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屯田养军  忧国恤民

 

1984年略阳城（古兴州）全貌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的粮草，是部队给养、保障的代名词。纵观古今战争史，粮草丰欠，是决定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绍兴三年饶风之战中，金军企图避实就虚、因粮于敌，结果被吴玠的先入为主和宋军的坚壁清野所困，几次断粮，杀马而食，不战自退。部队给养保障，不光在战时显得重要，平日养兵，也是保证部队战斗力、向心力的大问题。绍兴四年宋军高级将领关师古叛国投敌，就是因为手下两万军队粮饷不继所致。

吴玠在蜀口10年，前5年基本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和尚原之战，敌占区的凤翔之民冒死送粮，不满万之军没有因粮而困，才保证了三战三捷。最后放弃和尚原，收笼防线，将据点扎在仙人关，除了出于战略防御方面的考虑之外，粮饷运送之难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和尚原远在敌占区，虽有险可凭，但解决粮饷的难度较大；仙人关旁的虞关就是嘉陵江的一个码头驿站，相对便捷。

就军队数量而言，1131年吴玠所部仅万人左右，军需量不大，尚未由国家全资支付，相对好解决一些。1133年增至三万，并全部转为官资，但人有赵开之运筹，地有梁、洋之接济，军需矛盾并未显露出来。1134年之后，兵力渐增，到1136年时已增至七万，且正式编入行营护军。国家规定的俸禄本身较高，四川军队又加地方补贴“折估钱”十余项，加之武器装备、后勤运输等其它费用，右护军每年军费开资2500万缗以上，占四川总收钱物3342万缗的74.8％. 于是，军需问题一下子成了困惑朝廷、吴玠、赵开的大问题。

赵开（1066-1141年），字应祥，四川遂宁（今县）人，进士出身。1125年（宣和七年）即任成都府路（1059年设，治成都市，辖四川中部一带）转运判官，建炎二年（1128年）提举川陕茶马，张浚宣抚川陕时总领四川财赋，后长期担任四川都转运使。善于理财，曾在川陕地区改革茶、马、烟、酒等税法，在不增加以土地和资产课征的农业二税的前提下，增加了四川财政收入，保证了军需供应。张浚组织富平之战时，他曾筹备了5年军粮。吴玠饶风关、仙人关两次大战中的军需，他都给予及时供应，功不可没。随着军队的增加，军费连年上升，四川财政入不敷出。诚如《紫微集·送郑武之序》所言：“自西鄙用武，仰给于四川者踰十年。民疲于供亿，而军犹乏于粮饷；吏肆于侵欲，而民或远于底告。三者之难，而都漕皆任其责。”财政本身的困难加上军粮运送的困难，使这位曾经获得“一跬步而能运百货，一咳唾而能济三军（《九华集•议虚额疏》卷6）”美誉的理财能手，一度陷于巧妇难筹众口之需的困境。

缺乏粮饷是南宋各军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吴玠、岳飞所部尤甚。岳飞1136年7月第二次北伐，攻下商州和虢州部分地区后，因供给不到而班师。吴玠的军队当时主要屯驻在蜀口，其军粮大部分由成都府路、潼川府路（1118年设，治今四川三台县，辖四川东南地区）通过水运、陆运两种方式运送。水运需经岷江、沱江、涪江、长江到重庆，再溯嘉陵江而上至兴州，虽路途遥远，但费用每石需4贯300文；陆运路途虽短，但以蜀道之难，一石军粮从成都到兴州，费用高达30贯。水运费时多，花钱少；陆运费时少，花钱多。等米下锅的宣抚司“欲其速至，则必以陆运为便”；量入为出的总制官“欲其省费，则必以水运为便（《要录》卷102）”。这就导致了吴玠与赵开之间失和。吴玠多次以馈饷不济诉于朝廷，称：“军前乏粮，水运留滞。缘军粮少缺，所系至重，缓急生事，愈害百姓。”（《要录》卷99）赵开也报病称老求其罢，于是川陕军需矛盾上升到朝廷。

朝廷认为“兵不可不养，粮不可不足，而财匮民困亦不可不恤（《要录》绍兴八年记事）”。基于这种观点，不但没有罢免赵开，且于1135年冬将他提升为四川转运使、都大提举茶马、兼川陕宣抚司参议，并把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1001年置，治奉节县，辖川东地区）四大川路转运使划归赵开领导，以便统一调拨。

1136年3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到任，朝廷本望他在协调玠、开矛盾，解决军需问题上有所建树，但“益至四川，颇侵用军期钱。开复诉于朝，又数增钱引，而军计犹不给（《宋史纪事本末·吴氏兄弟保蜀》）。”西军缺粮已成难题，席益从中又加一码，于是开、玠不协变成了开、益不协。鉴于此，朝廷最后以李迨取代赵开，席益也居丧离任，1137年被罢免。

右护军给养不继是个无法摆脱的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吴玠曾于1134年秋组织过一次陆运，亲自领教了陆运之艰辛和代价之高昂，不得不寻找军需自给和节省的出路。赵开也能理解吴玠的困难，吴玠亲自组织陆运时他派部属张洙出面帮忙，向朝廷辞职是多少带点歉疚的。吴玠与赵开同属于张浚拔识的良将名臣，个人之间并无矛盾。吴玠讨要军需完全为军队着想，这与打小算盘的席益判若两人。因此赵开向吴玠致歉而将席益告到朝廷。

当时围绕如何解决蜀口军需保障这一难题，朝廷曾多次派员深入军、地两方，抚慰将士，查办奸吏，寻求对策。曾随张浚入川陕并担任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参议，后为京官的冯康国就是其中之一。1137年4月，冯康国针对当时朝臣们因军需问题对吴玠的非议，上朝入对：“论曩者金、豫相挺，连年寇蜀。吴玠据险得利，全蜀赖之。玠之功绩，不可诬也。”（《要录》卷110）于是朝廷派他带着圣上亲笔写给吴玠的诏书还蜀。诏书中写到：

朕以卿提大军独挡一面，道路辽远，奏报难尽曲折。昨遣范直方至，卿所计议，终恐迹疏，不能详悉。冯康国每在朕前，屡陈卿忠义体国。卿亦素知康国之为人，因其之官，遣与卿相见。应关陕事宜，规划措置、财用匮乏、量度节省及讲究屯田、以便籴买之类，已叮咛康国与卿面议。想卿必能体朕之意。每有难处，可一一开具奏来。（《吴武安功绩记》前语）

冯康国深入川陕了解后，向朝廷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

蜀地狭民贫，山险道隘。绍兴四年秋陆运始行，役夫饥饿疾病相仍，毙于道者三之一，蜀民至今痛之。自后岁顷不登，斗米二千，死者枕籍。去年冬，是役复兴，更名支移。计其所用一石，民间费七十千，逃亡死损，又未论也。有为救蜀之说者，曰省冗官、节浮费、裁损军中请给，亦庶几矣。夫冗官浮费，固当节省，而军中请给，易摇军心，未易轻议。臣观蜀中之弊，患在粮运不继而折支太优。嘉陵江险，滩碛相望，夏苦涨流之失，冬阻浅涩之患，终岁水运，终不能给，是以时起陆运之役。兼军前将佐，俸给优厚，类皆正色。米斛价高，银绢价平，即缺正米，不免折支。每以低价银绢，估折高价之米，所以岁费浩大，钱、粮两不给也。若遣官委曲谕玠，三月以后，九月以前，除关外防扼合用军马数目外，其余将兵，移屯内郡，歇泊就粮。且以二万人为率，兼选仁厚牧守，分治梁、洋两郡，召集流散。二年之后，耕凿就绪，可赡戍卒万人，岁又省蜀中二十万斛之运。诚如此行，于吴玠军中无损，于全蜀生灵稍宽。保蜀善后之策，无易于此。（《要录》卷110绍兴七年四月）

这份报告反映的情况实在，提出的对策中肯。从这件事中看得出，高宗皇帝在解决军饷这一问题上对吴玠并无二心。冯康国虽与吴玠交谊颇深，但并无偏执之见。

其实吴玠与敌对垒十年，常苦于远饷劳民。从绍兴五年报请朝廷同意后就开始在兴元、洋、凤、成、岷五州郡置官庄屯田养军，并组织戍兵维修褒城废堰（即山河堰），在沃野千里的汉中地区恢复了灌溉条件，不仅屯田部队收益见好，从汉中一带逃离至四川的流民也陆续归业。吴玠让屯田部队归田于民，民自为耕，岁收倍增。按《宋史·食货志上》载：计至1137年9月，“吴玠治废堰营田60庄，计田854顷。岁收25万石以助军储。”  

吴玠爱将杨政、王俊、田晟、杨从仪等均领导过当地军民修堰营田。1137年5月17日，都督诸路兵马张浚曾向朝廷报告：“堪会兴元府洋州新用渠浇溉民田，数目浩瀚。昨自大兵火以后，例皆隳毁。今吴玠遣发将兵及委知兴元府王俊、知洋州杨从仪部押官兵，同共修葺，并已就绪。”（《宋会要·食货》61之5）《宋史·杨政传》载：“（政）守汉中18年，6堰久废，失灌溉之利，政为修复。汉江水决为害，政筑长堤捍之。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杨从仪墓志铭》载：从仪“为郡(守)，尤以爱民为本。初,洋州有杨田等八堰，久废不治，公皆再葺之。灌田五千余倾，复税租五千余石。又增营44屯，公私以济，民为立祠。宣抚处置张公浚闻于上，赐诏奖谕。初，公至凤翔也，有流民数万在境内。或疑其反侧，悉拘于山谷间。公矜其无辜，皆纵之。后歧、雍大歉，流民复入关就食，公复纳之，所活甚众。西边馈运，自昔颇艰。公至凤州，首创营田40屯。民力减省，军食充足。”

吴玠麾下这些将领，在战场上是摧锋破敌的骁将；在修堰屯田、恤民体国方面也是不可多得的贤臣。1137年（绍兴七年），胡世将在任朝廷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时就向朝廷建议：

吴玠等能忧国恤民，发戏下之众以兴渠堰。广灌之用，为富国与强兵之资，宽疲瘵远输之急。其体国之忠，有足嘉者。臣谓宜因以风励将帅，使咸知朝廷之意，各务究心。兴修水利，措置营田，以省馈运而宽民力。欲望将今来降诏敕牓文，令有司行下诸大帅及统兵官等照会。将王俊、杨从仪等特赐旌赏，以为忠劳之劝。（《宋会要·食货》61之109）

吴玠在组织修堰营田的同时，还实施了减冗员、节浮费、开发矿业、通市籴买等措施。《河池的传说》一书中有一段故事，记述吴玠与部将郭振一日从铁山古道向大河堡进发，途中遇到了一群巴家沟冶铁作坊的民工，因不堪忍受铁丞那五的盘剥而出逃，致使铁厂歇业，查实后惩办了那五，为民工讨回了公道，恢复了铁厂生产的事。

《宋会要·食货》40之22载：绍兴六年在梁、洋二州措置籴买，籴粟10万石。为便于商贩携带，促进商品流通，从而扩大籴粟量，吴玠于1137年在河池发行银会子。以银作兑换本位，面额分一钱和半钱两种。发行总额为十四万五千钱。每年换发一次，发行范围在虞关及阶、成、岷、凤、兴、文六州。这种银会子前后流通三十余年，是世界上最早代表银的纸币。

屯田养兵、搞活流通、发展经济、减员节费，实际上是一种增收节支的综合措施。通过这些努力，吴玠所部的军需困难和军地矛盾得到了缓解。但由于种种原因，军粮无继的困难依然存在。1137年7月，胡世将出任四川制置使，初到遂宁府，便与吴玠在利州相见。《续通鉴》中这样记载：

时军粮见缺，玠颇以家财给之。玠行至大安军（陕西宁强县阳平关），妇人、小儿饥饿者千百，拥马首而噪。玠大怒曰：“吾当先斩勾光祖，然后自劾以谕汝辈”。光祖时为利州路转运副使，故耳。异时，宣抚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为大帅，故不肯相下。后来见（胡）世将开怀与语，玠欢甚，语人曰：“宿见胡公，开怀晓事，使我忧懑豁然。”世将行之明日，玠乃械诸路漕司吏斩于市。先是水运泝江千余里，半年始达。陆运则率以七十五斗而致一斛。世将与玠反复共论，玠晓然知利害所在。世将又以恩义开谕，且贷阆州守将孙渥回易米数万石给之。诸路漕臣相继集利州，各有所饷馈，军赖以给。乃复前大帅席益转搬折运之法，粮储稍充，公私便之。

由此可见，为解决军粮问题，吴玠费尽了脑子，也伤透了心。他可以屯田、修堰；可以通过开榷场、组织籴买等渠道筹粮；甚至常常拿出家财来补贴军需，但他容忍不了各路漕臣的耽延、傲慢和侵欲。

胡世将虽然是个文臣，且肩负以文制武之密责，但他有头脑、有见识、也有良心，十分敬重吴玠为首的川陕边防将士，不忘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同情他们面临的困难，能以大局为重，与当地军民同舟共济。一上任就积极支持吴玠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帮助吴玠抓部队建设，合力打造西北边防的钢铁长城。这就是吴玠为什么怒斩司漕，为什么一见胡世将开怀晓事，忧懑豁然的原因所在。吴玠也是血肉之躯，这种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性格，正是他作为一名杰出将领不可缺少的一面，是长期压抑、忧懑的一种排遣。一些史著将此视作倨傲和跋扈，显然有失公正。

《续资治通鉴》绍兴四年四月有一则记载，可以看到吴玠平时的形象和为人处事风格：

玠素不为威仪，既除宣抚副使，简易如故，常负手步出，与军士立语。幕客请曰:“今大敌不远，安知无刺客？万一或有意外，岂不上负朝廷委任之意，下孤军民之望哉！”玠谢曰：“诚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国家不知玠之不肖，使为宣抚，恐军民之间，有冤抑无告者，为门吏所隔，无由自达耳！”幕客乃服。

吴玠统领的右护军尽管经常处于粮饷不继的状况，但作为南宋边防统帅，始终没有在边防线上有所懈怠，没有忘记强军备战。他不仅在战时注重发挥地理优势，平时设守布防，也十分重视关垒堡寨建设。秦州之战结束后，曾在阶州的杨家崖、成州的董家山、岷州的仇池城、凤州的秋防原等关外四州修筑堡寨，据险设防，屯粮建屋。无事则寓于州，有事则归于寨。如建在甘肃武都（古阶州）县东北50公里的家计寨，原名杨家崖，控白龙江月掌山正路，“三面陡绝，前通一径，仅堪容骑，最为险要。其名家计寨者，取保全家计耳。”（《甘肃的由来》） 据《甘肃建置志》载：“宋建炎、绍兴间，吴氏兄弟治兵保蜀，择地为砦。家计寨最险阻，有积粟，丰于水泉，寇至常不能破。”又如岷州的仇池山寨“尤高峙耸拔，其形如削瓜。上有良田百亩，可驻万马。飞泉凡在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济也。山径仰空如掷线，悍夫千百攻之，巧无所施（员兴宗《西陲笔略·四川山寨天险之设》）”。

吴玠部将杨从仪在驻守凤、文州期间曾“预筑凤之黄牛堡，以塞大散关之冲；创文之高平原，以控西羌之路，尔后皆获成效。其先见之明，古之名将所不能及（《杨从仪墓志铭》）”。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32中说过这么一段话：“吴玠守蜀，如和尚原破敌，平仙人原、潭毒关之类，皆创为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尝知，可谓知将矣。”

在防区设置上，吴玠以“利州路三泉县北至兴州仙人关外，地里不远，东接梁、洋一带水路冲要，系四川喉襟要害之地。比年移关外诸将军马，就本县屯驻，人烟事物，大段繁多（《宋会要》189册14189卷）”为由，奏请朝廷将三泉县正式升为大安军，以便加强防守。

秦陇地区是宋朝主要军马基地之一。自陕西六路陷入敌手之后，这一地区补充军马的渠道一度阻塞。吴玠让吴璘在秦、阶、文州一带“始以茶彩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马来市，西马复通（《续通鉴》卷112）”。茶马交易恢复后，全国军队的军马补充渠道得到畅通。

吴玠本身就是以良家子身份投军的。1134年他在兴元将“两河关陕流域及阵亡兵将子弟骁勇雄健，不能自存者（《朝野杂记》甲集卷18）”招收到军中，享受强弓手待遇，50人编为一队，以备使唤，史称“兴元良家子”。这是一项存恤兵将和补充兵员的双赢措施，对传统的良家子制度有所改进，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

吴玠驻守的秦陇之地，不仅与金、齐强兵悍将相对峙，而且与西夏为邻。宋、金交兵以来，金、夏之间的关系由于金方在归还侵占河南、陕西之地上负约而一度恶化，为宋、夏之间改善关系提供了契机。因此，吴玠十分注意两国关系的改善，通过各种渠道与夏国和金国有归明意向的将领接触。他先以个人名义投书夏崇宗乾顺，希望宋、夏两国修好，共御金兵。乾顺在伪齐建立以后立即派使者给吴玠回书。《续通鉴》载：1134年12月，“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奏：夏国主数通书，有不忘本朝之意。及折可求族属，列御申上。玠云：‘见今训练士马，俟玠出师渡河，即为内援击敌，上报国恩。’帝曰：‘此皆祖宗在天之灵扶佑所致，亦有以见人心同愤也。’”

刘豫被废前后，吴玠和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帅一样，不断派密使潜入敌营，联络熟悉的思归将领反正，为恢复故疆作准备。“武功大夫秦凤路兵马都监刘宣，以蜡书密遣人与吴玠相结，且率金将任拱等以所部归朝。约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缕擘之，其家属配曹州。”（《续通鉴》卷109）

折可求原为宋将，世代忠义。1128年金帅娄室攻占延安后执其父、子相逼，挟持至金朝。1138年9月完颜杲惧其兵变，用计毒死。 

李显忠，原名李世辅。金人破鄜延时世辅为第六将。兀术喜其英武，想收为金用，迁官至知同州。世辅归宋之心未泯。刘豫被废后，他派使臣白彦忠送信给吴玠，约出兵外应，以献同州。正好撒离喝自大同去陕西路过同州，世辅诱杀其随行兵将，执撒离喝以归宋。金将固云等闻变，率众围城。世辅与所部突围而出，追兵众多，不得已放了人质，折箭为誓，金兵不再追赶，才得逃脱。后由于洛水涨不得渡，只好投奔夏国，全家二百口全被金朝杀害。世辅至夏后借兵20万再擒撒离喝，取陕西五路归夏。最后统20万兵取陕西，到延安后先与吴玠联系。“吴玠遣张振来抚谕云：‘两国见议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军赴行在。’遂至河池见玠。玠抚之曰：‘忠义归朝，惟君第一。’从行使臣崔皋等六百余人，列拜庭下，玠又抚之，犒以银绢。”（《宋史·李显忠传》）李显忠归朝后，成为南宋中期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