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圣命难违 前功尽弃

1162年6月10日，正当原州之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宋廷举行禅让大典，宋高宗让位于太子赵眘，是为孝宗。高宗无后，一直讳言立嗣之事。1132年将太祖七世孙赵眘收养宫中；1142年封普安郡王；1160年立为皇子，封建王；继位前12日立为太子。孝宗即位之初，起用张浚，追复岳飞，禁逐秦桧党人，选招文武贤能，锐意恢复。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让汪澈视师京湖，任吴璘为陕西、河东宣抚使。把三个大区的军政大权分付给三位当时最信赖的人。对吴璘更是优宠有加，赐亲札称：

昔在旧邸，每共定省，侧闻太上皇帝圣训，谓今日元勋旧德，同国休戚，无如卿者。且曰：偏师之出，曾不淹时；三路土疆，悉归版籍。朕闻此事，欣赞慕用，盖非一日。（《吴武顺王碑》）

之后又遣中使赐御府细铠、弓矢。吴璘捧诏泪下，说“臣无横草功，已蒙太上皇帝不凡之遇；今皇帝所以待臣者益宠，臣何敢爱死！”（同前引）

孝宗虽然志在恢复，但缺乏决断经验和能力，尤其处在复杂局势之下，面对不同意见时，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在他当时重用的朝臣之中，既有汪澈、张浚、虞允文这样力主恢复之士；又有史浩这样持弃地趋和之议者。当吴璘大军在德顺与金军殊死较量之际，朝廷战、和两派正在激烈地争论，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德顺之弃与守上。《宋史·虞允文传》中这样记载：

孝宗受禅，朝臣有言西事者，谓官军进讨，东不可过保鸡，北不可过德顺。且欲用忠义人守新复州郡，官军退守蜀口。允文争之不得，吴璘遂归河池。盖用参知政事史浩议，欲尽弃陕西。台谏袁季、任古附和其说。

允文上疏，大略言：“恢复莫先于陕西；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同前引）虞允文为争德顺前后抗章15疏。在《论德顺守战之利不可轻弃奏》中说：

至如德顺之险，自今春用尽兵力然后得之。势须必争，理当固守。若一旦弃去，不独失三路之地，而三路之兵、三路之粮，尽资于敌。盖弓箭手二万，乃土著之人，不肯徙家于近里州县；而官军所因之粮，尽仰给于新边。自去岁九月用兵出秦州，未尝自河池运一粒米出关，以给军食。而诸州县城寨日下所管，现在尚三十余万顷，而就籴之数不与焉。所以（璘）七月间身往德顺，方择地利捍防，适与虏值，不免须用兵力摧虏之锋，以争北山、东山堡之胜势。今壕堑深固，虏多死伤，德顺可以必守，但每恨兵力不足，不能大破虏军，成大功尔！璘与臣说如此。臣博采舆论，酌以愚见，在今日之势，诚不可轻弃德顺，退守蜀口。且璘自八月末与虏相持，已近七十日。三大战之后，虏不能有吾丈尺之地。自璘回河池，今又半月，虏之智力又不能有所逞。则是璘规摹措置，可以固守，已有明效，必能上宽西顾之忧。今士夫之论，以谓一弃德顺，则虏复收三路兵粮，而窥蜀口之路愈多矣。自德顺至仙人关下，皆平慢土坡，见尽耕种；而路皆方轨，虏兵可以长驱。当甲寅之春，虏至仙人关才住十二日，而成都之民已奔逃山谷，不能一日安居。往事尚可鉴也。数年以来，吾所以有阶、成、西和州，恃南北之要约尔。今两界堠在秦州之皂郊平川中，无一水一阜之可凭，有目者皆可见也。臣比者亲行此数郡，见士夫之论，诚为不诬。若朝廷必欲弃新复之地，臣尝具申，乞别选官付以此事，臣决不敢卖国为苟容之计。（《历代名臣奏议》卷336）

德顺之存亡对全国抗金大业的牵动，还见之于江淮宣抚判官陈俊卿、宣抚使张浚等人的陈策。陈俊卿认为：

吴璘孤军深入，敌悉众拒战，久不决，危道也。两淮事势已急，盍分舟师以捣山东，彼必还师自救，而璘得乘胜定关中。我及其未至，溃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宋史·陈俊卿传》）

张浚也主张“用师淮堧，进舟山东，以为吴璘声援。”他还在一份奏章中说：

臣得吴璘九月十日德顺军发来书，谨缴连进呈。璘书中略无怵迫之意，必是见得虏兵的确次第，优惟圣兹少宽忧顾。（《永乐大典》卷10876）

可见当时东南势缓，金军调重兵往援德顺，身在前线的吴璘虽然压力加重，但并没有畏惧，而一些朝臣和孝宗皇帝已深为陇右战局忧虑。允文等人的奏章虽未减退孝宗对陇右局势的担忧，但对吴璘的勋劳绩效仍嘉叹不已。曾多次派人颁赐亲札、玉器，并前去问疾。主上的信赖和优宠，让吴璘诚惶诚恐。

10月未，孝宗准备召虞允文入奏陕西战事，命王之望为川陕宣谕使。朝中执政怕允文入奏，让其以显谟阁直学士知夔州。允文和吴璘相互敬重，志同道合，在收复陇右的大业中成为莫逆之交，一个在疆场指挥杀敌，一个在后方挡风遮雨。允文被调离，吴璘难免感到形单影只。之望与吴璘共事多年，虽然无隙，但长期担任总领，考虑惜财的成份多一些。虞允文、王之望、吴璘三人之间的关系，南宋史官章颖在《南渡十将·虞允文》中这样说：

允文与璘，言论多合，二阃施置，不相背驰。惟总领王之望以馈饷事不合。璘尝言，三路因粮于敌，不仰蜀中漕运。允文即取其拘收粮米之数凡三十五万石，有奇备，檄总所对拨籴本。之望得檄以告知政，又移书允文，乞止之。不听，于是有隙。

进入12月，朝廷战、和两派势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以史浩为首的主和派占据了优势。德顺班师之诏就是这时下达的。隆兴元年正月，以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平章事兼枢密使。据《虞允文传》载：“史浩既素主弃地，及拜相，急行之，且亲为诏，有曰：‘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但班师之诏的原文是：

朕比览卿奏，念卿忠劳，此心未尝一日不西向。而卿子挺，又能坚守德顺，备殚忠力，世济其美。传之方册，可企古人。今若并力德顺，敌或遁去。前进所得，不过熙、原。恐将卒疲毙于偏方，无益恢复。以朕料之，若回师秦陇，留意凤翔、长安，乃为大计。卿更审处也。卿所带忠义兵，却须守挈老小，于秦州以里，措置屋宇屯之，必得其用。比王彦之去，闻极迟迟。此深可罪，亦有曲折。（吴）拱知其详，卿且包涵用之。方时艰难，人材不易得，卿当使过，以责其后效。《传》不云乎：‘师克在和’，此之谓也。边地多寒，卿宜益加保护，副朕注想。（史浩《鄮峰真隐漫录·赐四川宣抚使吴璘回师秦陇诏》）

此诏形成过程，楼钥撰写的《史浩神道碑》如此记述：

吴璘以兵取德顺，捷至，方议行赏。公奏：“诸葛亮出师，必攻陈仓及郿，即今之凤翔。得之，则可窥长安。高祖出汉中，正此道也。姜维舍此，而多出陇西狄道、临洮，得之无益。今乃蹈维覆辙，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谕其归。”登命公即选德殿庐作诏，令撤戍班师，专保蜀口，以俟大举。斯须而就，词旨明畅。孝宗阅之曰：“他人必不能道朕意，奇才也！”既而吴拱、王彦奏，敌已扼璘归路，方募人往报。璘亦势迫，间道以归。

1163年正月，吴璘先后接到两封诏书：一封是加拜吴璘为少师，恩礼视同枢密使；另一封是班师之诏。接到班师之诏后，吴璘的态度十分明朗：

     即驰檄诸军，谕以朝廷欲重根本之意，俾择利而退。继上表待罪曰：“蜀门虽固，三路难保，归师死战，不无损伤。”闻者惜之。（《吴武顺王碑》）

王之望当时代（虞）允文为宣谕使，赞成璘命诸将放弃德顺。其他将士的态度及吴璘的答复，《吴武顺王碑》这样记载：

初得是旨，幕府请复奏曰：“苟利社稷，专之可也。此举所系甚重，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岂不知此，且三路士马所出，粮食所聚。吾旧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与敌角。今新附之众，几十余万，仰给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西民乐输，此诚恢复之基也。议者忧敌捣蜀口之虚，璘百战从军，岂不知敌情，且敌持重，必顾虑而后进。方和尚原时，我内外至危急，敌以璘兄弟扼其后，终不敢轻向蜀。况今逆亮死，敌内讧未久，合喜尽西兵屯德顺城下，犹不能抗我，岂暇他谋。但主上即位之初，璘握重兵在远，朝廷俾以诏书从事，璘敢违诏耶！”幕府语塞。

从吴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朝臣们所担心的粮草不成问题①，蜀口的后顾之忧也没有问题，战胜金军更没有问题。唯一使他不得不班师的理由是主上新立，他握重兵在外，如抗旨不遵，必将重蹈岳飞复撤，于国于西部将士，都会带来巨大损失。

班师过程和之后的局势，宋、金双方记载略有侧重和出入。《金史·完颜璋传》、《徒单合喜传》的记载侧重于过程；宋史记述过程的文字很少，记载损失的文字多而歧。    

关于过程，周必大《龙飞录》载：

隆兴元年，岁在癸未，正月癸巳，晴。虏人陷水洛城。城在德顺军、秦州之间。虏先以兵与吴挺相持于德顺，一旦焚寨引去，挺不疑其伪遁也，不为备。虏自间道径趋水洛，断我师归路。而城中兵甚少，故陷之。二月甲子，蜀中正月探报：虏人据水洛城，吴挺弃德顺间道归。二月戊寅，吴拱正月二十八日军前申状云：“向起胜军，皆自德顺拔归。胜军颇多亡失，我师焚秦州，退保皂郊。”

《金史·完颜璋传》载：

璘分半军守秦州，合喜驻军水洛城东。自六盘山至石山头（陇山西段），分兵守之，断其饷道，璘乃引归。宋经略使荆皋（向起）以步骑三万自德顺西去。璋以八千、习尼列以五千追击之。习尼列兵乃出其前，还自赤嘴，遇其前锋，败之于高赤崖下。复与其中军战，自日昃至暮，乃罢。荆皋乘夜来袭营，为退军八十里。明日，习尼列追之。璋兵至上八节，宋兵据险为阵，璋舍马步战，地险不得接，相距至曙。宋兵动，璋乘之。追至甘谷城，习尼列兵亦至，宋兵宵遁，璋遂班师。习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还。

金史向来讳败扬胜，这里不除水分，亦见德顺班师有序进行：吴挺率部首批回到秦州，毫发无损；向起率大军第二批撤退，曾与金军两支追兵在陇干与甘谷一带相遇，互有伤亡，并非一败涂地。另据记载，知德顺军张舜忠最后一批撤退，遭遇金将胡苏鲁改部邀击，十余名军官被俘，部队伤亡过半。这和吴璘给朝廷奏章中所言“归师死战，不无损伤”的说法是一致的。

但宋史中关于部队损失的记载却与上列记载差异较大:

四川精锐，皆属吴璘;吴璘精锐,尽在德顺。德顺正军三万人，今据吴拱所申，实收到人未及七千。统制、将佐所存无几，但云未知下落。自西南用兵，无此狼狈。见今除皂郊一带王彦、吴拱、杨从仪、梅彦等所屯共有一万四千人外，其杀金坪至和尚原一万六七千人，半是诸州威疆并兴、洋义士，皆非劲卒。又德顺将士，暴露日久，疲蔽隔绝。事失机会，以致陷没。连营痛哭，声震原野。人怀怨心，公肆怒骂。其事难以尽述。……四川事势，可谓寒心。吴璘丧师之后，方寸忧乱。往者无及，岂容更有疏虞？（王之望《汉滨集》卷6《乞遣重臣入蜀镇抚奏扎》）

接到班师之诏后，僚书交谏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此举所系甚重，奈何退师？”璘知朝论主和，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3万，得还者仅7000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要录》卷200）

于是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新复十三州三郡，皆复为金取。（《续通鉴》）

对照金史，可知上述几则记载以偏概全，把第三批班师部队的损失说成整个班师部队的损失。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未经战阵的王之望显然吓破了胆，所以在这份原始奏报中作了夸大败绩的陈述，从而导致不少史书之误。

双方记载中都提及金军占据水洛，断我师归路一事，好像因金军占据水洛，断了宋军粮饷之道，迫使宋军撤退。事实上金军是1162年9月攻德顺不克，便退守水洛。本为自便归计，后由于宋军班师，才发挥断我归路之作用。由德顺经水洛至秦州，是一条捷径，但并非唯一通道，所以金军占据水洛虽对宋军班师不利，并未形成切断蜀口之兵与德顺兵内外相合之态势。

虞允文知夔州后，孝宗再次召见，可直到1163年元月才到临安。这时吴拱、王彦关于金军打探消息、扼璘归路、璘间道以归的奏报方至朝廷。虞允文入对时向孝宗陈述了八条可战理由。孝宗问及德顺班师弃地之事，允文以笏划地，陈其利害。孝宗听后追悔莫及，连叹“史浩误朕！”但这时璘已放弃德顺，回到河池。

当时王十朋等臣上书奉劝：“璘退师保蜀，陛下亦宜以进取事诏之，且明谕以前日退保，由建议者之失。不惜为悔过语，以慰将士及三路人心。”（《梅溪集·奏议·论进取利害札子》）孝宗接受此奏，重新下诏让璘进退可按情况自己作主。随后又下诏让璘出兵，与张浚淮上之师犄角相依。并赐亲札解释：“前日德顺回师，道远，不知卿筹画，朝廷过虑，致失机会。”由此可知退师非上意也。

关于德顺班师的议论颇多，王十朋《论史浩札子》中说：

大将吴璘等奋身血战，复秦陇故土。屯兵固守，俟时投机，纵未能长驱以定中原，亦可以牵制虏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惧吴璘进取，阴使其党鼓扇浮议，妄谓虏与西夏协力攻璘，遥从中制，令不退者斩，遂取十三州之地而尽弃之。将士丧气，中原离心。

虞允文幕客李流谦在《上张魂公论时事札子》中责怪朝廷“徒以人言，万里遥度，亟诏班师。大军未旋，而兵锋复满于四郊。向所得诸郡，随而沦陷；两京五路，恢复愈远，至今人以为失策。”（《澹斋集》卷9）这是比较公正的一种说法。

陆游还有与此论截然相反的一种版本。他在1194年（绍熙五年）4月写的《太师魂国公换歌词》中写道：

陇干劳久戍，大将未班师。

抗议回无意，忘身为圣时。

人心险莫测，时事远难知。

汗简方传信，孤生欲语谁。

词后自注：

吴璘戍德顺军，师老欲还，不敢自请。公为相，察其情，即力请班师，西鄙赖以无事。后议者乃指公为弃地，公不辨也！（《剑南诗稿》卷30）

这种说法与《宋史·吴璘传》中谓璘晚年“多丧败”的观点一致，但与事实迥异。从前引奉（班师）诏后的“僚属交谏”到班师中的“公肆怒骂”，可知吴璘所部当时并非师老欲还。史载陆、史两家早有戚谊，且史浩于陆游有知遇、荐举之恩，陆游为之回护情有可原。但不少论者对吴璘德顺班师这样一件与绍兴十年七月岳飞自颖昌班师时的情境完全相同的事件，却持不同的观点：岳飞班师论功及飞，论责及朝；吴璘班师，功、过均系于一身，未免有失公正、有悖常理。

笔者以为，德顺之战与德顺班师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把班师途中宋军受到的损伤说成是德顺战败所致。德顺之战，宋军面对三倍于己的金军，虽遇小挫，并没有失利，而且从攻克德顺到金军向水洛撤退，前后相持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宋、金战争中的一场以宋军完胜而告终的持久战。此战指挥艺术之高超，将士应敌之英勇，战斗场面之激烈，均留下精彩篇章，虽未列入十三处战功，但其战绩是无法抹煞的。而德顺班师则是一项关系到战与守、进与退的朝廷决策，也是朝廷考察吴璘统帅的西部将士逆与顺的一次尝试。无论这一决策正确与否，其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是无需置疑的。班师是弃地的同义语。由班师而导致的失利，不能算在德顺之战的账上。因此德顺之战的胜否取决于璘，德顺班师的责任全在于朝廷。应当言战及璘，言退及朝。正如王智勇先生所言，是朝廷再次自食“将从中御”这一祖宗家法的苦果。

不管怎么说，德顺班师对南宋朝廷造成的损失和对吴璘、虞允文等力图恢复的将士带来打击都是无法估量的。吴璘带病临敌，将士浴血奋战换得的三路土疆得而复失，陇右父老大失所望，不少官军和义军将士竟为弃地而丧身，战场形势一夜之间发生逆转，恢复大业遥遥无期，吴璘能不痛心疾首？

章  注

①据宋人员兴宗《西陲笔略·官军因粮于虏》所记，1161年，宋军仅在腊家城、小石寨、姬家寨、水洛城四处得粮35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