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以文制武  明重暗防

按宋朝官制，统制、统领官为统军将佐。统制之上设有都统制，即进入帅臣行列。都统之上设有制置使，为一路帅臣，多以名将担任。制置使之上设招讨使，仍以武将担任，为一战区军事主官。招讨使之上还有宣抚副使（始设于南宋）。按惯例宣抚副使以上职务即以文臣担任，南宋初出现破例现象，建炎三年，周仲弼宣抚两浙，以郭仲荀副之，武臣为宣副自此始。随后福建韩世忠、川陕吴玠均被授予宣抚副使之职。副使之上又有宣抚使。宣抚使北宋时就有，但不常设，有军旅大事才设，多以执政大臣担任。宋仁宗时征伐侬智高，破例以狄青为宣抚使。南宋绍兴元年，刘光世担任淮南宣抚使，为武臣非执政担任这一要职开了个头。自此至嘉泰年间，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吴璘六人先后担任此职。

吴玠作为一位平民将军，能跻身大将之列，全凭自身努力。回顾他最后几步，完全是战争给了他机遇。自绍兴元年和尚原战后拜镇西军节度使，兼任陕西诸路都统制，不满40岁就成为一方军帅。绍兴三年因饶风关之战功拜检校少保，任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绍兴四年仙人关战后拜检校少师，享赐嘉名的恩宠，改镇西军节度使为定国军节度使；提任川陕宣抚副使，连获高宗皇帝御赐战袍、甲衣和两封亲笔谕旨，并将川陕捷报出榜晓谕沿江诸师、神武诸军。绍兴六年改授保平、靖难两镇节度使，兼任营田大使。可谓恩宠有加，位极人臣。

1134年4月，正当朝廷为之加官进爵之际，他在川陕战场上的老上司张浚被贬。不久，刘子羽又遭到朝臣唐辉、胡交修、常同等人弹劾，将其划在张浚在川陕的党羽、帮凶之列恶意指责，因此被朝廷贬为单州团练副使，流放白州（今广西博白）。

11月，吴玠闻讯后，立即奏辞新命川陕宣抚副使之官为张浚与子羽赎罪。奏章写道：

臣自绍兴元年收集散亡，踏逐和尚原屯驻兵马，控扼敌路，蒙宣抚使张浚，差参议刘子羽冒锋镝出散关，与臣商议边事。子羽知臣愚鲁为可以驱策，知和尚原地利为可以必守，言之于浚，遂差臣充秦凤路经略使，专要臣措置战守，捍御金人。如钱粮器用之类，子羽悉力应办，殊无缺少。因此原下之战，屡破金人。至绍兴二年冬，臣又与子羽议：和尚原距川蜀地远，终恐粮道不继，难以持久，又于川口仙人关侧近杀金坪选战地，修筑山寨以备奔冲。兼臣和尚原兵马数目不多，又得刘子羽所管成州及梁、洋军马，臣因而简练之，于川口并力控扼。至今年春，金四太子等再令步、骑十余万众攻犯杀金坪，血战累日，敌兵败走，仅保无虞。此岂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荐拔之功也。今蒙骤加异数，望追还成命，于浚与子羽少宽典刑。

高宗闻奏后说：“进退大臣，蔽自朕志，岂可由将帅之言。况朕于浚，既罚其过，岂忘其功？可听子羽自便。”随之又告诫言官：“台谏论事，虽许风闻，须要审实。如排击人材，岂无好恶；若果务大体，不指责纤瑕细务，强致人于有过，岂惟阴德不浅，亦可销刻薄之风，成忠厚之俗。”（《要录》卷83）

由白州安置到听其自便，并对言官提出训诫，高宗可以说对吴玠给足了面子。当月，高宗就罢免张浚一事向川陕宣抚司专门下诏抚慰：

宣抚使司并川陕官吏军民等：朕念虑疆陲，览观形势，秦蜀境地，实属要冲。自时多虞，则有戎事，悯然西顾，曾靡遑宁。昨者特遣枢臣张浚往宣恩威，任国忧寄。盖五年于彼，朕有闻焉。肆颁召命，俾还行阙。而师言之未已，台谏复章，考其出使失职之事，在于常刑，当从远窜。朕念所用吴玠等能御大敌，累立战功，许国一心，可膺委任。因是贷浚，止从薄责，庶使玠等知朕厚于劝功，而略于记罪之意，感悦奋励，益建良图。应累年以来，川陕诸路其实有勋劳而未建于赏；滥被刑罚而莫当其罪；才能偏废而不用；谋忧见抑而不伸；广兴横敛而至于无涯；烦扰斯民而使之失业。敕令所颁之泽，不尽推行；朝廷所差之官，不 ？赴上。凡害民咈众之事，违吾德意者，仰宣抚司讲求咨访，疾速措置，以称朕恻怛轸忧之诚。庶迪惠和，亟臻嘉靖。播告有众，咸使闻知。（《宋会要辑稿》）

12月，吴玠再次上奏请辞两镇节使以赎子羽之罪。这回他不再为子羽之罪辩驳，而是以情感上。奏章中写道：

子羽累年从军，亦薄有忠勤可录。念其父韐靖康间死节京城，今子羽罪虽自取，然灾荒万里，毒雾熏蒸，老母在家，殆无生理。恐子羽斥死岭海，无复自新，非陛下善及子孙之意。伏望圣慈特许臣纳前件官，少赎子羽之罪，使量移近地，得以自新。

高宗览奏后，让“三省勘会子羽与吴玠书，所论边事，迹状可考，乃复原官与宫观。昱日，以玠笃于风义，降诏奖谕。士大夫以此多玠之义而服子羽之知人焉。”（《要录》卷83）把子羽落职之事再次变过来，并获笃于风义之奖谕，朝廷当时对他的倚重可见一斑。

1138年（绍兴八年）4月，御使中丞常同复以10条罪状弹劾张浚之党，且亲疏中论及结吴玠事。张浚当时罢相不久，高宗看了常同奏疏后，打算再次责罚子羽。赵鼎奏：“方今正倚吴玠御贼，若重责子羽，恐玠不自安，臣以为削夺其职务即可。”高宗说：“闻张浚之党羽，日夜盼浚复用，子羽更迫切，不重责何以惩奸。”经赵鼎再三请奏，高宗才许薄罚，仅至于落职。但常同还不放过，再次上书：

子羽之罪，窜于遐荒末为过举，今尚从宽典，得非以吴玠之故，优假之乎？玠忠义勇烈，知事上之义，闻朝廷以公议窜子羽，岂无郭子仪与浑瑊①之喜！（《要录》卷119）

这份奏章让刘子羽再遭贬谪。本当远窜，以其母老，仅贬谪到漳州。

张浚、刘子羽虽是文官，但都是主战派。他们在经营川陕其间虽有失误，但在延揽抗金人才、构建蜀口防御体系中不无建树。这一点，不论朝臣如何攻讦，高宗皇帝心中有数。他们的被罢被贬，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朝廷和议道上的一组障碍。构陷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出局。《鹤林玉露·补遗》中有一段记载：

张魏公（浚）贬陵零，有书数笈自随。馋者谓：其中皆与蜀士往来谋据西蜀之书。高宗命遣人尽录以来，临轩发视，乃皆书册。虽有尺牍，率皆忧国爱君之语。此外惟葛裘布衾，颇多垢敝。上恻然曰：“张浚一贫如此哉！”乃遣使赐金三百两。

其实让高宗感叹的岂止其贫，更有其忠。所谓张浚结党谋据西蜀，不辨自明。

南宋朝廷尽管立国于风雨飘遥之中，苟存于屈膝求和之下，但其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作为维护内部统制的一种武器，始终执在皇帝和大臣们的手中，并随着战争形势的缓急而时隐时显。由于这一家法与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文臣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排斥武将上几乎是君臣一心，而且制内比御外更主动、果断。川陕宣抚司的权力收放和官员更替过程，实际上就是祖宗家法的体现过程。

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始设于1128年7月，原本是川陕地区最高军事管理机构。第一任长官张浚以执政出任，朝廷赋予“便宜黜置”的大权。也就是给予他不经过朝廷的同意就可以任免地方行政官吏和军事将领之权。1133年5月张浚离任，王似、卢法原出任副使时，朝廷收回了“便宜黜置”之权。1134年3月，王似提任正使、吴玠升为副使时，朝廷将川陕宣抚处置使司改为川陕宣抚司。7月王似被免，卢法原抱病离职，宣抚司就剩吴玠一名副使时，竟由宣抚司参议官范正己出面发号施令，以下制上，甚至调动驻防部队。吴玠情知范正己在秉承朝廷旨意行事，但他还是上了一封奏章，不涉其它，仅就范正己等人越职弄权、擅调军马、离间将帅、妄参军机的行为正式向朝廷提出来。并指出，川陕宣抚司出现这种现象，皆“缘臣人微望轻，致本司官属辄敢凌忽，伏望将臣先赐罢黜（《要录》卷87）”。这封奏章，与其说在参范正己，不如说在数说高宗。高宗览奏后，亦觉范正己做得有些过分，便将其免职并降二官。遂任命原川陕荆襄都督府参议军事邵溥权川陕宣抚副使，同时将川陕宣抚司由阆州迁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并规定军期钱粮等事，由邵溥与吴玠通行主管；战守之事吴玠始得专行，邵溥不得参与。随后，高宗皇帝就这件事专门下了一封诏书安抚吴玠：

览所奏，卢法原以疾不起，良用衋然。已降指挥邵溥权管宣抚司常行细务。至于军旅调发之事，疆陲控制之方，此乃国家大计，朕既委卿独当一面，卿其以身任之。惟卿忠存庙社，威震羌胡;勤劳累年，勋伐甚茂。使陇蜀之境，恃卿以安，则朕有长城之托，益所倚重。卿必深谅此意，自信不疑。近报遣兵分道四出，秦雍一带次第来归，备见规抚，嘉叹不已。夫关河，天下之根本，朕未尝一日忘也。收还故土，抚宁遗黎，此所望于卿者。顾朕亦安能郁郁久居此乎？相对观衅，卿宜勉旃。比已遣张浚措置荆襄，恐有事宜，就令报应，卿可知之。（《龟溪集》卷4）

从诏书看，高宗皇帝不乏中兴宏图，不乏知人之明。这与行为中的他相去何其太远！范正己虽然当了以文制武的替罪羊，但这一国策并无丝毫改变。当时不少朝臣畏玠如虎，纷纷上奏：“谓如无大帅，必失两蜀。”高宗权衡再三，决定让赵鼎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处置使。赵鼎“辞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台谏。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尽以付卿。卿以便宣黜陟，专之可也。’时（朱）胜非以疡疾在告，鼎诣之曰:‘今川陕兵柄，皆属吴玠，大帅无他能，制玠足矣。若官与之同，岂能制乎？’胜非曰：‘公以元枢出使，岂论宣抚耶？’鼎曰：‘须得一使名在宣抚上者乃可。’”（《要录》卷79）

为制衡吴玠，高宗不惜将赵鼎的权限连同宣抚司建制再次恢复到张浚时期。就这样，赵鼎犹嫌不足与吴玠抗衡，最后朝廷竟改任赵鼎为知枢密院事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虽未到任，但高宗君臣防范吴玠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鼎、玠当时都在朝廷倚重之列，之所以厚此薄彼，差别在文、武之间耳。

10月，朝廷又在四川、江西、湖南设制置大使，分别以席益、李纲、吕颐浩三位重臣出任三省制置大使。席益出任四川制置大使后，朝廷规定其序位在川陕宣抚副使之上，各州兵马均隶属制置大使司，部队调发由川陕荆襄都督府掌管，川陕宣抚司只许在边境突发事变，来不及请示时调动。

读史至此，不能不作如此之想：尽管吴玠忠存庙社，威震羌胡,勤劳累年，勋伐甚茂,陇蜀之境，恃玠以安,但上（构）有长城之托，臣（玠）无黎庶之安。如此“倚重”，还要其深谅此意，自信不疑,为将之难，由此可见。

1135年11月，吴玠以秋防已毕，请求入朝面圣，朝廷没有答应。不久吴玠又让长子吴拱入朝奏事。高宗非常高兴，告诉辅臣说：“玠比尝请入觐，今又遣其子来奏事，可谓得居事之体。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可嘉也。”（《要录》）不管吴玠如何周慎委曲，高宗如何满意，朝廷的防范并未因此放松。1136年（绍兴六年）正月，邵溥被免去川陕宣抚副使职务。按朝廷诏令，吴玠依旧充川陕宣抚副使，并依江东、淮南宣抚司体例，专切训练兵马、计备器甲、边防事务。将绵州宣抚司本部撤销，改设在兴州。宣抚司所管兵马拨吴玠使唤；钱物由赵开负责收支，保证宣抚司钱粮使用。吴玠暂时成为宣抚司唯一长官，但今非昔比，这时的宣抚司，仅仅是朝廷设在四川的一个边防司令部而已。

川陕宣抚司尽管频频易主，但吴玠作为西部宋军统帅是朝野公认的事实。朝廷之所以如此惧怕吴玠，是因为他带着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把这支军队交给别人，又怕有了战争无人能象他那样抵挡。而吴玠这支军队的形成，完全是南宋朝廷没有估计到的。对吴玠来说，经历了蜀口三次浴血奋战，国家收获了胜利，川陕之民收获了安宁，他和手下将士收获了惊心动魄和流血牺牲。仙人关大战时，他曾以都统制的名义“檄召金房镇抚使王彦、熙河路总管关师古来援。时师古已叛，彦亦不至，独绵威石泉军安抚使刘锜以所部会之（《要录》卷74）。”想想这一现实，为了光复大业，也为了麾下将士上了战场不再势孤力单，吴玠需要培养一支兵强将广、能征善战、令行禁止的队伍，但领教了朝廷的明重暗防，他情知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谁料机遇不期而至。

1134年3月，川陕战区负责洮、岷至阶、成一线防务的宋军高级指挥官关师古，因军粮、战马等给养得不到宣抚司的解决，被迫率领部下统制官李进、戴越等去大潭县（今甘肃礼县南）向敌军抢粮。一度攻占了掩骨谷镇，赶走了齐将慕容洧部。随后又攻下了沿途的杀马谷、进山务、田家村、园子谷。到石要岭突遇金军大股部队，吃了败仗。“师古旋师大潭，内怀惭惧，悉还兵宣司（当时师古部有二万人），只身往降金。侯（吴玠）爱此军忠义，无一人一骑从师古叛者，抚存劳来，捐其家财，厚资给之。两军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于师古，得万貔貅于行阵。侯由此兵精甚。”（《吴武安玠功绩记》）吴玠的爱军，由此可见。

1135年2月，川陕宣抚副使卢法原病故，其所统宣抚司直属部队三万人，顺理成章地归并吴玠麾下。吴玠原有部队三万人，是曲端、吴玠关西部曲和王庶、刘子羽在兴元府招收的散亡军士，经历了仙人关大战的考验，将士一心。这样一来，他的部队叠加至八万②，成为南宋初统兵最多、战斗力最强的将帅之一。这支军队的形成完全是朝廷没有估计到也不愿看到的。7月，朝廷任命川陕荆襄都督府提举亲兵柴斌知金州，兼金、房、均（湖北均县西北）三州安抚使。并让其建制隶属襄阳帅府，但其探报事宜及边防措置仍归川陕宣抚使吴玠管。这一命令明显在制防吴玠兵权过重。

12月，朝廷又对全国的军队进行了一次整编，将原神武诸军、神武副军、御前禁卫军及其它分散部队统一编为行营护军和三衙军两个序列。行营护军相当于今天的野战军，由五支正军和一支副军组成：张俊所部为行营中护军，韩世忠部为行营前护军，刘光世部为行营左护军，吴玠部为行营右护军，岳飞部为行营后护军，王彦所部为行营前护副军。三衙军为禁卫部队，由殿前司、军马司、步军司组成，分别由杨沂中、解潜、颜渐执掌。行营护军是由御营军，神武军演变而来。五大帅中张俊、韩世忠、刘光世曾分管御营军，资历颇厚，属于高宗的嫡系；吴玠、岳飞均靠军功起家，其所部虽非嫡系，但战斗力最强。

对诸大将所统军队全部编入行营护军，实际也是朝廷加强对军队的管制，防止军队个人化的一项重大举措。从朝廷对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等大将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朝廷可以容忍你奢侈腐败，容忍你荒淫无度，但绝不允许你握兵太久、军权太重、锋刃太利、功业太著。

章  注

①郭子仪，浑瑊均为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身系国家安危近三十年，权倾天下而朝不忘，功盖一世而上不疑，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历任七朝，福寿双全，名满天下。浑瑊是铁勒族浑部人，曾为郭子仪部将，后官至检校司徒、中书令。终其一生，忠贞守护大唐的平安、恢宏和灿烂，以忠勇、正直名世，是历史上君臣相将的典范。

②有关诸军兵力的记载历来不一。按《要录》卷111、《宋史·李迨传》载：韩世忠部30000人，张俊部80000人，刘光世部52320人，吴玠部68449人。李迨曾管川陕钱粮，这个数字应比较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