宣抚司随即命令郭浩移知永兴军、杨政移知兴元府、范综移知庆阳府、田晟移知渭州、孙渥移知熙州、王彦权主管延安府，并严令诸将迅速到任，做好应战准备。 五月，宗弼指挥金军分四道南征，“命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曷侵陕右，李成侵河南，兀术自将精兵十余万，与孔彦舟、郦琼、赵荣抵汴”（11）。宋军兵力分散，难以抵御，纷纷望风而逃。 胡世将在河池闻报，大惊。这时，右护军进驻陕西各地的约有五万人，而蜀口一带却只有三万人左右；而郭浩、范综、田晟。孙渥、王彦诸人还没有到陕西上任。陕西形势极端危险。杨政尚在巩州，郭浩尚在鄜延，范综尚在金州，而孙渥、吴璘尚在河池。 胡世将急忙召集诸将到河池，商议出师。孙渥首先发表意见：“河池地平无险阻，敌骑已迫凤翔，拒大散关疾趋，一二日可至帐下。顷，吴公宣抚偶阅兵至河池，几为敌擒。其事不远，愿公此去治兵仙人原。原虽去河池才五六十里，而杀金坪家计寨天险足恃。元戎身处危地而欲号令将帅，使用命赴敌，渥不识也！” 听完孙渥的发言，吴璘怒不可遏，大声反驳说：“和尚原、杀金坪之战，乃璘兄弟出万死破敌阵、时承宣在何许？今出此懦语沮军，可斩也！右护军强半隔限在陕西，未易呼集。敌来，日夜思战。今闻宣抚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战士心。璘请以百口保破敌！” 胡世将很受感动，指着大帐发誓：“世将誓死于此矣！”宣抚司另一位官员韩诏与其它官员也都赞成吴璘意见，说：“渥实失言，不宜居帐下。”于是，胡世将先派田晟速回泾原，阻击金军，以掩护陕西右护军撤回四川；接着又调兵遣将，在宝鸡、凤翔一线阻击金军。 孙渥被命令回熙河赴任。他感到害怕，汗湿衣衫。当他单骑上道之时，对胡世将的一位亲信说道；“渥为公忠谋、乃反得罪。吴家小帅勇而锐，未见其胜之道也。他日，无忘渥言。”（12） 孙渥的断言是否正确呢？这只有“吴家小帅”用实际行动才能做出回答。 二、凤翔之战
吕这时，金军已占领了凤翔。吴璘在宝鸡派统制姚仲率刘海、曹清、宇文顺、杨晟、贾卞、范兴国等偏裨军校进占石壁寨（在宝鸡东）。 吴璘、杨政又遵从胡世将的意见，以吴璘等人的名义给撒离喝下了战书。其略云： 璘等闻之，师出无名，古之所戒。大金皇帝与本朝和好，复归河南之地，朝廷戒饬诸路：安静边界，不得生事，丁宁恻怛，无所不至。诸路遵禀朝廷约束，不敢毫发有违。今监军忽举偏师，侵暴疆场，入神共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将帅，义当竭诚报国，保捍生灵。已集大军，约日与监军一战！兵法：敌加于己，不得已应之，谓之应兵。应者胜。璘等不为无辞（13） 。 金军虽破凤翔，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但受到吴璘的牵制，难以向南、向西进军。撒离喝心中焦急，亲自登上西原，观望宋军阵势。吴璘当时驻军大虫岭，“阵次有法，步骑相参，气象雄壮”，撤离喝不禁叹道：“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此难与争！”（14）于是改变计划，引军向北，进攻泾原。 此时，郭浩统率屯驻鄜延的右护军，驻军于邠州三水县（今陕西旬邑北），距离遥远，因此泾原经略使田晟便立即派统制官曲汲、秦弼向南进据青溪岭，阻击金军北进。胡世将知道郭浩缺乏指挥集团作战的能力，素来瞧不起他，甚至偏激地认为郭浩“素非临行阵之人，难以责成”，所以便命令吴璘、杨政派兵应援。 吴璘、杨政分遣姚仲、向起、樊彦、郑师正等将分道出兵，与金军战于蒿谷、吴头、麻务之问。金军屡败受挫，难以北进。撒离喝于是留五位千户率兵守风翔，自己亲自率军进攻青溪岭。曲汲、秦弼不能重演当年吴玠在这里的胜利，力不能支，只得丢弃青溪岭而退逃。幸好这时权主管鄜延经略司公事王彦所部已占据了青溪岭的第二线阵地。 在这一期间，郭浩也于 六月末，鄜延、环庆的宋军已全部集中到泾州（今甘肃泾川）一带，准备由此南撤回蜀口。金廷此时又从河南抽调步兵入陕，与撒离喝会军。由于当时已进盛夏，大雨滂沦，双方都感到行动不便。但撒离喝听说九万宋兵集结于泾州的消息后，便留下步兵和部分骑兵驻守凤翔一线，自己亲率凤翔金军精锐绕道邠州，向泾州进攻。胡世将得报，担心田晟难以抵御，急令吴璘留守渭河南岸，而抽调杨政所部前往泾州一带应援。 闰 田晟召集部将紧急会商，“欲潜师而还，留稗将以捍”。杨从义自告奋勇，慷慨请命：“我辈蒙国厚恩，今日当以死战，奈何移责他人？愿留本部兵以拒之！”于是，杨从义率部死战，而田晟率“数万之众”下回山。向渭州退却。撒离喝根据情况变化，即刻命令金将拔离速将轻骑紧追。在渭州。田晟被金军追及，大败。这时，杨政派出的援军在统制樊彦、王喜的率领下也赶到了。然而，面临着潮水一般的宋军溃兵，他们也无能为力了。 径州——渭州之战，宋军虽败，但田晟、杨从义等将毕竟带回了为数不少的人马；金军虽胜，但伤亡较重，无力再进攻蜀口，只得退回凤翔。而宋军方面，由于渭河南岸运输困难，粮食垂尽，大军也只好撤回四川。 三、袭扰陕西
宋军完成艰难的陕西撤退后，川陕宣抚司随即根据宋高宗“今日事势，以力保关隘为先”的诏令，分遣吴璘守秦州，以遏熙秦之冲；分遣杨政在宝鸡，遏制永兴军和凤翔之冲；分遣王俊守盩厔（今陕西周至），以牵制敌势；分遣杨从义守和尚原，以捍蔽蜀口；胡世将则从河池迁到仙人原，以防不测，保险自固；其后，又以范综守绵州，郭浩守金州。 胡世将上奏宋廷，要求褒奖吴璘、杨政。并指责郭浩无能。但宋廷以为三将地位相当，应当一视同仁，故下令将三人同时由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升为侍卫亲军步军都虞侯，由承宣使升为节度使，吴璘为镇西军节度使，杨政为武当军节度使，郭浩为奉国军节度使。使三人从此成为名符其实的“蜀中三大将”（17）。 在这三入中，吴璘，杨政声誉高于郭浩，而论指挥能力，杨政又比吴璘略高一筹，只是因为吴玠的关系，吴璘声誉才盖过杨政。 杨政是一位作风检朴的将领。《三朝北盟会编》卷167载： 杨政，字直夫，怀德军人。起身寒微，貌甚陋，时人号为“杨克毯”。初为统制官下虞侯。每统制饮宴，政不吃其余食，众虞侯劝之曰：“此物极好，何不食之？”政曰：“我所请者仓米方为极好，食之可常而有味，安用此为！此非当食之物，且不可为常。”识者器重之。既贵，得其故妻，相待如初，公论称美。 这位勤务兵出身的大将以身许国，长期承受着“忠孝不能全”的痛苦。富平之战后，家人远隔在陕西金境；这次陕西撤退，他的家人同其它军人家属一起来到四川；然而破镜重圆之际，他的老母却又突然故去；大敌在前，他也不能为老母守丧，只得戴孝军中。凤翔之战后，杨政镇守宝鸡，撒离喝颇觉不安，于是他派遣刺客，诈称降卒，欲趁机行刺。结果，杨政觉察其奸，将刺客抓获处死。 使用刺客原本是无能的表现。然而，撒离喝所为也是出于迫不得己。统观1140年宋金战局，金军虽重占河南、陕西之地，但却屡遭惨败：在顺昌为刘錡所败，在凤翔为吴璘所败，在京西为岳飞所败，在淮东为韩世忠所败。如果不是宋高宗、秦桧之流求和心切，诏令岳飞等人班师，那宋军是极有可能收复河南等地的。在川陕战场，金军虽得陕西，但仍有相当的城池堡寨还由宋军所坚守；屯驻蜀口的宋军，兵力强劲，并前后招到原陕西伪军万余人，人数比金军为多（当时陕西金军约有五万人左右），而且据有地利，进可攻，退可守。 1140年七月后，宋军部署既定，遂向陕西金军挑战，发起主动进攻，袭扰金军。首先，川陕宣抚司命令坚守丹州（治今陕西宜川）的宋军在知丹州傅师禹的指 挥下，发兵千人，使用百艘木船装载柴草膏油从丹州顺流而下，到达河中府，焚毁了金人在黄河上修建的浮桥。接着，又派兵万人，由褒斜道出潼关，占据陕州、华州一带，以断绝金军交通。为了阻断金军长安与风翔的联系，川陕宣抚司又派王俊率兵四千攻取了兴平、醴泉（在今陕西礼泉东）二县，并进占了武功。 王俊军的进攻刚停，杨政军又向金军发起了进攻。 二十三日，杨政派遣统制邵俊、统领王喜领兵深入，在汧阳（今陕西千阳）牧羊岭与金军遭遇。结果，金军被宋军击败。 与此同时，九月六日夜，杨政派杨从义袭击驻扎在凤翔府城南蒲阪河的金军。杨从义指挥所部人马，与三千金军在夜色中血战十余阵，杀败金兵。并乘胜劫破金军三座营寨，将其楼橹鹿角放火烧毁，夺到战马五百余匹、衣甲器械无数。黎明时分，杨从义又与前来救援的金军交战。战斗到天明，将金军杀败，追赶十余里方收军回营。十一月，杨从义又在宝鸡大败金军。 在此期间，宋军还在会州、庆阳府、华州、商州、陕州等地积极作战，打击金军。其中，陕州作战规模较大。据知陕州、兼节制陕西诸路军马统制吴琦的战报记载： 遣统制官侯信统押忠义水军并诸项官兵，前去河南经营贼寨。 吴琦所部，估计应是川陕宣抚司由褒斜道遣发的万余人马。他们控制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对金军威胁很大。 此后，川陕战场上宋军两军仍不时交兵相斗，但规模却不算很大。从1140年五月，到1141年六月的一年间，据川陕宣抚司统计报告称： 据前后探报计算，（金军）元带河甲军、从军约五万人。自去年五月至今，诸将获捷大小五十次，杀伤及招收敌军约三万人（21）。 由此可见，金军在川陕战场的损失之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宋军完全有能力反攻陕西，收复失地。但是，宋廷却不许川陕宣抚司大举进军。1140年十一月，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曾经上奏朝廷，说：“已遣兵解庆阳之围。乞诏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出兵牵制。”但宋高宗却下诏说；“此未易轻议。凡事有缓急先后，必思而后动，乃可以成功也。”（22）以持重为由，驳回胡世将的请求，以致这次军事行动陷于失败。 当然，在此期间，宋军在陕战场也曾遭到大败。由于宋方有关记载扬胜讳败，而金方又缺乏有关记载，故我们今天难以窥视其全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镇守秦州的吴璘丢失了秦州。由此可见，在袭扰陕西的军事行动中，吴璘表现是令人失望的。 四、剡家湾大捷
公元1141年（宋高宗绍兴十一年，金熙宗皇统元年）春，进入淮西的金军在拓皋（今安徽巢县西北）与宋将杨沂中、刘錡、王德等部交战，被打得大败，被迫引军北退。在北退途中，金军顺势攻占了濠州（治今安徽凤阳）。宋将杨沂中、王德、韩世忠等军追击，在濠州遭到金军反击，失利而退。濠州之战后，宋军退回江南，金军也撤回了淮北。 入夏后，宋金战火又从江淮转移到川陕。七月，杨政与金军在宝鸡、鱼龙川、石壁寨等地激烈角斗。金军尽管颇有伤亡，金将珍珠孛堇也被宋军生擒，但最终将宋军逐出了宝鸡，并乘胜推进至和尚原。宋军守卫和尚原的是杨从义部队。在“敌众益盛，士有惧色”的情况下，杨从义喝令：“当各奋壮心，以气吞之。闻鼓毕，人敢后者，斩！”率军占据有利地形，殊死力战，击退金军，稳定了战局（23）。 在此期间，吴璘接受失败教训，在河池训练部队。四川宋军善守不善攻，擅长山地作战而拙于平原作战，而秦州一带地区，地势较为平衍，十分有利于金军发挥骑兵的威力。进攻秦陇，转守为攻，如不改变作战方式，要想获胜，无异白日作梦。吴璘潜心研究新战术，利用宋军步兵为主，弓矢为强的特点，创立了一种新的战阵： 每战，以长枪手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博至百步内，则神臂弓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替之。遇更替，则以鼓为之节，骑出两翼，以蔽于前，阵战而骑兵退，谓之迭阵。 吴璘命部队操演新战阵时，一些将领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这种战阵的运用会导致军队遭到全歼。吴璘对此解释说：“古之束伍令也。军法有之，诸军不识尔！得车战余意，无过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房琯知车战之利，可用于平原旷野之间，而不得车战之法，其败固宜。敌骑长于奔冲，不尔，无有能抗之者！”（24） 八月，胡世将带着丧母的悲痛，召集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川陕宣抚司都统制杨政、枢密院都统制郭浩在仙人原举行高级军事会议，布置进攻秦陇的军事行动。会议上，吴璘请领三万精兵，收复秦陇，并发誓说若不能取胜，誓以必死。胡世将拨给吴璘二万八千人，基本上满足了他的要求，并命令杨政兵出和尚原，郭浩兵出商州，以牵制凤翔、长安的金军，配合吴璘的进攻。 这是宋军在川陕战场上第一次向秦陇地区发起的进攻。为了打响这第一炮，胡世将已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使降金宋将慕容洧、秦弼等人默许了宋方要求，按兵不动。而金军主力则屯于秦州、凤翔两地，兵力尽管集中，但作为防守却不能保持防线。 九月，宋军的进攻开始了。吴璘引兵直指秦州，杨政则引兵直插陇州，径趋吴山，将风翔和秦州的交通隔断，与风翔金帅撒离喝对垒，使其不能增援秦州。 秦州一带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与曹魏交兵的主要战场，为了防范宋军的进攻，金军在这里屯积了数万军队（25）。金秦州安抚使武谊统率陕西五路汉军守秦州，金将罕札（亦作胡盏、和卓）、希卜苏（亦作习不祝）统率金军屯驻在秦州附近的丁刘圈，两相呼应，以为犄角之势。 剡家湾在渭水北岸，湾口有一座高原，名叫刘家圈。湾后筑有腊家城，湾内地势比较平坦，适合两军较大规模的布阵交战。罕札和希卜苏合军，登上刘家圈据险自固。罕札善战，希卜苏善谋，两人相得益彰，且刘家圈前临峻岭，后控腊家城，进退有据，因此二位金将不禁有些大意起来，认为宋军必不敢轻犯此地。 其时，杨政已克陇州，并肃清了陇州一带的金军营垒；郭浩已克华州，并率部进入陕州作战；熙河方面，宋军也开始了牵制性作战；罕札和希卜苏实际上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十一日夜，吴璘派姚仲及鄜延经略使兼知成州王彦率所部衔枚取间道登山，约定与金军对栅后发火为号；又派张干廉等将率部从小路插到刘家圈与腊家城之间，截断金军退路。吴璘再三叮嘱张士廉；“敌根本在彼，若败，必趋入城。汝等截门，勿纵一骑入！” 姚仲、王彦率军悄悄登上刘家圈原顶，在离金寨一二里的地方，选择地形，列好营栅，让士兵休息吃干粮。黎明时分，天色阴沉。下起大雾，宋军在雾色中燃放大火，发出信号。金军仓皇失措，匆匆组织队伍，想逐走原上宋至，然而宋军已列好阵势，难以撼动了。罕札感到大势已去，用马挝敲蹬，痛心不已：“吾事败矣！”金军士气低落，不禁令宋军士气大振。 吴璘判断：金将希卜苏足智多谋，认为宋军利在速战，必不肯轻易离开营寨；而罕札却可能恃其百战百胜的威名，与希卜苏之发生异议；因此可以将罕札引出营寨决战。 吴璘派出前锋，仰攻金寨。罕札果然接捺不住，勒兵出战。宋军乘机急攻。姚仲、王彦在原上牵制金军，吴璘则指挥原下宋军蜂拥而上，在山坡上大战罕札。 双方列开阵势，更休迭战，激烈搏杀。金军居高临下，占据优势，击破宋军两阵，逼到宋军第三阵前。战斗明显对宋军不利。一员宋将劝说吴璘：“敌居高临下，我战地不利，宜少就平旷，以致其师，宜可胜。”吴璘大怒，叱责道：“如此，则我走敌逐，（敌）胜矣。敌已溃，毋自怯！”，于是，吴璘身披轻裘，驻马阵前，麾军急战。受到吴璘临危不惧的鼓舞，宋军将士殊死冲杀，扭转了战局。 宋军骑将杨万膂力过人，在阵中生擒一金军千户。他将千户挟在胁下，勒马出阵，跑到吴璘马前夸勇。吴璘见状大喝：“杨万可斩也！正方鏖战，岂可得一败将而便回乎？”杨万听了，也意识到错误，急忙将金军千户往地上一扔，打马入阵，投入战斗。 金军在宋军上下夹攻之下，终于支撑不住，溃散而逃。万余名原降金宋兵放下武器投降。吴璘将他们悉数释放，来去听其自便。宋军骑兵尾追金军，斩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加上在刘家圈战场俘虏的，金军战俘多达数千名。 美中不足的是张士廉违反命令，行动尽缓，没有及时拦截住腊家城的金军残部。罕札、希卜苏逃入腊家城后，率残兵死守。吴璘挥师急进，包围了腊家城。 罕札派人突围，命金泾原经略使秦弼发兵策应，但秦弼遵守与胡世将的约定，按兵不动，使腊家城断绝了外援。吴璘指挥宋军猛烈攻城，腊家城旦夕可破。就在这时，南宋朝廷为了顺利达到与金王朝讲和的目的，直接利用驿传，将“勒兵归戊”的金字牌径直发给吴璘，令他立即撤兵班师。吴璘不敢违抗朝命，只得于 宋廷的金字牌，确实惹恼了胡世将。他无处泄愤，只好将怒气发泄到战俘身上。他派人挑选出三千名战俘，押解上船，送往临安，献俘行在。剩下的战俘，他命利州路转运判官郭游卿负责处理。郭游卿禀承胡世将意思，以声音相貌从俘虏中验出四百五十名女真人，即日斩首于嘉陵江边，将其尸体用土石垒埋，筑成一座“京观”，以显示这次战功；其余俘虏则被全部涅面后，送往边界放还。 吴璘所部班师后，杨政军、郭浩所部的邵隆军仍与金军继续交战。杨政军于十月在宝鸡大败金军，生擒金军万户通检孛堇。邵隆军则干九月底收复虢州后，又于十月攻克陕州。其后，由于宋金第二次绍兴和约签定，双方罢兵休战，川陕战事方又恢复平静（26）。 吴璘的剡家湾之捷，胡世将给予了高度评价。十一月，他将剡家湾之战的经过画成图，上奏宋廷，并上言说： 臣询究众论，皆谓璘之此战，比和尚原、杀金平，论以主客之势、险易之形，功力数倍。据捉到蕃人供，金国中称璘，有勇似其兄之语。臣猥以书生，误膺重寄。不习弓马，不谙形阵，上赖朝廷指授，璘等为国宣力，川陕用兵以来，未有如此之胜。臣不敢缄默，伏望圣慈察璘智勇冠军，优与迁擢、以为尽忠许国之劝。（27） 然而，宋廷为了保持“蜀中三大将”的平衡态势，除了下诏褒奖外，并未对吴璘“优与迁擢”，只是将姚仲升为华州观察使、王彦升为虢州观察使，另一名有功将领向起则被升为邵州防御使。 五、临安朝觐
1141年十一月，宋高宗梦寝以求、不惜屈身对金称臣所换得的宋金第二次绍兴和约终于大体上确定下来。宋金订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规定南宋方面割让唐、邓二州给金方，每年送“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给金，双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由于双方此时尚未具体商定陕西界，所以宋高宗还特意下诏，命令川陕宣抚司不得出兵生事，招纳叛亡，并免去了川陕宣抚司便宜行事的权力。随后，宋廷又任命郑刚中为川陕宣谕使，充任陕西分划地界使（28），全权负责陕西疆界划分事务。 1142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金熙宗皇统二年）二月，宋金双方代表在凤翔百花村置酒会面，开始着手分划陕西疆界。但是，由于金方非要和尚原不可，而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又坚持不与，因此双方分划疆界的谈判陷入疆局。 三月，胡世将头上突然长出恶疮，并迅速感染，不久便病死仙人关。临死前，胡世将把川陕宣抚司政务托附给郑刚中，让他代行职权。五月，宋廷正式任命郑刚中“充端明殿学士、川陕宣抚副使”，并征召吴璘入朝觐见。 六月初，吴璘抵达临安。 然而，这“适中”的赏法说好说，但具体落实则很难。 秦桧、吴璘等人在都堂“面定”的结果，令吴璘怏怏不乐。宋廷发表了如下任命和奖赏—— 镇西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秦凤路经略使、知奏什、兼行营右护军都统制、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吴璘（拜）校检少师，改充阶秦岷风四州经略使，仍以汉中田五十顷赐之（30）。 然而，在宋代“第二次收兵权”的政治气候下，吴璘也深知“检校少师”这个荣誉头衔的份量：当时，南宋王朝的第一代将帅如岳飞、吴玠、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或病死，或诛死，或闲退，而在第二代将帅中，除杨沂中（宋高宗赐名存中）的荣衔为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高于吴璘外，其余都统制如田师中、王德等人尚未有检校官荣衔。因此，他在临安的表现始终给人以不骄不躁的印象。在分画和尚原、方山原的问题上，他在图上绘出其地理形势，上奏朝廷，以供朝廷决策时参考；在输送西兵的问题上，他主动向宋高宗提出在川陕招收卫兵输送朝廷使用的建议；在个人问题上，他也适当地提出了长子吴援换授文资的要求。 当吴璘行至半道时，川陕宣抚副使郑刚中已迫于金方压力，禀承宋廷命令，“割商、秦之半界金国，存上津、丰阳、天水三县及陇西、成纪余地，弃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关为界”（31），与金国划疆而治。闻知这些经过百战方才得到的战略要地不是被刀剑，而是被朱笔画给了金国，不知吴璘心中有何种感慨？ 吴璘回到四川不久，便当头挨了宣抚副使郑刚中一闷棒。 郑刚中是受秦桧推荐而得以升迁的。他治理四川有一定的建树，然而为政独断专行，限制武将权力更是不遗余力。《宋史》卷370《郑刚中传》载有他压制杨政一事： 宣抚司旧在绵、阆间，及胡世将代吴玠，就居河池，馈询不继。刚中奏利州在潭毒关内，与兴、洋诸关声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费百万。刚中始至，即欲移屯一军，大将杨政不从，呼政语之曰：“刚中虽书生．不畏死！”声色俱厉，政即听命。 郑刚中压服杨政后，对武将的压制就更加严厉了。他摆出一副尊严的架子，要求吴璘、杨政、郭浩三位都统入谒时必须先在庭中揖，然后才能登堂就座。吴璘荣升了检校少师，回川后自然就有了一种荣耀的心理，不愿降低身份，再行庭揖之礼，而要求按检校少师的荣誉头衔，用均等礼节与郑刚中相见。然而，郑刚中却怒不可遏地喝道：“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吴璘没有思想准备，被郑刚中一喝，顿时懵了，只得仓皇听命。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了“检校少师”的荣衔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价值。 这时，川陕宣抚司根据宋廷命令，去掉了“陕”宇，改为四川宣抚司，并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分划了防地。调整后的四川军队情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有详细记载—— 自休兵后，川陕宣抚司及右护军分屯三边与沿流十七郡（州郡名略）。 兴州吴璘所部仅五万人，兴元杨政所部仅二万人，金州郭浩所部仅万人。 惟兴州屯兵最多，至二万有奇，兴元府、利州、鱼关各万，金州六千，洋、阆各五千皆有奇，西和、剑三千而赢，绵、阶三千而弱，成州、大安至二千而赢，潼川千有奇，文、龙二郡与房州之竹山皆数百。 马之籍万三千计。兴州境内为七千而弱，关外四州为三千而赢。此其大概也。 对于四川三大将，南宋朝廷特别注意。吴璘从临安回川后，宋廷于十月又命令杨政赴行在奏事。杨政回川后，宋高宗又征召郭浩入朝，对三大将都逐一进行了面试。 六、蜀中三大将
吴璘、杨政、郭浩分别通过宋廷面试后，各归本镇。吴璘以检校少师、镇西军节度使、右护军都统制、阶成西和凤州经略使屯兴州，杨政以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利州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兴元府、宣抚司都统制屯兴元。郭浩以检校少保、奉国军节度使、金房开达州经略安抚使、兼知金州、枢密院都统制屯金州。 公元1144年（宋高宗绍兴十四年，金熙宗皇统四年，夏人庆元年）九月，根据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的建议，宋高宗下诏将利州路分为利州东路和利州西路。利州东路辖兴元府、利阆洋巴剑大安军七郡，治兴元府；利州西路辖兴、阶、成、西和、文、凤、龙七州，治兴州。杨政为利州东路安抚使，吴璘为利州西路安抚使，郭浩也相应去掉“经略”二字，任金房开达州安抚使。原稗将如知成州王彦、知阶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凤州杨从义等人所领的各“沿边安抚使”之职则全部撤销，以统一军政。 尽管宋金议和后，双方关系日趋和善，但郑刚中作为四川宣抚副使，在战备方面还是较为留心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对四川当时的警备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而在四川三大将中，尤以吴璘战备观念最强，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史称：“时和议方坚，而璘独严备，日为敌至之虞，故西路兵为天下最。”宋高宗对此表示满意。他曾对秦桧说；“川陕地远，为将尤难。璘统兵有法，肯为朝廷出死力，诸将所不及也。”（33） 在注意战备的同时，吴璘也积极推行军屯，以减轻百姓负担。当时，阶、成、西和、天水、兴、凤、洋、利等九州府有许多逃移、荒闲、有主无力耕种的田土，吴璘灵机一动，便命令部队耕垦这些田土。最后，郑刚中又根据吴璘的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军屯制度。故宋人称九州军垦“始于吴璘，成于郑刚中”，“至绍兴十五年，逐州垦田共二千六百五十余顷，夏秋两料纳官细色计一十四万一千四十九石，用充所屯将兵支遣，却与民户罢免和籴，并对兑成都府路对籴三分之一，为利可谓博矣”（34）。 就这样，凭着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借着宋廷竭力消除而又消除不了的吴玠遗威，吴璘始终保持着雄居三大将之首的地位。在三大将中，吴璘的“加官”最高，兵力最强，而杨政为人较为忠厚，旧日又曾是吴玠裨将，与吴璘“共佐其兄（吴）玠守蜀，同心协力，义均手足”。因此，此时尽管鼎足而立，“分镇蜀门”，“政虽贵亚于璘，而执门下之礼益恭”（35）。郭浩虽然是老资格，且与吴氏有着夙怨，但其兵力却最弱，也不能奈何吴璘。 公元1145年（宋高宗绍兴十五年，金熙宗皇统五年）十一月，郭浩病死。宋廷任命饶州刺史李耕知金州，节制屯驻右护军军马。李耕资历太浅，官品太低，不能担任安抚使，所以“金房开达州安抚使”一职便告空缺。在这一期间，“蜀中三大将”实际变成了两大将，即只有吴璘与杨政了。 公元1147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金熙宗皇统七年）七月，一向令吴璘生畏的郑刚中因得罪秦桧，被撤销职务，征召赴行在。宋廷改命徽猷阁待制、知成都府李璆权四川宣抚使，而将吴璘的“右护军都统制”之职改称为“御前诸军都统制”，并任命他兼知兴州。第二年五月，宋廷下令撤销四川宣抚司，以李璆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制置司设在成都道路遥远，很难指导蜀口地区军事。这一年，南宋王朝又进行了军政改革，所有“行营右护军都统制”、“宣抚司都统制”、“枢密院都统制”的名称全部被予以撤销，统一称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36)。四川制置司远设成都、以吴璘所部为先导的军政改革、以及“兼知兴州”的职务，无疑又进一步提高了吴璘的实际权力。 公元1151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金海陵王天德二年）五月，宋廷颁布了吴璘、杨政、田师中升任太尉的任命，宣布：“检师少师、奉国军节度使、御前诸军都统制、知兴州吴璘，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御前诸军都统制、知兴元府杨政，定江军节度使、殿前都虞侯、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提领营田田师中并为太尉。”太尉是宋代武将阶官的极致。吴璘与杨政、田师中同时荣获此衔，说明宋高宗对他们的信任。事实上也是如此。 同年十月，宋高宗下诏：“忠州团练使、知金州、节制屯驻御前军马李耕，令赴行在奏事。金州缺令，吴璘选差权官具奏。”（37）不久，吴璘便举荐了他的心腹将领宜州观察使、御前左部统制、知阶州姚仲出任此职。次年二月，根据吴璘的举荐，宋廷任命姚仲为知金州、兼金房开达州安抚使、节制屯驻御前军马。从此，四川虽然恢复了一度中断的“三大将”格局，但旧日的相对均衡态势却不复存在了。 公元1156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金海陵王正隆元年）三月，根据宋高宗“昨吴璘、杨政、田师中并太尉，缘璘元系检校少师，官在政、师中之上，今来已及六年，理宜优别，可与转一官”的诏令，宋廷降制，将吴璘升为开府仪同三司（38）。开府仪同三司即为“使相”，乃文臣的极致。吴璘既为太尉，又为开府仪同三司，在官阶上已达到文、武两个系列的最高级，而其实际职务仅为都统制，这是南宋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同年九月，宋廷又发表新的任命：“奉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御前诸军都统制、知兴州吴璘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判兴州。”（39）以“领”、“判”来显示吴璘的特殊身份，即以高官暂时代行低职。 公元1157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金海陵王正隆二年）二月，兴元大将杨政病死。姚仲、王彦这时已经先后被提升为承宣使、他们作为吴璘的得力部将，极受宋廷看重，因此，他们二人便成了大将的当然人选。 清远军承宣使、知金州、节制屯驻御前军马姚仲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御前诸军都统制、利州东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 保宁军承宣使、御前前部统制、知阶州王彦为金房开达州安抚使、节制屯驻御前军马、兼知金州。 八月，宋廷又将姚仲提升为保宁军节度使。大约在此前后，吴璘与姚仲结为秦晋之好，以姻亲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联系（40）。 这时，吴玠的长子吴拱也逐渐成长起来。吴玠与其妻张氏共生有四女三男。吴玠死时，吴拱为右武郎。四川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其弟吴扶、吴撝均为文官承奉郎，“以经史自娱”（41），不喜欢舞刀弄枪。1141年，吴拱任泾原路兵马都监。其后，升翊卫郎，任阶成西和凤州兵马钤辖、充利州西路驻扎御前后部统制军马。1153年，宋高宗召吴拱入朝，授予他荣州刺史之衔。1155年以后，吴拱升荣州团练使，任阶成西和凤州兵马都钤辖、御前中军统制、兼知成州（42）。 与四川三都统司军人势力的稳发展相比，四川制置司文官势力便相形见绌了。从李璆开始，到1158年的十年间，四川制置使便先后更换了六人次——李璆（1148—1151）、曹筠（1151一1153）、萧振（1153—1154）、符行中（1154—1155）、萧振（1155一1157）、李文会（1157—1158）。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吴璘势力的发展。 1158年二月，宋高宗得知吴璘的第五个儿子吴挺最为吴璘钟爱，便征召吴挺入朝，并发表任命：“忠训郎、兴州驻扎御前中军第一正将吴挺为右武郎、两浙东路兵马都监、兼御前抵应。”六月，吴挺又被授予“带御器械”的荣誉头衔。与此同时，吴拱也被授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荣誉头衔（43）。 公元1159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金海陵王正隆四年）二月，吴璘晋升为少保。三月，宋廷任命吴拱为枢密副都承旨、潭州观察使。六月，宋廷任命吴玠的第三个儿子军器监丞吴撝为直敷文阁、添差利州西路安抚司参议官，召吴拱入朝而同意了吴挺请求，让他回返四川。返川之际，宋廷特任命吴挺为利州路兵马鈐辖，并以“解带恩”将吴挺升为右武大夫，封其妻李氏为淑人。闰六月，宋廷又发表任命：“潭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吴拱为利州西路驻扎御前中军都统制、充阶成西和凤州路兵马都鈐辖、兼知成州。”可吴拱不满意，请求按例升充副都总管，而不愿升充低一级的“都鈐辖”。宋高宗同意了吴拱请求（44）。七月，宋高宗又下诏，将吴拱之妻许氏由令人加封为信 注释：
（1）《宋史》卷367《郭浩传》作“节制陕西军马”，恐有误。今从《宋吏》卷29《高宗六》所载，作“同节制陕西军马”。 （2）（14）《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3）（5）冯时行：《上岳相公书》，见《永乐大典》卷8414。 （4）（10）《宋史》》卷29《高宗六》。 （6）《三朝北盟会编》卷197。 （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8）《金史》卷77《宗弼传》。 （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 （11）《大金国志》卷11。 （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 （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15）《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杨从义墓志》，《金史》卷85《杲传》。 （1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 （17）《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18）《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31。 （19）《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32。 （20）《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32至33。 （2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 （23）《杨从义墓志》。 （2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2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称金军人数为五万余人，显系夸大之数。从当时情况估计，金军人数无论如何都不会比吴璘军人数多。其兵力应在三万人以下。 （26）剡家湾之战，诸书记述差异颇大。此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宋史》卷29《高宗六》等书的有关史料综合剪裁后写成，限于篇幅等原因，各书谬误之处，难以—一订正，故从略。 （2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28）《宋史》卷370《郑刚中传》。 （29）《中兴小纪》卷30。 （30）《建炎以来系年耍录》卷145，《宋吏》卷30《高宗七》。但两书均把吴璘拜检校少师的时间记为“六月甲申”，恐误。 （31）《宋史》卷30《高宗七》。 （3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9。 （3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2。 （34）《宋会要辑搞·食货》六三之158。 （35）《中兴小纪》卷31。 （3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8《节度使以军礼见宣抚》。 （3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2。 （3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 （3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4。 （40）（42）拙作《吴玠吴璘家族考》，见《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41）《吴武安功绩记》。 （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 （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 （45）《中兴小纪》卷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