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决战富平  尽失关陕

1130年7月，金朝册封原宋朝济南知府、后弃宋投金的刘豫为子皇帝，建立了伪齐政权。将京东、京西等地划归伪齐管辖。于是中原、江淮两个战场由伪齐接管，金军腾出手来进攻陕西。改任讹里朵为陕西主帅，抽调南征失利的兀术与娄室为副，并加强了投入陕西的军事力量。金朝的这一举措与南宋派张浚宣抚川陕，标志着双方争夺的重点已完全转移到西部战场。

张浚来到川陕后，经过一年的治理，西北军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调整六帅后，原来不相统属、各自为战的局面有所改观。从陕州、彭原店之战和收复永兴、鄜延之举中，看到了将士用命、人心回归的希望。为了缓解东南战场的压力，报效朝廷的信任，重振西路宋军的威风，川陕宣抚司决定在陕西富平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就在伪齐立国之时，张浚在汉中召开军事会议，与诸将商议大举之策。会上，当他把自己的打算讲出之后，听到的几乎全是反对之声：

王彦说：“陕西兵将，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四川广元）、阆（四川阆中）、兴（州）、洋（陕西洋县），以固根本。敌入境，则檄五路之兵来援，万一不捷，未大失也。”（《宋史》卷368） 张浚的幕僚听了，相视而笑曰：“提数万兵，乃畏怯如此，何日可成大功？”

曲端说：“平原广野，敌便于冲突，而我军未尝习战；且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议。”对曲端的意见，张浚会前曾派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张彬征求过。张彬见了曲端说：

“公常患诸路兵不合、财不足。今宣抚司兵已合、财已足，娄室以孤军深入，我合诸路攻之不难。万一粘罕并兵而来，何以待之？”

曲端说：

“不然，兵法先较彼己。今敌可胜，止娄室孤军，然将士轻锐，不减前日；我不过止合五路兵耳，然将士无以大异于前。兼敌之入寇，因粮于我，我常为客，彼常为主。今当反之，按兵据险，时出偏师，以扰其耕。彼不得耕，必将取粮于河东，是我为主，彼为客。不一二年时间，必自困毙，可一举而灭也。万一轻举，后忧方大。”（《三朝北盟汇编》卷196）

曲端时任宣抚司都统制、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他前后两次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十年而后动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战场形势，也与他当时的声望相悖。张浚听了曲端的意见后当面责问：“持不战之说，岂可以当大将？”从两次征求意见和责问里，看得出张浚在遴选富平之战主帅时，并没有把曲端排除在外。

 吴玠并没有反对与金军决战，但显然不赞成在平原决战。他的意见是：“高山峻谷，我师便于驻队。敌虽骁果，甲马厚重，终不能驰突。我据嵯峨之险，占关辅之势，彼虽强悍，不能据我尺寸地。”（《宋史·吴玠传》）这里的关辅指陕西的关中平原，嵯峨泛指关中所依附的整个北山山系。

 刘子羽见张浚不从众议，便把入陕之前高宗皇帝叮咛他三年而后用师进取的话搬出来劝阻。张浚回答说：“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势急，不得不为是耳！”他还告诉子羽：“事有不可拘者，假如万一有前日海道之行，变生不测，吾侪虽欲复归陕西，号令诸将，其可得乎？”（《宋史》卷37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

众将的反对，显然没有动摇张浚组织富平之战的决策。会后不久，他又作出了几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将宣抚司前军统制王彦调离战场，改任金、均、房州安抚使。以彭原店失援之责，罢免了曲端宣抚司都统制，责任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统制官张仲孚、李彦琪诸州羁押。以刘锡为宣抚司都统制。

关于富平战前议战，相关资料记载不一，总括起来有三次。一次是张浚召开军事会议之前，按《吴武安公功绩记》载，张浚“移檄诸路将臣，与敌大战。召端与侯问筹策。”可见会前单独征询过意见的除了曲端还有吴玠。第二次是前述汉中会议上。第三次是9月宋军进入富平后，主将刘锡召集五路帅臣议战。吴玠在这次会上说：“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将何以战？宜徙据高阜，制敌马冲突。”（同前引）郭浩也说：“敌锋方锐，且当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衅而动。”（《宋史·郭浩传》）但是刘锡等将却认为：“我师数倍，又前阻苇泽，非敌骑所宜。”（《要录》卷37）这显然是皮毛之见，与王彦、曲端、吴玠、郭浩等人的意见相去甚远。  

就反对意见而言，王彦、曲端、刘子羽等人围绕可不可战而言，议的是战略问题；吴玠、郭浩围绕如何有利作战而谈，议的是战术问题。要区分责任，如果说战略上的错误在战役决策者张浚的话，战术上的错误，战役指挥者刘锡难辞其咎。要是当时刘锡听取吴玠、郭浩的意见，在战术上有所调整，宋军失败的损失就会少一些。

1130年9月初，宋、金双方开始向富平集结。宋军方面，张浚调集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经略使吴玠和环庆经略使赵哲率领的五路军马40万大军、7万匹战马参战。还预收了5年民赋，“金钱粮帛之运，不绝于道，所在山集”，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但他没有亲临战场，在吴璘等将的护卫下，进驻彬州（今陕西彬县）督战，由刘锡代行指挥。

金军得知宋五路军马前来决战的消息后，求之不得，迅速调兵应战。金帅宗辅由蒲坂（即蒲津关，在今陕西大荔县境内）渡过黄河，屯军于洛水之畔。兀术军由洛阳赶来，与宗辅会师于距富平80里的下邽。娄室军则因受鄜延一带宋军的牵制，还未拔出绥德军。这时候，参战的宋军将领看到了战机，请求乘兀术军远道而来，娄室大军尚未赶到之前击敌。张浚不听众将之言，仍按常规作战的模式，先下战书，约日会战。连下几道战书，均未得到金军答复。就这样耽延数日后，娄室大军已经赶到。

大战在即，张浚尚不知金军主帅已变，命刘锡在营前张榜悬赏：“有能生致娄宿（室）孛堇者，虽白身亦授节度使，赏银、绢皆万计。”娄室知道后，也悬赏回敬：“有能生致张浚者，赏驴一头、布一匹。”（《三朝北盟会编》卷142）娄室赶到富平后，亲率数十骑登高观察，看了宋军营垒之后说：“人虽多，壁垒不固，千疮万孔，极易破耳！”

这时候，张浚再次派人去下战书。金军虽然应约，到期后并不出兵。张浚误以为怯战，告诉幕僚说：“吾破敌必矣！”其部下还把妇女服装送给娄室，但金军仍不出兵。直等到宋军懈怠之际，娄室在部下选出三千精骑，各备一草袋，装满干土，由珠赫贝勒率领，在营前苇泽之地上很快铺出一条便道，冲进宋军营前送粮乡民设置的小寨。乡民们经不住金骑的冲击，纷纷逃入宋军大营。金军趁乱而入，很快越过了宋军弓弩手的射击区。在三千金骑的后面，娄室、兀术分左右两翼而进。

宋军仓促接战，战前凭借的苇泽之阻、弓弩之备两道防线被金军轻而易举地突破。战斗打响后，刘锜率领的泾原军与兀术的右翼部队相遇，他身先士卒，拼死而战。泾原军仍然保持着曲端、吴玠统领时的战斗力，与金军从日中战到日暮，杀获无数，一度让兀术、韩常陷入重围。二人力战突围，金军开始退却。其他各路宋军虽然各自为战，但还没有丢失阵地。唯独环庆军在娄室的强大攻势下，主帅赵哲弃众先走，将士闻风而逃。环庆军一逃，军心大乱，整个战局急转直下，宋军全线溃败。

富平之战，宋军在战场上的失败虽然惨重，但老底子还没有完全丢尽，五路溃军全部回到彬州复命。张浚在战前未做任何失败的准备，战后又没有收拾残局从长计议，在彬州草草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将赵哲就地斩首，任命孙恂为环庆帅；二是将刘锡降为海州团练使，合州安置；三是下令让五路军马各归本路歇泊。然后把善后事宜交给刘子羽处理，自己忧心忡忡地回到秦州。

没有罪己之意，没有图存长策，没有处变不惊的气度，张浚用自己一错再错的行动让战后的宋军失去了主心骨。当他各归本路的命令一下，“诸路之兵已行，俄顷兵尽”。离开彬州时“将士皆散，惟亲兵千余人自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38）”。

张浚走后，宋军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富平之败的损失进一步扩大。由于刘子羽和孙恂在处理环庆军溃逃事件时操之过急，斩杀了统领张忠、乔泽二将，引起内部兵变，统制慕容洧带部分将士投降了西夏。金军趁机出兵攻占了泾州（今甘肃泾川），兵临渭州（今甘肃平凉）城下。渭州守将张中彦、赵彬、张中孚和李彦琪均为曲端心腹之将，对此前曲端被贬，张仲孚、李彦琪受到牵连，早就心存不满。任用刘锜继任泾原帅，他们更加不服，企图赶走刘锜，掌控泾原军。所以趁张浚去秦州之机，重演了一出曲端当年责夺王庶帅印的丑剧。刘锜无奈，只好带残余部队退守德顺军。金军攻城时，张中彦、赵彬开门投降。张中孚听到消息后，挟持李彦琪一并投金。富平之战中出力最多的泾原军就这样被解体。

金、齐两军趁虚而入，攻城略地，纳叛招降，使陕西五路尽归金、齐所有。留给宋朝的“但余阶、成、岷、凤、洮五郡及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而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确切的记载是“丧师三十万，失地六十州（《三朝北盟汇编》卷147）”，金帛钱粮之失不计其数。

张中孚投金后被委任为镇洮军节度使、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不久刘豫又升渭州为平凉府，将庆阳、延安府改为州。以张中孚守平凉府，张中彦守秦州，赵彬守庆州，慕容洧（后又投金）守环州。

陕西沦陷后，时任宣抚司干办公事的郭奕有两个讽刺段子，反映了金军将帅的踌躇满志和陕西军民的失望：

娄宿大王传语张老，谢得送到粮草，

斗秤不留一件，怎生见得多少？

秦山未尽蜀山来，日照关门两扇开。

刺史莫嫌迎侯远，相公新送陕西回。

金帅讹里朵满载思归，一时无心再攻四川，于是自率大军东归，留撒离喝与叛将张中孚等人镇守陕西。

张浚组织和指挥的富平之战，尽管其拖敌救主的忠诚和主动进攻的勇气可嘉，但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原谅的。对于他的失误，历代学者发过不少议论。言之有理者大体有这么几点：一是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大一点看，金兵以骑见长，9月决战，正是秋高马肥，粮草不缺之时。在具体开战时间上，又错过了与远道而来的兀术孤军对阵的战机，直等到娄室大军赶到并作了充分地准备后才战。二是选择了错误的地点。富平平原旷野，利于骑兵冲突，没有任何屏障可依，双方营阵一望可知。三是没有及时掌握金军动向、东南战场缓急等方面的准确情报，不知金军已将讹里朵、兀术调往陕西，东南战场的压力已经减轻。四是作出了错误的任免决定：罢免曲端，调离王彦，“弃其人而弗亲”。吴玠、郭浩虽然参战，“但弃其言而不用。”（《吴武安公功绩记》）接替曲端的刘锡是刘锜之兄、将门之后，虽然忠勇，但不堪大将之才。赵哲是临阵脱逃之辈，却委以环庆帅的重任。五是其它如远离战场遥控指挥，营前为民夫设寨，误将金军缓兵之计视为怯懦，兵败后不能冷静处理善后事宜等，虽是常识性错误，但无一不是铸成大错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