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临安朝觐  蜀口分兵

1142年3月，胡世将突生恶疮，迅速感染，不治而亡。由于病情突然，来不及向朝廷禀报，临终时把川陕宣抚司的军马、钱粮、铠仗、文书等军政事务当面托付郑刚中。对胡世将的为人、才干和政绩，朝廷比较赞赏，原计划让他接任枢密使之职，无奈天不假年，国失良卿，川陕军民失去一位众望所归的好领导。噩耗传到临安后，朝廷赠封为资政殿大学士，并按执政大臣的规格举行了葬礼。

《全宋词》载有一首录自《陕西通志》的《酹江月》：

神州陆沉，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塞马晨嘶，胡笳夕引，赢得头如雪。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

试看百二山河，奈君门万里，六师不发。阃外何人回首处，铁骑千群都灭。拜将台欹，怀贤阁杳，空指冲冠发。栏杆拍遍，独对中天明月。

这首词为胡世将所填，按内容应写在绍兴和议期间。词中抒发了一个力主抗金并在戍边任上饶有建树的边帅，面对割地求和现实时的愤懑和无奈。

5月，郑刚中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副使。6月初，吴璘奉旨入朝觐见。到达临安后，高宗单独召见了吴璘。高宗和蔼可亲，吴璘英武练达，见面后都有相识已久、相见恨晚的感觉。话题从剡湾之战开始，高宗问起获捷的原因，吴璘没有细述，只从战术角度回答：“先令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连连称善，并说：“此正孙膑三驷之说，一败而二胜者也！”最后话题转移到分割和尚原、方山原上。应该说此事吴璘最有发言权，但他自觉人微言轻，没有象岳飞那样慷慨陈辞，力言利弊，只绘制了一份地理形势图上呈。当时正值何铸使金归来，兀术再次索要和尚原。吴璘新上和尚原形势图，再次延缓了高宗的决定。高宗下诏令川陕宣抚副使郑刚中，等见到国书，再作计议，不得擅自分划。随后，高宗向秦桧通报了与璘谈话的内容，并交代了奖励吴璘战功的意见：“赏须适中。政之赏罚，如医之用药，不及则不能治病，太过又伤气也。”

7月中旬，高宗又催秦桧：吴璘功赏之事早点宣布，然后让他返回防区。秦桧与张俊等商议出一个意见：请吴璘到朝堂当面商定，才比较妥当。高宗同意秦桧面定的意见，同时又强调：“今日边面，正赖将士协力守之。赏须当，乃慰其意，且免奸人动摇军情也。”（《中兴小计》卷30）。实际上由于关系到西边划界，朝廷对吴璘的任命早有打算，但秦桧还是约吴璘走了一会“面定”的程序。吴璘并无邀赏之意，十分平静地接受了朝廷经过反复斟酌后作出的虚升实降的决定：“镇西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秦凤路经略使、知秦州兼行营右护军都统制、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吴璘（拜）检校少师，改充阶、秦、岷、凤四州经略使。仍以汉中田五十顷赐之。”（《要录》卷145）吴璘当时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张、岳、韩三位大帅，所统兵力及其在边防上的影响却举足轻重。这次召见，与川陕宣抚使更替不无关系。

吴璘这次朝觐之时，正是岳飞父子遇害不久，秦桧及其党羽一手遮天的时期。他无根无底，谨小慎微，在朝廷住了3个月，没有惹出任何猜忌和麻烦。朝廷当政的政治主张他虽无太多理解，但对当时的政治风向却有明显感觉。朝廷刚刚完成了对韩世忠、岳飞、张俊三大帅兵权的罢免，正在酝酿割地议和。对这两件事，尽管他心怀不平，但不想去做徒劳之抗争，自取其祸。为了减少朝廷的猜忌，他主动建议高宗将其长子吴援改授文职，并在川陕选送卫兵供朝廷使用。离开临安时，他闻听高宗生母韦后已被金朝放还，便约其他被召见的军官一同上殿，向高宗致贺、辞行。

吴璘离开临安之后，朝廷又相继召杨政、郭浩入朝奏事。并授杨政检校少保，改任利州路经略安抚使；郭浩检校少保，改任金、房、开、达州经略安抚使。类似召见，绝非单纯面试、加恩或给中下级军官一次自结主知的机会，而是朝廷削夺诸大将兵权计划中的一个步骤。

8月，兀术再次下书求割商州及二原，郑刚中知高宗之难，便主动上书，说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便系刘豫管守，不系吴玠所辖地分，应当割还金朝。高宗这才同意了刚中意见。朝廷回书兀术，最后敲定了陕西界分。8月下旬，郑刚中派遣一月之前由知凤翔改任选锋军统制兼知凤州的杨从仪、鄜延经略使兼知成州王彦、宣抚司干办公事范之宁一并参与陕西划界。金朝派知彰化军节度使事贺景仁前来分划疆界。具体划分是：

割商、秦之半，存上津（今湖北陨县西北）、丰阳（今陕西山阳县）、天水三邑及陇西、成纪余地。弃和尚、方山原，以大散关为界。于关内得兴赵原，为控扼之所。（《续通鉴》绍兴十二年记事）

西边界分最终还是按金方要求划定。至此，高宗、秦桧苦心经营的绍兴和议大功告成。川陕将帅此前的各种奏陈，只是拖延了割地时间而已。商州是金军入川之门户，左武大夫荣州防御使邵隆治理商州几十年，饶有建树，颇得民心。金人渝盟后他坚守城池，始终与商州共存亡。在与敌交战中，虽因寡不敌众而暂时放弃过州城，但很快就组织收复。现在要割商州于金人，他内心不服，暗中遣兵为盗以劫之，让金人不得安宁。秦桧听到消息后十分震怒，很快下令将他移知辰州（湖南沅陵县）。

读和议前后这段历史，高宗、秦桧的所作所为实在无法恭维。当时宋金之间的形势，大不同于立国初期。1139年11月，金国名将韩常对宋、金两国军队当时的实力有过一段议论，《续通鉴》这样记载：

知浚州韩常，尚与防御判官宫茵夜饮。论及江淮、川陕用兵等事，茵盛言金兵之强、南兵之弱。常曰：“君知其昔，未知其今。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所幸者，南方未知耳。”

《要录》绍兴九年记事有左迪功郎张行成的一段议论：

天下形势，不过乎三。曰强曰弱，曰强弱之中……然昔之败，本由人不知兵，故望风奔溃，遂成孺子之名。顷年以来，人材日经事，兵将日练习，天下之心稍怒，忠义之气渐振，咸思效死于敌，故金人三败于蜀，再败于吴，一败于楚……

其实这一点高宗本人也很清楚。1141年2月濠州之战前，高宗曾对大臣说：

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得乘间猖獗。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浚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敌窥江，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续通鉴》绍兴十一年二月记事）

其后的形势正如高宗所料，可惜他见事清楚，做事糊涂。竟以屈杀岳飞、放弃北伐、割地纳贡的巨大代价，换得了屈膝称臣的和局。金朝在内乱方平，北征兵败；劳师远征，粮草不继；强弱易势，败多胜少的情况下倒成了最大的赢家。兀术玩弄得了便宜又卖乖的伎俩，做成了杀害岳飞、争得蜀口等间关百战而不得的无米之炊，打的攻心战，捉了冤大头。

对高宗、秦桧之流，尽管许多史学家找出种种理由为之辩护，但毕竟他们君臣以对敌慈悲对友刁的丑恶形象，合演了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一幕。历代都是弱势乞和，他们却在兵强将盛时乞和；历代都是战败割地，他们却是战胜割地；历代都是兔死狗烹，他们却在强虏肆虐时自毁长城。《宋史·高宗纪》说他“偷安忍耻，匿怨忘亲”，毫不为过。

郑刚中在秦桧当政初期，由划界使到川陕宣抚副使，不断升迁，对朝廷制将之策心领神会。接任川陕宣抚副使后，一改胡世将与边将和谐相处，互相尊重的风格。吴璘、杨政、郭浩三都统入见，必须行庭揖之礼。吴璘升检校少师之后，荣衔高于郑刚中，与其首次见面，觉得再行庭揖之礼有些欠妥，要求以钧敌之礼相见。不料刚中勃然大怒，正告吴璘：“少师虽尊，犹都统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也！”(《要录》卷149绍兴十三年五月 )吴璘无奈，只好屈从。川陕宣抚司旧在绵、阆间，胡世将就任后搬至河池。郑刚中继任后为节省费用，移司利州。接着又想调杨政一军移防。杨政不从，刚中斥责杨政：“宣抚欲移军而都统制不肯，刚中虽书生，不畏死也！”（《续通鉴》卷125）声色俱厉。杨政跟随吴玠、胡世将多年，有不同意见但讲无妨，这回见刚中容不得不同意见，只好听命。

议和之后，陕西大半地区划归金有。随后南宋朝廷对川陕地区的建制、驻防进行了调整，将川陕宣抚司改为四川宣抚司。宣抚司所部与右护军两支部队分布在三边（陕、甘、宁）与沿流（黄河流域）17郡，即兴、成、阶、凤、文、龙、绵、剑（四川剑阁县）、潼、金、洋、利、阆、西和14州及大安军、兴元府、房州之竹山县。当时川口屯兵号称十万人，实有八万人，分隶三大将，皆建帅府。其中右护军五万人，由检校少师、镇西军节度使、右护军都统制、阶成西和凤州经略使吴璘统领，帅府建在兴州。宣抚司部队三万人，分别由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利州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兴元府、宣抚司都统制杨政，检校少保、奉国军节度使、金房开（四川开县）达州经略安抚使兼知金州、枢密院都统制郭浩统领。杨政所部二万人，帅府建在兴元；郭浩所部一万人，帅府建在金州。吴璘部下统制官知成州王彦、知阶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凤州杨从仪全领沿边安抚使之职。在册军马一万三千匹，其中兴州不足七千，兴元、金州各三千多一点。

部队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兴州二万余，兴元府、利州、鱼关各一万，金州六千，洋州、阆州各五千余，西利州、剑州各三千多，绵州、阶州均不足三千，成州、大安军各二千多，潼川千余名，文州、龙州、竹山各驻数百人。除屯驻部队外，三都统司每年春、秋二季的仲月，在关外沿边交界地轮流派兵戍守：“成州4630人，照应秦州道路；岷州界925人，控扼熙、巩、秦州道路；凤州界3850人，控扼凤翔府一带道路；兴元府界1262人，洋州界1124人，并照应岐雍一带道路；金州界1600人，控扼商州、永兴军一带道路。合兴州界戍卒共14000人。又置烽隧四路，凡162烽，早晚举火，传报平安。此其大略也。”（《要录》卷146）这是一则常规防守措施的记载。

1144年9月，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报请朝廷同意，对西边的区划与三大将的职务再作调整。将利州路分为利州东路、利州西路。东路辖兴元府、大安军与利、阆、洋、巴、剑五州，治所设在兴元府。西路辖兴、文、龙、阶、成、凤、西和七州，治所设在兴州。杨政任利州东路安抚使，吴璘任利州西路安抚使，郭浩任金、房、开、达州安抚使。王彦、姚仲、程俊、杨存义原任的沿边安抚使予以撤销。郑刚中这一举措是出于强化军政管理、理顺防御体系、形成内部制衡机制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对朝廷而言，不失为一项以文制武的有利措施。

蜀口三帅虽然平起平坐，但吴璘与杨政、郭浩相比，官位（荣衔）高出一级，统兵多出数倍，部将的地位也高出一级。三帅之间的关系处得不错，杨政“故为璘兄玠裨将，及分道建帅，而执门下之礼益恭，世颇贤之。”（《宋史·杨政传》）郭浩虽然声威没有吴璘、杨政显赫，但世代为将，资历较深。他之所以忝列三帅，很大成份是出于制衡吴氏之需要。从吴玠死后吴璘发挥的作用和职务变动情况看，朝廷对吴璘的基本态度是信任与防范并存；制约与倚重同在。不管如何分兵，如何划域，吴璘始终守要塞，挑大梁。右护军这支川陕地区最有实力的国防力量始终由吴璘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