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胜否未决 自毁长城

纵观绍兴十年宋、金西部战场上的交锋，宋军开始的处境并不利：主帅新换，关隘撤戍，移防将士立足未稳，接收人员多失训练，甲器不足，皆无相敌之意，遇敌或开门迎降，或临阵脱逃。金军乘虚而入，纵兵数百里，直下凤翔，旗开得胜，大有生吞陕右，震撼蜀口之势。后来宋军在胡世将、吴璘的正确指挥下，将士用命，上下一心，转危为安，反守为攻，深入敌后，四处开花，扰乱了金军的战略部署，导致金军虽然占有潼关、永兴、凤翔三个据点，且有泾州之胜、齐将之降，但蜀口难逾，陕右难复，一度陷于僵局。宋军能很快摆脱被动局面，关键在于吴玠多年经营川陕，留下了坚实的防御基础和军事实力。而胡世将体国恤民，从善任贤，与吴璘、杨政、郭浩合演了一幕新的将相和，使这一基础和实力得到充分利用。吴璘作为战场指挥员，出色的继承了先兄之遗风，心怀全局，志存高远，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和杨政、郭浩、姚仲、田晟、王彦、王俊等右护军将领团结抗敌，一度成为川陕军民的主心骨和西部国防线上的中流砥柱。

金军这次南侵，其战场东自海州（今江苏东海县），西至熙州，横跨数千里。在中东部战场,金军的战略部署是以汴京为策源地，先期占据宿州（今安徽宿县北）、亳州（安徽今县）、陈州（即淮宁府，今河南淮阳县）、许州（即颖昌府，今河南许昌县）、郑州（今县）五个据点，然后相机进趋淮南。宋军分淮东、淮西、京湖三大战区，分别以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为辅）、岳飞三招讨为帅。淮东战区以楚州为根据地，进趋海州、淮阳军（江苏邳县东）以胁山东；淮西战区以泗州（江苏盱眙县西北）、濠州（安徽凤阳临淮关西）及寿春府（安徽凤台县）为作战根据地，进趋宿州、亳州，以胁汴京（开封市）；京湖战区以武昌为策源地，以德安（湖北安陆县）、襄阳二府为作战根据地，进趋颍昌（河南许昌市）、淮宁（河南汝南县），主力北向以胁汴京；分兵西向以取河南，援陕西。

1140年5月，金都元帅兀术率各路大军向河南东、西、南三京发动攻势。不到半月，尽陷三京及附近州县。顺昌府位于东京南下途中的颍水一线，知府陈规闻敌骑已入东京，邀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所部与新任鄜延路副总管刘光远共守顺昌。刘锜率“八字军”旧部18000人进城。经过六天准备，各项部署均已到位，5月25日擒获金兵游骑。26日出兵夜袭距战区30里扎营的韩常军。29日至6月2日，败金龙虎大王突合苏及三路都统乌鲁所部三万余骑于城下。6月9日，兀术亲率10万大军合围顺昌，兵临城下，将铁浮屠、拐子马都派来攻城，放言：“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刘锜激励将士，以少敌众，以逸待劳，大败金军于顺昌城下。此战金军致伤一万余，死五千多、缴获军马三千多匹，是宋军继和尚原、饶风岭、仙人关之后的又一次大捷。

在顺昌大捷的影响下，三个战区同时出兵北伐，继有捷闻。韩世忠部自楚州北上，闰6月25日攻克海州，8月初进攻淮阳军。张俊部闰6月2日、26日先后攻下了并无劲敌把守的宿、亳二州。岳飞所部6月初自德安北进，闰6月25日克陈州，26日克郑州，7月8日至10日败兀术于郾城（河南今县），13日攻克颍昌，乘胜进逼开封。岳飞部的另一支由李兴、郝晟等将率领的部队，在河南西京一带联结义军，连克州县，大败李成军。宋军取得的这些胜捷，虽无顺昌之捷显著，但主动进攻，平原交锋，联合作战，以实力和胜势把兀术大军逼至开封。

当时的形势诚如岳飞所奏：“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衂，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缁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岳飞新传》279页）但是，高宗从骨子里就患有对女真贵族的恐惧症，在与金军对垒中，始终以和局为最高招。他既怕战争失败，沦为金朝阶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得，又怕武将们因战功而拥兵自重，威胁皇权，所以稍胜即安。就在岳飞准备大展宏图之际，朝廷连发12道金牌令其班师。岳飞无奈，只好于7月27日班师。兀术对这场战争基本上认输了，原准备放弃开封，渡河北去。听到岳飞撤军的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整军过河，重占河南，向淮西逼进。

在中、东部宋军三个战区中，淮西战区处于金军南下的中路主线上。发生在中路的顺昌之战虽然给金军以沉重打击，但那是刘锜所率八字军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捷。作为中路主帅的张俊重兵在握，但在顺昌之战中，派出的援军赶到顺昌时战争已经结束，最后虽然乘虚攻取了宿、亳二州，并因此骗得朝廷的嘉奖和士民的称赞，但他们没有从全局计议，擅自撤军，使正在北进的岳家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如果说岳飞奉命班师，给金军再次反扑提供了契机的话，张俊不战自退则帮助兀术把反扑的主攻路线定格在淮西。兀术大军1140年12月开始南下。1141年正月中旬越过淝水，攻占了寿春。当时张俊大军退至杭州，淮西、庐州只留少量部队。朝廷听到兀术南下的消息后，先令张俊渡江迎敌，让刘锜由太平州渡江去守庐州。刘锜赶到庐州后，一看此城无凭可守，便退守巢县东南的东关。2月3日兀术率亲卫军进入庐州。龙虎大王突合苏、三路都统乌鲁和韩常等部，分占柘皋和含山县。这时，宋廷又命令岳飞去江州迎敌，与张俊部形成腹背夹击之势。岳飞权衡再三，以为去江州不如去蕲（湖北蕲春县北）、黄（湖北黄冈县）、舒（安徽潜山县）州界，直捣敌虚，攻其必救。后来岳家军移师蕲、黄、舒州，朝廷赐御札奖许。金军南进的势头也开始减弱。

18日，宋军刘锜、张俊、王德、杨沂中四支部队在巢县（安徽今县）以北的柘皋镇大败金军。金军之所以在劳师远征、三面受敌、败多胜少的情况下二次南侵，是由于掌握了宋廷君臣退师谋和的底线，想进据江淮，增加和议之筹码而已。柘皋之战败在宋军组合之下，不敢久留，只好北撤。撤至濠州时，将大部队埋伏在四郊，利用俘虏制造假象。张俊误认为金军大部已撤离濠州，让刘锜先回太平州，以便他与杨沂中尾随金军，耀兵淮上，大功独揽。刘锜离开后，俊等方知金军围攻濠州，又令刘锜回援。张俊、杨沂中，刘锜三部未抵濠州，州城已被金军攻破。杨沂中想乘濠州金军立足不稳进行反击，又遭金军伏兵袭击，大败而逃。朝廷闻讯后，急命诸军退保大江。3月中旬，杨沂中返回杭州；张俊返建康；刘锜返太平军；韩世忠派援淮西的舟师也返回楚州。

濠州之战，为绍兴十年中东部战场上宋、金战争划上了句号。尽管宋军撤退后，兀术仍领兵连破楚、泗二州，但那只是一种胁迫而已，对宋军没有实质性影响。当濠州被围告急时，朝廷曾命令岳飞自池州、韩世忠自楚州往救，为金人所败。岳飞至舒州迟迟不进，朝廷便以救濠之军皆溃，金军进逼长江，形势危急，而韩世忠、张俊、岳飞各统领大军独当一面，有难制之势为由，决计削夺诸将兵权，谋求和议，偏安江南，称藩于金。其实这只是表象，其深层次原因，《鹤林玉露》卷15有一段议论，讲得更清楚：

兀术用事，侵扰江淮，韩世忠邀之于黄天荡，几为我擒，一夕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为吴玠败之于和尚原，至自髡其须发而遁。知南兵日强，惧不能当，乃阴与桧约，纵之南归，使主和议。桧见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说。时上颇厌兵，入其言。会诸将恣肆，各以其姓为军号，曰“张家军”、“韩家军”。桧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上为之动，遂决议和戎，而桧专执国命矣！

就和兀术清楚南宋当政者主和的底线一样，高宗和秦桧也从各种情报和迹象中判定金朝当政者期和的主张。所不同的是：金军以进兵逼和，南宋当政者则以撤销宣抚司、削夺大将兵权等倒行逆驶的行为来扫清和议道路上的障碍。削夺大将兵权的行动可以追溯至绍兴六年张浚为相时收刘光世兵权（见前述）。尽管由于张浚措置失当，导致了郦琼之叛，但刘光世的兵权还是被削夺了。张浚罢相赵鼎继任后，曾与枢密副使王庶、监察御使张戒合谋，打算用擢拔各大将部下将佐的办法，将其军权化整为零。最后由于此计在张俊那里受阻而未成功，操作此事的三名执宰相继罢官。秦桧执政后早有此意，只是未找到时机和办法而已。

1141年4月，秦桧的心腹近臣范同提出一条措施：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久握重兵，难以制驭，不如借为柘皋之捷论功行赏，调三大将入朝，改任枢密使，明升暗夺。这条意见正合秦桧、高宗之意，立即得到采纳。于是立即发出了召三大将入朝奏事的诏令。

在实施过程，秦桧惴惴不安，生怕被拒。为了保证此计顺利实施，高宗以张俊有拥立功，且与秦桧同主和议，早在正月张俊入朝时就以肺腑之言诫之。高宗问俊：

曾读《郭子仪传》否？俊答以未晓。高宗即谕之曰：“子仪方时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怏望。故身飨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要录》139)

秦桧私下又许诺：三将之兵收回后，独以归俊。因此张俊既是这次罢兵夺权的对象，又是合谋者，早早顺从了朝廷，带头自请解兵。高宗从其请，并下诏奖谕：

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闲隙；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著明。（《要录》139） 

高宗此诏显然将张俊比做郭子仪，而以韩、岳比李光弼。事实上韩世忠、岳飞并没有高宗、秦桧估计的那样难对付，接到圣旨后很快入朝，俯首听命。

4月下旬，三大帅到齐之后，秦桧代表朝廷在西湖设宴款待，并宣布了朝廷这次释兵权的几项决定：

（一）撤销淮东、淮西、京湖三个宣抚司。

（二）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

（三）三宣抚司统制官以下将官所率之兵皆改御前诸军，就地屯驻，直接听从三省、枢密院取旨调发。

（四）提高各军总领职权，规定总领官除管钱粮外，还要节制诸军，报发文件，予闻军政。

高宗当面安慰三大帅曰：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职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各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宗弼，何必扫除乎！（《续通鉴》124）

战时复出并担任三京等路招抚处置使的刘光世，见三大将兵权已罢，即引疾请罢兵。高宗大喜，赐以古玩、宝物数件，收回兵权，改任万寿观使。刘锜因属新进大将，且对朝廷恭顺如故，罢兵后改任荆南知府。

韩世忠在朝，一再上章劝朝廷乘中原豪杰归心之机以图恢复，并力责秦桧主和误国，故结怨于桧，成了第一个加害对象。三枢密使就任后，朝廷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张俊与岳飞前往淮东对原韩世忠部进行点编。将韩家军由楚州迁往镇江，名为“措置战守”，实际是以肢解韩家军而引发不满，以便罗织罪状，构陷韩世忠。最后因胡纺出卖，耿著被捕，酷刑逼供，企图罗织罪名，加害世忠。岳飞素来敬重世忠，及视察韩家军后，以其三万之兵竟自守有余而更加佩服。当他知道秦桧企图后，当面指责秦桧构陷同列，并写信告知世忠。接到岳飞之信后，世忠立即求见高宗，自辩其冤，声泪俱下。高宗本无意加害这位救驾功臣，下令秦桧住手。最后将耿著杖脊后刺配作罢。世忠领教了朝堂险恶，深知奸臣当道，势不可为，乃力求致仕。11月罢枢密使，从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不发亲戚平交书。平时将佐部曲皆莫见其面。”（《会编》）经常跨骡携酒，游西湖以自乐，因此得善终。《笔记小说大观·识余》载：

韩忠武王以枢就第，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一日至香林园，苏仲虎尚书方宴客。王径造之，宾主欢甚，尽醉而归。明日，王饷以羊羔，且手书二词以遗之。《临江仙》云：“冬日青山潇洒，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荣华不是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丹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南乡子》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是梦，为官，宝玉妻儿宿业缠。 年事已衰残，鬓发苍苍骨髓干。不道山林多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王生长兵间，初不能书，晚岁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诗词，皆有见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岳飞虽然在朝廷收兵权时经受住了考验，但看不惯秦桧、张俊之流的倒行逆施，屡次相抗；并犯颜直谏，阻止和议。7月，金都元帅兀术致书秦桧：“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续通鉴》卷124）恰在这时，岳飞自楚州归。右谏议大夫万俟禼四劾岳飞之罪，并以副本示飞。其内容大致为：（一）日谋引去，以就安闲。（二）淮西之战，不得时发。（三）淮东视师，沮丧志气。岳飞请免枢副，高宗从之，罢飞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岳飞罢官后，告假回江州探视。王俊诬告岳飞部将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的消息后，与岳云等密谋裹挟大军去襄阳，逼朝廷还军权于飞。朝廷以此将张宪、岳云押至大理寺审讯，并召岳飞入狱同证其事。12月29日，朝廷批准将张宪、岳云处斩，岳飞赐死于大理寺。

御使中丞何铸曾参与构陷并审讯岳飞。在看到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时，良心发现，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回答：“此上意也！”何铸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员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会编》卷206)誓不闻政的韩世忠，听到岳飞冤狱后破例找秦桧质问。桧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愤然不平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宋史·韩世忠传》）

张俊作为秦桧主和、削夺兵权、谋害岳飞的帮手，又以拥立之功为高宗所眷顾，初无去位之意。岳飞死后，秦桧授意殿中侍御使江邈弹劾，逼其申请去位，于是被罢免了枢密使，改任镇洮宁武泰宁军节度使、充礼泉观使，奉朝请。至此，朝廷罢免诸大将兵权计划如期完成。

吴玠与张、韩、岳、刘属于同一层级的大将，由于早逝，才躲过了他们的遭遇。朝廷用以文制武的另一模式——“重用偏裨，以分其势”，提前顺利解决了川陕大将兵权过渡问题。吴璘当时尚未进入大将之列，面对朝廷自毁长城的所作所为，虽然寒心，却幸免于祸。

作为两宋王朝的祖宗家法，以文制武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南宋这样国难当头的局势之下，运用到高宗、秦桧这样武断、绝情的地步，实属罕有。王夫之在《宋论·高宗》中感叹：“呜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疆盛，横加侵削。”“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其实当时位高权重危及国家者，不在郊野，而在朝堂；不在武将，而在文臣，秦桧就是祸首。王夫之在言及秦桧时这样说：

及其自虏来归，受挞懒旨，力主和议，亦祇求和成而居功受赏已也。既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独立百僚之上，犹未能遽取，必于邪逆之成也。已而诸将窜矣；岳侯死矣；韩世忠谢事闲居；刘锜、二吴敛手听命；张俊总领诸军之愿不遂，而亦废处矣。所欲为者，无可不为；所不可致者，无不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