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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休兵罢战
一、蜀中波澜
宋金战争的重心东移两淮、川脏战场进入武装休战状态后，四川地区的政治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文武争权就是这种政治矛盾的焦点问题。 大约在1135年春，被吴玠气病后长期卧床不起的卢法原忧愤而死。卢法原死后，宋高宗赵构立即诏立川陕宣抚司挑选一名高级幕僚暂时代管宣抚司的日常事务，并宣布川陕宣抚司的兵权归属另候朝廷通知。 吴玠在仙人关军中得知这一消息，认为既然川陕宣抚司的兵权归属问题没有落实，那自己身为川陕宣抚司唯一的宣抚副使，理所当然应该掌管兵权。于是，他以宣抚副使的名义向设在阆州的川陕宣抚司本部发出命令，让主管官员立即交出川陕宣抚司的大印。 代管川陕宣抚司日常事务的是直徽猷阁、川陕宣抚司参议官范正己。他不但不理睬吴玠的命令，拒不交印，而且反以川陕宣抚司的名义命令四川驻军除沿边地区及由宣抚司调发到吴玠军前的部队归吴玠节制外，凡四川内地的屯驻部队则分由各军统制官负责指挥。 当时四川驻军，除吴玠直属部队外，还有王彦、刘錡等人的直属部队。出于门户之见，王彦、刘錡均表示服从范正己的这道命令。王彦时以金房镇抚使兼川陕宣抚司同统制的头衔率部七千屯驻在潼川府路渠州。范正己于是下令将王彦一军东调夔州路，镇守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一带的长江关隘。 吴玠得知此事，气得暴跳如雷。他立即向宋高宗告状，说范正己等人弄权，不与他商量，便擅自调动王彦军马，离间将帅，有害军机，要求严惩范正己等人，并要挟说：“缘臣人微望轻，致本司官属辄敢凌忽，伏望将臣先赐罢黜。” （1） 不让身为川陕宣抚副使的吴玠掌管川陕宣抚司公事，是宋高宗的既定方针，也是宋王朝“以文制武”政策的具体体现。北宋时期，安抚使、经略使等所谓的“帅臣”大多都是由文官担任的（熙丰后也设置有“武帅”），武将只能担任都部置（后称总管）等职，号为“将官”，负责军事指挥，受帅臣节制。南宋初年，武将地位因战争关系而明显提高，但这并未改变文官担任帅臣的传统政策。然而，宋高宗这次也觉得范正己等人搞得太过份，在道理上也说不过去，于是只好下诏安抚吴玠，并兔去范正已和另一位川陕宣抚司参议陆彦钦的职务，对其处以“降二官”的处分。 吴玠对此仍不罢休。他怀疑范正己等人还私藏有川陝宣抚司的有关印章，便支使潼川府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史炜上书诬告范正己等人。宋廷在收到史炜的举报告后，还煞有其事地命中书门下省设立专案以调查此事。此案一直查到第二年。经反复查实，此事纯属子虚乌有，范正己等人方才“过关”。此是后话。 范正已等人被免官后，宋廷随即任命原任川陕荆襄都督府参议军事邵溥兼权川陕宣抚副使，并下令将川陕宣抚司本部由阆州迁到绵州（治今四川绵阳）。宋廷赋予邵溥的权限，除在军事后勤保障方面与吴玠共同处理外，其它都与卢法原时相同。但是，邵溥为人软弱，惧怕吴玠，遇事都忍让三分，因此，尽管名义上是邵溥节制吴玠，但实际上却是吴玠节制邵溥。 这时，为了加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卫力量，宋廷先是于四月任命王彦知荆南府（即江陵府，治今湖北江陵），充任归、峡州及荆门、公安军安抚使；王彦一军除留下3000人戍守金、房二州外，主力部队则随王彦移驻江陵。七月，宋廷又将刘錡从绵州征名到临安。 刘錡的职务由范综接替，王彦的职务由柴斌接替。柴斌原任川陕荆襄都督府提举亲兵，他接替王彦后，头衔改为“知金州、兼金均房三州安抚使”，原“镇抚使”一职被撤消。柴斌的隶属关系复杂。宋廷规定他隶属襄阳帅府，但在军事上则接受川陕宣抚司指挥。 在这次军事调整中，吴玠通过川陕宣抚司，也任命协忠大夫(第6级武阶)、华州观察使王俊为兴元安抚使。王俊是吴玠麾下的一员勇将，军纪严明，作战凶猛。在作战时，凡军中临阵退却者，他一概加以处决，因此他的部队打起仗来都是有进无退，战斗力极强。王俊由此被人戏称为“王开山”。但是，王俊在藐视敌人的同时也藐视上司，性强犯上，不时也冲撞吴玠。吴玠喜爱他作战勇猛，但也怕他三分。为了笼络住王俊，吴玠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俊的儿子，和王俊做了儿女亲家。这种婚姻关系巩固了吴玠在自己军队中的权力。这次王俊出任兴元帅，标志着吴玠势力对汉中盆地的控制。 十月，为了进一步落实“以文制武”的传统政策，南宋王朝利用前线战局相对稳定之机，任命席益、李纲、吕颐浩等重臣分别出任四川制置大使、江西制置大使、湖南制置大使，以加强文臣对地方的统治力量，遏制武将势力的继续发展。 席益曾任执政官，因此宋高宗特地发布诏令，明确宣布席益序位在川陕宣抚副使之上，四川内地各州兵马均隶属于制置大使司；如边境发生意外事变，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川陕宣抚司才可机动处理；部队的调发，川陕宣抚司无权过问，均由川陕荆襄都督府掌握（2）。 公元1136年正月，宋高宗又下诏宣布： 吴玠依旧充川陕宣抚（副）使，并依江东、淮南宣抚司体例，专切训练兵马，计备器甲、边防事务。其绵州一司可减罢，所管兵马听吴玠分拨使唤，应干钱物令赵开拘收。充应付宣抚司钱粮使用。仍限半月结局（3）。 邵溥免去川陕宣抚副使、川陕宣抚司绵州本部被撤销后，吴玠成为川陕宣抚司的唯一长官，川陕宣抚司因此在兴州（治今甘肃略阳）另行设置。然而，此时所谓的川峡宣抚司，其管辖范围实际已局限在利州路的范围内，受到了严格的空间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川陕宣抚司其实只不过是宋王朝四川地区的一个边防军司令部而己。掌握四川地区大权的最高机构乃是制置大使司（全称为安抚制置大使司）。 二、行营右护军
为了统一军政，公元1135年十二月，南宋王朝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军队整编，将吴玠所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神武诸军、神武副军、御前巡卫军、以及几十支分散的小部队统一整编为行营护军和三衙军。 行营护军共有五大部：张俊一军为行营中护军，韩世忠一军为行营前护军，刘光世一军为行营左护军，吴玠一军为行营右护军，岳飞一军为行营后护军。五大部之外，又将王彦一军编为行营前护副军。在行营护军中，张俊、韩世忠、刘光世所部人马最多，吴玠次之，岳飞又次之，王彦所部人马最少。 行营护军冠以“行营”之名，隐含着征伐之意。因此，行营护军类似于今天的野战军。三衙军即禁卫军，由殿前司、司马军、步军司所辖部队组成。由于这时三衙军财开始恢复组建，故编制极不健全，除杨沂中统率的殿前司部队因系由神武中军改编而成、兵力较强之外，解潜统率的马军司部队和颜渐统率的步军司部队的兵力都极弱。解潜只有两千骑兵，颜渐的部队则纯属乌合之众。 从公元1135年至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吴玠和岳飞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主力，尽管人数较少，但战斗力最强。 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吴玠一军原本没有名号，在这次整编中才得到了行营右护军的名号，被列入南宋王朝正规军行列。吴玠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南宋五大帅之一。参知政事李邴后来对宋高宗讲：“陛下即位之初，韩世忠、刘世光、张俊威名隐然为大将，今又有吴玠、岳飞者出矣。” （4）这说明宋廷是将吴玠和岳飞作为新起的将星来看待的。 也许是出于这种原因吧，吴玠与岳飞有一定的交情。例如，公元1134年夏季岳飞率军攻取襄阳时，宋廷命令吴玠与其配合，牵制秦陇敌军，以免敌军从秦陇抽兵援救襄阳。为了商洽军务，吴玠特派一位使臣去鄂州岳飞大营。岳飞热情地设宴款待这位使臣。在宴席上，这位精细的使臣发现岳飞身边缺少女人，回蜀后便告诉了吴玠。吴玠性喜渔色，对岳飞的为人也缺乏了解，因此大为吃惊。出于对岳飞的关心，也为了同岳飞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赶紧以两千贯钱的高价，在四川买了一位美貌而有教养的“士族女子”，派两名使臣的妻子把她送到鄂州，献给岳飞。当然，岳飞没有接纳，婉言谢绝了。吴玠同其它大帅，如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人没有任何交往，只与岳飞有接触。这固然与他独处巴蜀一隅有关，但也与他那高傲的天性有关。岳飞的经历、资历大致与他相同，而张、韩、刘等人的资历却较深，尽管军功不显著，但政治背景却很复杂，不仅不易交往，而且交往也有巴结之嫌。 公元1136年（宋高宗绍兴六年，金太宗天会十四年，夏大德二年，伪齐阜昌七年）七月，宋廷下令对四川防务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宋廷的信念有六条： ①彰武军承宣使、利州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利州郭浩为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兼知金州。 ②武功大夫（第15级武阶）、閤门宣赞舍人邵隆知商州。 ③郭浩。邵隆并以所部人马之任。其金州权隶川陕宣抚司，仍令昭隆听（郭）浩节制。 ④经略商虢金均房安抚使柴斌俟（郭）浩至日，赴都督行府。 ⑤泾原路经略使杨政兼权利州路经略使，专管本路战守军马事。 ⑥翊卫大夫（第10级武阶）、贵州团练使、绵威茂州石泉军沿边安抚使、兼知绵州、节制军马范综令再任（5）。 这次调整是因吴玠与郭浩的蛆龋而引起的。 郭浩是北宋末年的西军名将郭成之子，与吴玠是同乡，也是吴玠早年的老上司。富平之战后，他率部份溃军跟吴玠上了和尚原。因人少势单，郭浩反倒受制于吴玠。蜀口三战的胜利，使吴玠成为一颗新升的将星，也使郭浩更为黯淡无光。对此，郭浩不免心存芥蒂。川陕战场沉寂下来后，两人便在宋万年事件中扯破了脸皮。 宋万年时任利州路提点刑狱。郭浩时任利州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利州。吴玠查到宋万年有通敌嫌疑，先让郭浩逮捕宋万年进行审讯，但郭浩却包庇宋万年，说宋万年无通敌嫌疑。吴玠大怒，将宋万年提到川陕宣抚司，亲自审讯。在审讯中，宋万年对自己通敌一事供认不讳。然而，郭浩却说吴玠所得之口供与自己所得之口供完全不同，言下之意，即是说吴玠用了逼供手段。两人为此闹得不可开交。 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席益出面调解无效，便请求宋廷下令调防。 郭浩被调到金州，挂了个有名无实的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的头衔（永兴军路早已沦陷），而从前挂着泾原路经略使（有名无实）头衔的杨政却代理利州经略使，获得了实权。 不过，郭浩到了金州也有意外的收获。柴斌在金州曾募集金。均、房三州保甲，编练成军，号为“保胜军”；又招募了3000名禁军，组成“必胜军”。郭浩所部人马原本不多，但柴斌留下的这两支地方武装、以及原驻守均州的格禧一军，却使郭浩一下子得到了许多人马，具备了独立成军的势力。 由于金州只是暂时隶属于川陕宣抚司，因此郭浩到金州后便利用这种特殊条件，图谋独立发展。他招辑流亡，大兴营田，颇有成效。除了自给外，他还向户部进献了十万缗剩余钱。这在当时各部队都纷纷向朝廷伸手要钱的情况下，确实是一桩很不简单的事情。宋廷对此非常重视，将郭浩营田的具体办法颁示诸路，让诸路效法施行。为了嘉奖郭浩，宋高宗特许他直接上奏的权力。由于郭浩“凡有奏请，得以直达” （6），从而便脱离了吴玠体系，独立发展起来。 三、财政矛盾
行营右护军原总兵力为68449人，郭浩独立门户后，其兵力减至67759人，稍有下降。其中，军官为17007人、士兵为50749人。 南宋军队的俸禄较高，各种名目的补贴也较多。吴玠的行营右护军，官兵除每月有身分料钱（月薪）外，还有折估钱。折估钱是四川军队的一种特殊补贴，是14项补贴名目的总称。其中，军官补贴为8项、士兵补贴为6项。军官的折估钱为驿料折估钱、厨料禄粟米、赡家钱、供给钱、月犒钱、旬设钱、支粮钱、添支绢钱；士兵的折估钱为仓折估钱、撺抢又贴射钱、添支食钱、盐米、纸笔钱、草估钱。另外，高级将领还有诸帅诸将公使钱、人吏作匠请给钱。仅折估钱一项，行营右护军就年需钱1317万贯、米97万石（7）。 身分料钱与折估钱还仅是赡养官兵的费用，如加上武器装备、后勤运输、招募间谋等费用，行营右护军每年的军费开支则在2500万缗以上。在行营右护军建立之前，绍兴四年（1134），四川总收钱物为3342万余缗，总支为3394万余缗，而当时吴玠一军的军费开支就达2375万缗，占总支出的58％；绍兴五年（1135），四川总收钱物为3060万缗，总支为4060万余缗，而吴玠一军所花去的军费达2375万缗、占总支出的58％。行营右护军成立后，兵力比绍兴四年、五年时有所增加，军费开支自然要比绍兴四年、五年略有增长。 北宋末年，四川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为1599万绢。张浚入蜀后，起用都大同主管川陕茶马事赵开，让他全面负责川陕地的财政事务。赵开是位理财能手，有“一跬步而能运百货，一咳唾而能济三军” （8）的美誉。为了支撑川陕抗金战争，赵开绞尽脑汁，在增本上不增加按土地和资产征课的农业二税的前提下，他改革茶、酒、盐法，着力在茶盐酒三项收入上敛财，以茶盐酒税收为支柱，建立了四川的战时财政体系，创立了劝谕激赏、增敷役钱、助军头子钱、免支移米脚钱、盐酒增息钱等新税种，使南宋初年的财政收入连年猛增，超过北宋末年一倍多，年收入达到三千余万缗。然而，由于连年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四川财政仍然入不敷出，连年赤字，只能靠多印发钱来维护财政收支平衡。 由于财政收支紧张，赵开与吴新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军粮运输的问题上。 蜀口地区的军粮，大部分须由成都府路、潼川府路远道运输而来。军粮的运输，有陆运和水运两种方式。四川内地的军粮水运，须先顺岷江、沱江、涪江南航至长江，继沿长江东行至今重庆，再溯嘉陵江而上至兴州，路线迂回－，路途遥远，比陆运要多花一倍多的时间。然而。水运却比陆运费要少、以成都府路为例。水运一石军粮至兴州，费用为四贯三百文；而陆运一石军粮至兴州，费用则高达十三贯、是水运的3倍。时任侍御史的周秘对此有简洁的概括：“水运稍远，其行虽迟，而所费至少；陆运稍近，其行虽速。而所费至多。宣抚司欲其速至，则必以陆运为便；总制官欲其省费，则必以水运为便。” （9）。 公元1134年（宋高宗绍兴四年）秋，金齐联军入侵两淮地区，吴玠为了牵制陕西金军，发起了秦州之战。于是。吴玠檄令赵开迅速组织人力，从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由陆路运送军粮到利州。赵开以事出仓猝、无法筹办力由拒绝陆运军粮。吴玠一怒之下，便撇开赵开，自己出面亲自组织军粮运输。他以宣抚司的名义命令各州县官员亲自带队运粮，并规定先到者有赏。后到者受罚。于是，各州县官员争先恐后，不顾运粮民夫的死活，督责民夫拼命运粮。结果，不少民夫累死、病死于道路两旁。不仅如此，这次运费还极为高昂——“率四十余千而致一斛” （10）；运送到利州的军粮共几万斛，而运费则达700万缗左右。 在运粮过程中，赵开见米已成粥，加之惧怕吴玠、故一改初衷，反而派所属官员张洙协助吴玠清理迟到者。张洙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看到役夫们痛苦不堪的运粮场面时，不禁流泪了。于是，他不顾宣抚司的命令，听任民众在当地交粮，然后由官方出钱雇粮，水运军粮至利州。民众欢呼而去、可吴玠却勃然大怒，罗织罪名诬陷张洙，欲将其置于死地。赵开也因此受到吴玠非难。幸好川陕宣抚司阆州本部不愿追查此事。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此事才得以了结。 1135年冬，宋廷根据赵开的意见，任命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都大提举茶马，兼川陕宣抚司参议，进一步提高了赵开的权力，把原不属赵开统辖的成都府路转运使、潼川府路转运使、利州路转运使、夔州路转运使等四大川路转运使都划归赵开领导，以便统一财力、统一调拨，以满足吴玠的军需。然而，由于吴玠作为专管军事的宣抚副使，“专治战守，于财计盈虚未尝问，惟一切以军期趣办，与（赵）开异趣” （11），所以两人之间矛盾越来越深。吴玠几次三番上书宋廷，讼告赵开，声称：“军前乏粮，水运留滞。缘军食少缺，所系至重，缓急生事，愈害百姓。”宋高宗下诏，令赵开去吴玠军中措办军粮事宜，并责备赵开违慢军务大事，希望他抛弃前怨，竭力满足吴玠军需。而且，宋廷还命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经常切实催督赵开。 然而，席益却有自己的小算盘。公元1136年（绍兴六年） 赵开应付川陕宣抚司已是力不从心，现在席益的四川制置司又来挖他的墙脚，更使他捉襟见肘，两头受气。于是，他向宋廷提出建议，“乞将旧来宣抚司年计应付军期，不许他司分擘支用”，并指责“宣抚司截都漕司钱，就果、阆籴米（13）”是违反规定。赵开这一举动，既加剧了与吴玠旧有的矛盾，又得罪了新来的席益。因此赵开在四川已无立身之地了。为了解决四川的财政矛盾，八月，宋廷改派两浙路转运使李迨入蜀，取代赵开。第二年三月，赵开完成所有交接事务后，便凄楚地离开了四川。 吴玠与赵开的矛盾，归根结底就是钱物问题。吴玠虽然猛烈攻仟赵开，想拼命从赵开那里多弄点钱粮，但他自己也深知其艰难，因此，效法前朝前代进行屯田以解决军粮的问题，便提到川陕宣抚司议事日程上来了。 实际上，早在1135年十月，知普州喻汝砺就已向南宋朝廷提出“经理兴元”之策。他建议说： 汉中之地，险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广。高祖因之以基汉业，德宗资之以复康祚。昔人以为蜀之股臂也，今则城池邱墟，屯戊荒圯。宣司虽复差官，然亦但为文具，守臣之寄处也。既无保境附众之心，士伍之暂集也。又无专军必守之计，缓急之际果可恃乎？愿陛下择文武能臣以为之。相险要，塞溪遂，环垒堑，设屯守，平居则重关错守，以捍其冲；有事则诸屯并力，以压其入（14）。 十一月，又有人更明确地提出治理兴元的建议，说： 梁、洋沃壤数百里，环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东阻金、房，西拒兴、凤，可以战，可以守。今两州之民往往逃趋蜀中，未敢复业。垦辟既少，多屯兵则粮不足以赡众，少屯兵则势不足以拒敌。宜以文臣以统帅，分宣抚司兵驻焉，而以良将统之，遇防秋则就食绵、阆。如此，则兵可以备援，而民得安业（15）。 当时，宋高宗立即下诏，命令邵傅和吴玠根据此项建议选派兴元府和洋州守臣，讨论实施。于是，吴玠便开始着手在兴元、洋州。凤州、成州、岷州等戊兵之地，利用原属政府的官田建立“官庄”，实行军屯。当然，吴玠军屯的重点仍在汉中盆地。 汉中盆地经1131年金军入侵后，变得十分荒芜，水利灌溉设施几乎全遭隳坏。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修复汉中盆地的水利工程，吴玠特委派知兴元府王俊、知洋州杨从义指挥士兵破土动工。1137年初夏，汉中盆地原有的渠堰基本上都得以修葺（16）。汉中军屯营田得此水利，岁收粮食可得万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四川内地的负担。 在战争中逃到四川内地的汉中百姓，闻知汉中水利工程得以修复，农田灌溉有了保障，纷纷表示愿意回归故乡复业。宋高宗为此还亲自下诏嘉奖吴玠。这时，别路的一位转运使郭大中向吴玠建议：“汉中岁得营田粟万斛，而民不敢复业。若使民日（间？）为耕，则所得数什百于此矣。” （17）吴玠采纳郭大中建议，将旧日民田归还百姓，听赁其自耕，得其租税。收入大为增加。 自然，单凭营田收入还是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吴玠除每年从四川都转运司那里力争多得到钱物外，还千方百计弄钱赡军。首先，他向皇帝伸手要钱。宋高宗似乎对此也很大方。1136年五月，赐吴玠钱十万缗（18）；1137年十一月，又赐吴玠钱150万缗（19）。其次，吴玠又于1137年二月在河池置银会子务，发行地方纸币。所谓银会子，即以银作兑换本位的纸币，其面额分为一钱和半钱两种，每年换发一次。发行之初规定：面额一钱的银会子发行14万张，4张折四川钱引一缗；面额半钱的银会子发行10万张，8张折四川钱引一缗。总共发行了相当于四川钱引47500缗的银会子。银会子的使用范围为鱼关、阶州、成州、岷州、凤州、秦州等地（20）。另外，吴璘镇守阶、文二州，而四川茶马司自赵开之后，“茶马无专官者近十年”因此吴璘乘机在军中搞起茶马生意——从四川内地买茶，然后用茶与沿边少数民族换马、换珠玉等物（21）。通过这些经营活动，吴玠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吴玠还结合战守，大修“家计寨”。所谓家计寨，即因势而设、据险相保的营寨，主要设在仙人关、七方关之外的“关外四州”。凤州的秋防原、岷州的仇池城、除州的杨家崖、成州的董家山皆为天险，特别是仇池“尤高峙耸拔，其形如削瓜。上有良田百亩，可驻万马；飞泉凡在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济也；山径仰空如掷线，虽悍夫千百攻之，巧无所施”（22）。吴玠利用这种地利，囤粮建屋，将四川家计寨营建得井井有条。家计寨的创立，极有利关外四川的防守——“无事则寓于州，有事则归于寨”（23），从此沿袭不改，直到宋末。 吴玠营田缮兵尽管有相当成效，然而四川财力困乏却有增无减。龙图阁直学士、新任四川都转运使李迨于1137年入蜀后，根据宋高宗诏令，与吴玠会商，共议四川经费，赡军恤民（24）。但是，李迨的工作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陷入困境难以自拔。他在给宋廷的报告中写道： 欲省嘈运，莫如屯田。近因兴元府、洋州守臣修筑堤堰，特旨奖渝，蜀人皆知德意在此。然臣会问屯田等事，皆不报。止有绍兴六年朝廷遣使取会到陕西路屯田顷亩：共六十庄，计田854顷79亩；当时已种七分以上；今年耕种既遍，又有增垦顷亩不少。汉中之地，自古沃野。访闻屯田尽系膏腴，且据前项顷亩会计，每亩除出种粮，止以三石为率，约收25万余石。若将一半桩充自来不系水运应副去处岁计米，一半对减川路籴买船发岁计米，亦可少宽民力。兼臣近体问得利路兴元府、洋州、陕西路岷州夏麦大熟，皆可就籴。除兴元府、洋州巳委利路转运副使句光祖措置就来50万石外，岷州缘宣抚司属官异议，措置未得。若属官肯于氓州就朵20万石，兼用营田所收一半之数12万石，三项共计57万石；每年水运应副阆、利州以东岁计米58万石；愿得此三项，岁计足矣，可以尽数蠲免川路籴买般运。此乃恤民之实惠，守边之良策，朝廷所当留意者也。不知务此，但责应办，今之所入三倍刘晏而犹不足，虽晏复生亦不能办，况如臣者，岂敢望晏之万一？能保其不败事，诛责计臣虽不足道，然四川生灵休戚所系，朝廷所宜动念也。裁节冗滥、措置籴买，臣累有奏陈，未准回降指挥。今辄复陈本末。是皆臣之职事也。不敢隐默，苟避谴诃。伏望圣慈特赐睿察(25)。 细读此篇报告，四川的财政危机及其原因、吴玠营田的内情、李迨的困境都一目了然。 在南宋一代，“宣抚司但责应办，大使司乃责以蠲减”的矛盾始终将转运司或总领所置于两难的窘境，而这种状况在四川尤为明显。李迨理财手段逊于赵开，且生性倔强，办事缺少灵活性，因此他任四川都转运使前后实际上还不到一年（26），便先后得罪了制置大使席益和宣抚副使吴玠，步赵开后尘，便罢职离川。而且，李迨在四川期间，处境比赵开更为狼狈。一次，供军钱物逾期，李迨在利州，被“利州营妇遮其马首悖詈”，丢尽了脸面。而李迨遭罢，也是宋廷“用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奏也”（27）。都转运使进退由宣抚副使决定，可见吴玠的专横，以及宋高宗对吴玠的优容。 四、胡世将入蜀
在李迨尚未离开四川之时，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便因其母去世而向朝廷提交了去官守丧的申请，离任而去。为了挑选一位能干的官员担任新的四川制置使，宋高宗反复权衡后，特意召见了刑部尚书胡交修，问道：“你认为谁是镇守四川的合适人选？”胡交修答道：“从子世将可用。”实际上，宋高宗心里早就认定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侍讲胡世将是一位理想的人选。于是胡世将便以枢密院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头衔入川赴职了。 胡世将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半年之前，他曾以给事中兼直学士院的身份向宋高宗提出： 吴玠等能忧国恤民，发戏下之众以兴渠堰，广灌之用，为富国与强兵之资，宽疲瘵远输之急，其体国之忠有足嘉者。臣谓宜因以风励将帅，使咸知朝廷之意，各务究心，兴修水利，措置营田，以省馈运而宽民力。欲望将今来降诏敕牓文，今有司行下诸大帅及统兵官等照会。将王俊、杨从义等特赐旌赏，以为忠劳之劝（28）。 这道建议说明胡世将早就留心四川军政。它经宋高宗首肯发表后，起码能争取到吴玠等人对胡世将的好感，为胡世将入蜀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138年（宋高宗绍兴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夏崇宗大德四年）夏季，胡世将胸有成竹地进入了四川，草草料理了四川安抚制置司的必要工作后，立即从成都前往遂宁，通知吴玠在利州会议，讨论军粮问题。 七月，吴玠从兴州出发，行至大安军（即以前的三泉县），便被成群结队的妇女儿童包围了。当时，军中缺粮，吴玠为此还拿出不少家财接济这一时之急。然而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这些妇女儿童都是利州驻军的家眷，饿急了，便顾不了许多，围住吴玠伸手要粮。吴玠不禁勃然大怒，发狂似地叫道：“我要先斩了勾光祖，然后自劾，好让你们明白事理！” 勾光祖时为利州路转运副使。吴玠发威，一则是出干愤懑，二则是借机给胡世将一个下马威。但是，老谋深算的胡世将对此事淡然处之，与吴玠开怀畅谈，使吴玠感到惊讶、高兴。事后，吴玠对人说：“昨晚见了胡公，开怀晓事，使我满腔忧懑豁然而净！”（29） 利州会议因此开得较为成功。胡世将与吴玠共同商议粮运之弊，反复讨论。吴玠本来就深知粮运的弊端，只不过出于自身利益，他不肯轻易让步罢了。胡世将知道他的心理，利用他军中目前缺粮的危机，给了他不少甜头。首先，胡世将借给吴玠原属阆州守将孙渥的回易米数万石；其次，又召集诸路漕臣筹集钱物，转拨吴玠，帮助吴玠解决了拖欠兵饷钱粮的问题。吴玠对此很感激。胡世将又对吴玠谕以恩义，晓以道理，使吴玠最终接受了原由席益制定的“转般摺运之法”。 然而，吴玠毕竟是吴玠，他飞扬跋扈不是胡世将就能改变了的（胡世将的高明之处也在于深知这一点，才能笼住吴玠）。在胡世将离开后的第二天，他便将诸路漕司的主管官吏悉数捆绑起来，全部斩首于市。据说，吴玠开始还想把利州、成都府、潼川府、夔州等四路的转运使也一起斩首，但因其幕客劝阻，说：“转运使都是皇上所任命的，而宣抚擅自将他们问斩，是跋扈了。”因此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吴玠在余怒之下，仍将四路转运司的主管官吏砍头示众。胡世将对此装聋作哑，充耳不闻，避开了这次风波。 这时，宋金双方形势正发生着巨变。 在金王朝内部，对宋持强硬态度的金太宗于1135年正月死去，金熙宗完颜亶即位做了皇帝。金熙宗自即位之初便与权臣宗翰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1137年六月，金熙宗利用太宗长子磐与宗翰的矛盾，以贪赃罪杀掉宗翰的心腹尚书左丞高庆裔，使宗翰气愤而死；接着又任命挞懒为左副元帅，宗弼为右副元帅；逐步将宗翰势力清洗一光。 宗翰势力的消退，直接影响到刘豫伪齐政权的存亡。当初，挞懒驻军山东，“先荐刘豫，立为齐帝”（30），但刘豫却通过高庆裔，直接投靠了宗翰。这使挞懒感到十分气愤。在挞懒的影响下，1137年十月，金熙宗下令废掉了刘豫伪齐政权。宋金双方直接夹江淮对峙。 挞懒在宋金战和问题上是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宗翰死，刘豫废，挞懒又握有金王朝兵权，因此，当1138年挞懒“倡议以废齐旧地与宋”时（31），金熙宗只好命令群臣进行讨论。宗磐、挞懒、宗隽主和，宗干、宗宪、挞懒之弟完颜勖则反对。当时，宗磐为宰相，位在宗干之上，主和派的意见占了上风，金熙宗被迫同意将河南、陕西之地退还给南宋，以此做为与宋议和的条件。 在南宋王朝内部，主战主和的斗争也一直十分激烈。宋高宗本人就是坚决主张议和的人，只是迫于形势，而且议和本身也不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事情。所以，他在此之前不敢将主和一事作过分强调。如今他见机会到了，便再次起用秦松，贬斥主战派，以便能与金达成和议。秦桧昔日为战俘之时，曾与挞懒有私交。1130年归宋后，1131年便任参知政事，不久又拜相。1132年，遭主战派弹劾专主和议而被贬官。现在他重新执政，便遵从宋高宗旨意，采取种种手段，大胆地与金王朝接洽起议和之事来了。 经过若干周折，1138年（宋高宗绍兴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年底，宋金在议和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金国使来，尽割河南、陕西故地，通好于我，许还梓宫及母兄亲族，余无须索。令尚书省榜谕（32）。 二十八日，宋高宗借口给宋徽宗守丧，难行吉礼，自己不出面，而让秦桧代理南宋王朝向金使跪拜，接受了金国诏书，承认了金宋之间为君臣关系。 五、吴玠之死
公元1139年（宋高宗绍兴九年，金熙宗天眷二年，夏崇宗大德五年）三月，金王朝正式向南宋交割河南和陕西。南宋王朝为了顺利完成交接，早在正月就已经向河南和陕西地区颁布了大赦条令，宣布：“应河南新复路分现任文武官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应陕西掌兵官，昨缘抚驭失宜，致有离散，非其本心。今来既已归还，各仰安职。”（33）二月，宋廷任命徽猷阁待制周聿为陕西宣渝使，前往陕西接收。由于知金州郭浩的父亲郭成“旧为边将，张中孚、中彦皆出其门，慕容洧之父亦（郭）成部曲，而赵彬贫时又尝依（郭）浩”（34），与诸叛将有较深关系，故宋廷同时又任命郭浩为陕西宣渝使前往陕西。四月，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又受命前往陕西宣谕。 此时，吴玠已染病卧床。《宋史·吴玠传》说他“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吴玠咯血。与他晚年的骄奢淫逸有直接关系。但与心情忧郁也不无关系。造成吴玠心情忧郁的原因有二，一是对金议和，一是宋廷对刘子羽的处分。 吴玠与岳飞、韩世忠一样，对与金议和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1138年四月，当宋廷与金王朝的议和活动正在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吴玠与岳飞、韩世忠仍不断派遣间谍深入中原和陕西，联络抗金力量，作收复中原和陕西的准备。为此，金军左副元帅挞懒在祁州（治今河北安国）接见南宋议和特使王伦时，曾十分生气地警告王伦说：“议和之使继来，而暗遣谍如此。君相绐，且不测进兵耳！（35） 宋廷对刘子羽的处分与对金议和也有直接关系。1138年五月，御史中丞常同弹劾刘子羽有十大罪，要求进一步处分刘子羽。宋高宗下令将刘子羽遣送到白州（治今广西博白）。左相赵鼎认为这样处理不妥，说：“子羽之罪，诛殛有余。第章疏中论及结吴玠事，今方倚玠御贼，恐玠不自安。乞且夺职。”宋高宗说：“闻张浚之党日夜冀浚复用，子羽尤甚。不重责，何以惩奸？”赵鼎极力恳请从宽处理，宋高宗这才将刘子羽的处分改为“落职”。但次日常同又提出反对意见，说：“子羽之罪，窜于逻荒未为过举。今尚从宽典，得非以吴玠之故优假乎？”于是，宋高宗又把刘子羽贬谪到漳州安置（36）。 张浚是1137年九月被罢免右相职务的。次年三月秦桧即由枢密使被提升为右相。宋高宗贬斥张浚、重用秦桧是为了对金仪和，而再次处分刘子羽则是对主战派的再次打击。在宋高宗心中，吴玠是张浚的同党。当初，张浚被罢相后的两月，吴玠曾派使臣吕政到临安觐见，请求宋高宗犒军。宋高宗认为吴玠此举是试探自己的态度，便对吕政说：“归语吴玠，玫自小官拔耀至此，皆出于朕，非由张浚也。大丈夫当自结主和，何必附讬大臣而后进！所须犒军物，已支百五十万缗，非因（张）浚进退而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谕之。”（37） 但是，四川远在西陲，宋廷鞭长莫及，而且吴玠自身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因此这迫使宋高宗除了警告他不要依附张浚外，不得不对他略示优容。事实上，吴玠也确属张浚党人。特别是在抗金问题上，吴玠与张浚都是坚定的主战派，政治态度上没有丝毫分歧。而且，作为武将，战争的结束使他面临着丧失权力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吴玠与韩世忠、岳飞一样，是对议和持有异议的。当然，自1134年以后，由于继承着北宋王朝腐败的南宋王朝与攻灭腐败北宋王朝的金王朝之间的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川陕战区尤其显得沉寂，故吴玠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南宋朝廷一定程度的冷遇。这种潜藏在略示优容背后的冷遇，从宋廷两次处理刘子羽的不同态度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宋金实现和议后，宋廷为了安抚吴玠，先是给他和岳飞一道加封了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然后又任命他为四川安抚使（38）。但吴玠却以自己功劳不够为由，对这些荣衔和高官都予以坚决推辞，并以自已病重为由，上疏请求朝廷免去自己的所有职务。宋高宗没有同意吴玠免职的请求，命令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延访蜀中名医为吴玠治病，又让御医前往四川为吴玠治疗（39）。但没等御医到达， 吴武安玠葬德顺军陇干县。今虽隔在虏境，松揪甚盛，岁时祀享不辍，虏不敢问也。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41）。 注释：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4。 （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32。 （4）《三朝北盟会编》卷173。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3。 （6）《宋史》卷367《郭浩传》。 （7）（2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 （8）员兴宗：《九华集》卷6《议虚额疏》。 （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2。 （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 （11）（13）《宋史》卷374《赵开传》。 （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9。 （1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4。 （15）《建炎以来系年要隶》卷95。 （16）《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44。 （1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5将此事合并在绍兴立年记事中一道叙述，但此事应在绍兴七年汉中水利修复后。 （18）《健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 （19）（24）《宋史》卷28《高宗五》。 （2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2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6。 （22）员兴宗；《西陲笔略·四川山寨天险之设》，见《付乐大典》卷12930。 （23）李鸣复：《论措置蜀事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99。 （2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8，绍兴七年正月辛卯记事载：“是日，四川都转运使李迨始视事。……后月余,追至成都，徽猷阁待制赵开乃辞漕职（原注：《都转运司题名》：‘赵开今年三月八日替。’）。”可见李迨实任四川转运使的时间是绍兴七年三月至绍兴八年二月，不足一年。 （27）《建炎以来系年要隶》卷118。 （28）《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109。 （29）《建炎以采系年要录》》卷121。 （30）《金史》卷76《宗磐传》。 （31）《金史》卷77《挞懒传》。 （32）（38）《宋史》卷29《高宗六》。 （3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 （3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6。 （35）（36）《建炎以来系年要发》卷119。 （3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39）（40）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 （4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文中所谓“吴武安玠葬德顺军陇干县”，实属误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