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军事类 吴女名集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吴志刚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12/23 16:23:21  文章录入:吴志刚  责任编辑:gohwu
 

 

3吴朝祥1918.21998.7.22)  四川通江人。上校军衔。很小父母双亡,1932年(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大金省委妇女部部长。参加了长征。后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务处副处长;辽东军区卫生部政治处主任;东北野战军师供给部政委。解放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直属供给处政委,19551961年任武汉军区八一子女学校校长,武汉军区总医院副政委,湖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省军区顾问。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吴氏通书》主编吴建琴 2001年)

从通江到大藏寺

                                     吴朝祥

  一九三五年春,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开始向西移动,省苏维埃一些机关,如革命法庭、粮食局、工会、反帝拥苏大同盟也要跟随部队走了。 

  那时,我在反帝拥苏大同盟担任联络部长。有一天,工会委员长李文海同志悄悄跟我说,部队这次要去接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可能走得很远,要翻很多山,过很多河,在路上也可能没吃的,要挨饿,要我动员一下年纪小的和身体弱的女同志回家去,免得走不动,掉了队,落在敌人手里了……我就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动员任务。 

  苏维埃机关的女同志很多,年龄大多不过二十五岁,小的只有十二岁,一般都是童养媳雇农出身。我那时也只有十九岁。记得是在集镇不远的一个湾子里,天已近黄昏了,所有的女同志都集合在一块割过稻子的田地里,我作着报告,在我说着说着的时候,耳边忽然听见呜咽的哭声,等我刚停下话来,她们就像潮水般地向我涌来,紧紧地把我围住:“我虽然小,可是还能背枪呀!”“再不中用,两颗手榴弹也该拿得起呀!”“我帮你们烧开水。”“我死也要跟着红军走!”这样吵的吵,哭的哭,有的扯住我的胳膊,有的抓住我的衣角,百般地请求,把我的心也给说软了,无可奈何只好都走,我们就从通江东山区出发了。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个十三岁的名叫朱兰英的女孩子,她原来无房无地,跟着她那只有半只眼睛的瞎妈妈讨饭,到处流浪。红军来了,就在古草坝这个地方分给了她们一间房子,她也参加了儿童团。后来就在我身旁当勤务员,在反帝拥苏大同盟里烧水、倒茶、扫地。这次,她坚决请求跟部队走,我就把她编到宣传大队。当时我们大队的任务是帮医院背药箱子,抬担架,帮经理部(即后勤部)运枪支、弹药以及一些印票子、压铜板的机器,这个小姑娘除了帮抬担架外,还担任宣传工作。 

  她像一只快活的小鸟,从这个山头飞到那个山头,从这个村子飞到那个村子,她跑在队伍的前面,动员老百姓烧开水,打扫房子让部队能休息好,而她总是忙得忘记休息。 

  在介溪沟这个地方,她被藏在山林里的土匪打伤了。子弹从北斗坪那边飞过来,射穿了她的大腿,碗口大的伤,流血过多,她脸色苍白,晕过去了。我们弄了一副担架,把她抬到了烟曲,放在村苏维埃里,刚好碰见她的妈妈在这里给过往的部队烧开水。我跟她妈妈讲了关于她负伤的经过,并拿出一些药品,几张苏维埃票子和几块银圆交给她,要她好好照顾女儿养伤。这位妈妈含着眼泪看着我,问我姓什么,在部队里干什么,又问部队在什么地方住下。我告诉她,我姓吴,大队的指导员,住的地方不能确定等等。她又问我一句:“后面还有没有我们的部队?”“有!妈妈!部队一下子不会走完的!”听我这样地说,她笑了,拉起衣角擦了擦眼泪,握着我的手喃喃地说:“指导员,孩子伤好了,我一定把她送回部队来!” 

  大队继续往西走,三天以后,我们在南江地区过了大河口在一个小村子里休息。我们刚把伤病员安顿下来,吃罢饭正在洗脚,忽然听见背后一声叫唤:“指导员!”我一看就是那个负伤的女孩子朱兰英,我们连忙跑上前把她抱住,“小鬼,伤口好了吗?”“你是怎样赶上的呀?”大家都关心地问着。这女孩眼泪“刷刷”地往下落,只是兴奋地说:“我可找到你们啦!我可再不离开你们啦!”我们安顿她吃饭,休息。在洗脚的时候,看到她腿伤没好,就问她是怎么赶上队伍的,她叙述道:那天苏醒过来后,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房子里,四周没人,她大声喊指导员,接着又喊徐世平—跟她经常在一起的一位同志,她的妈妈正在外面给过往的部队烧水,听见她的喊声就连忙跑进来把她扶住,她惊异地问着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她妈妈把情况告诉了她。她当时伤心大哭,猛地从床上跳起来,跛着伤腿向外冲,“我要赶部队去,我要赶上她们。”“你伤好了我送你去!孩子!”妈妈忍着眼泪劝她,把她拉住,好半天她才平息下来。夜里,她妈妈看她闭上眼睛,又悄悄把门锁上—怕她带伤走了,就到外面又照顾部队去了。门外急促的脚步声,又让她激动起来,她爬去开门,门锁上了,她爬上窗口看,过往的队伍川流不息。她再也不想躺下来,于是清理东西,把衣服、被单缠在身上,穿上草鞋、袜子,把裤子结成个小包裹提上。她忍着刀绞似的疼痛,从窗口里跳出来,爬一步拖一步地赶路,手掌被尖石扎破了,膝盖大腿被尖石磨烂了,她把衣服撕破,把手掌、大腿包扎起来,继续向前爬着。夜晚,蒙蒙的月色,地下昏昏的什么也看不太清楚,她爬到一个山坡的路边,两个硬邦邦的滚滑的东西,正硌在她的伤口上,疼得她又几乎晕过去,摸着一看,原来是两颗手榴弹,有一颗是个瞎火的,她也把它背上,终于赶上了一些部队。她手爬得发酸了,瞌睡也来了,她怕部队悄悄走了自己不知道,就用稻草搓根长绳子,一头拴在腰上,另一头拴在战士们的脚上或者枪上。大伙都说:“这个小鬼真聪明!”大家用担架抬她,她怎么也不让抬,她怕把她送到医院里去更赶不上部队了。这女孩子说到这里,激动地抱着我说:“找到你们比找到妈妈还要好呀!”接着她交给我两双草鞋,说:“指导员,这是我在路上编的,交给部队!”我接过这两双草鞋,眼泪怎么也包不住了,我被这小女孩子感动了,我笑着探问了她一句:“小鬼,你为什么要这样赶我们呢?”她回答我:“指导员!我是个共青团员,我要完成我的革命任务呀!……我死要死在战场,可不能死在家里呀!……”她那乐观的话语,让我们大家都得到教育。这一夜,我们都兴奋得没合眼皮,她说呀笑呀更睡不着,第二天,她又怕要用担架来抬她,一大早就走了,远远地走在队伍的前头……

  离恩阳河不远的地方,我接到经理部的命令,要我带一排人到旺苍坝去,我们到旺苍坝,上级就把我们一排人编到妇女独立师第二团第一连里,并任命我当一连的指导员,那时师政委是张琴秋,二团团长是王伯新。 

  整个团从政委、团长直到号兵、伙夫都是剃的光头,我们戴上八角帽,打上灰布绑腿,挂上九龙袋,穿上有脚马子的草鞋,背上长枪、小马枪,走到哪里只要我们不说话,别人就看不出我们是女的来。 

  那时,敌人刘湘的几个师团追击我们,天上用飞机轰炸,沿路土匪又经常骚扰,敌人想消灭我们,打定主意要抢我们的枪支、弹药、粮食、盐包。队伍越往西走,出产盐巴就越来越少,我们把咸盐叫做“硬脚杆”,行军疲劳了,腿发软了,喝上一碗盐开水,脚杆就硬起来了。我们从北弯寺挖盐井熬出的盐巴、从苏区运来的弹药、枪支和粮食,好容易运到庙儿弯这个地方,可是敌人就在这儿炮火连天地截击我们。当时情况相当严重,师政委张琴秋同志向我们做动员,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些东西从庙儿弯运到永宁铺。她说:为了消灭敌人,我们要把脚杆硬起来,要把枪的肚子饱起来,我们不能丢一两盐,不能丢一颗子弹……接着就带我们出发了。 

  庙儿弯和永宁铺一带净是山路,又正是个多雨的季节,那天夜里下着瓢泼大雨,敌人的子弹在头上呼啸,炮火在身旁闪落,我们背起盐包、子弹箱子前进。路上,怕雨水淋湿弹药箱,我就脱下衣服把它盖住。黑黄色的泥浆像涂在路上的一层油,滑得厉害,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包一起滚下山去。于是我们想办法,让力气较大的同志先拖根长绳上山,把它拴在树上,我们拉着绳子攀上去,用盘短脚的方式,像蚂蚁搬家一样,把盐包、弹药等一点儿一点儿地搬上山顶,然后又一步一步地搬下山来。我们走着爬着,沉重的盐包把肩膀磨烂了,草鞋穿破了。有个女孩叫王学龙,压得鼻口都流血了,还不让别人换她,她用口含着尿来止住了血,继续往前赶路。有的同志实在支持不住了,像劈柴似的倒在地下爬不起来。这时有人在山头上唱起了婚姻歌:

妇女痛苦多,

包办婚姻结一个。

媒人进了门,

她说来关亲。

不能成亲说成亲,

说得凉水都点灯。

爹娘把话明:

礼钱要百文。

又说女儿菜籽命,

婚姻由父母来决定。

这样结的婚,

逼死多少人。

不是扑河就吊头,

妇女好伤心……

山头上唱起来,山脚下就和起来了,大家接着就唱:

早起就天光,

出了共产党。

自己婚姻自主张,

妇女得解放!

努力工作为革命,

革命成功我选一人。

阶级成分要贫民。

一不要大轿,

二不要喇叭,

亲自到他家……

  在树林里,在山沟里,漫山遍野都响起了歌声,什么《妇女歌》、《穷人歌》、《卖柴歌》、《革命歌》一下子都唱起来了,我们这些童养媳出身的人,唱起这些歌来,腰板硬了,腿就有劲了,倒在地下的同志猛地站起来,又背起盐包、弹药箱走起来了,翻山、越岭、过河,越走越有劲。 

  我背着枪和一包盐走着走着,头晕眼花地倒下了,我朦朦胧胧地听见抽泣声,等醒来看时,那十四岁的通信员张凤英正流着眼泪,接着她高兴地叫唤:“指导员,您可活过来了!”我望着她笑了笑说:“小鬼!我不会死的。我要死了,那就是革命成功了!”我一看我躺在担架上,便很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到了中坝了,指导员!”她回答了我,并且倒了一碗盐开水给我喝。接着说:“您真把我们吓坏了,在路上我们用针扎您的指尖您都没反应,我们以为您……”她还没说完,敌机在我们头顶上一阵呼啸,她忙伏在我身上。“轰轰”两声巨响,弹片正击中她的腰部,血糊满身,我忙从担架上撑起来把她抱住,她已不省人事了。我忍住眼泪就和一个看护员叫山娃子的一起抬副担架把她送到医院,我脱下仅有的一件破棉衣把她盖住。她稍微清醒了一下,睁开了眼睛,强作镇静地笑了笑,说:“指导员,请你放心,我要不了几天就会回来的……你还是好好休息吧!”我们刚说完这些话,敌机又扫射起来,医生催我赶快隐蔽,山娃子把她抬到树林里,不一会儿,山娃子拿两串钱给我,他指着钱说:“指导员!这是张凤英刚才给我的,她叫我到前面铺子里买点东西给您吃。她说这钱是参军时她妈妈送给她的,一直装在荷包里没用……”我接到这两张苏区的蓝色票子,眼泪像泉水般地往外涌,再也忍不住了。我想:“这个小姑娘,她为了保护我却让自己负伤,病情是这样的危急,她还想到别人的饥饿疲劳,尽自己最后的努力。”在行军当中,我时常想念这个女孩子,时常掏出那两张蓝色票子来看看,一看到这两张不平常的票子,面前的悬崖陡峭也感到是平坦路了。

  到了桂溪,妇女独立团解散了,一部分人分到医院,一部分人分到妇女学校,另一部分人分到刘华工厂。 

  有一天,省委周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接任刘华工厂厂长的职务。当时我对刘华工厂这个名称的来历也还弄不清楚,就问他,他说,刘华是个工人,领导工人暴动英勇牺牲了,我们为了纪念他,所以把工厂取这个名称。 

  刘华工厂原来有三个连,少数是残废军人,多数是妇女同志,工厂的任务是平时为部队赶制衣服鞋袜,打仗时就运粮食,抬担架,帮助部队送东西。当时筹集粮食是个很大的任务。 

  记得是到了松潘,我们过岷江索桥去背粮食,我们刚过桥去,敌机就把索桥炸毁了,胡宗南的队伍在前面堵击,火光闪闪越来越近,情况十分危急。我就喊了一声:“同志们,我们死也不能当俘虏!骑‘水母猪’过去!”这时大家就把裤子脱下来,把两只裤脚一扎,把裤腰口朝水里一捅,两只裤脚就鼓胀起来,我们就下水,骑上这个“水母猪”。负伤的同志,我们把她们放在一块门板上,板子上系根长绳子,大伙儿拼命地划,猛力地拉,当同志们刚到对岸时,敌人就追到河边,子弹把河水打得像翻滚着的开水…… 

  从卓克基到马尔康,上级又把粮食局等机关编成三个连交给我指挥。我们的任务是警戒,挖路,修桥,砍树架房子,抬担架,集中粮食等等。 

  一路上,天气越来越冷,粮食越来越少。我们抬着伤病员偶然路过一片梨园,伤员们看见树上挂着熟透的麻梨就想吃,可是又找不到老百姓—他们受反动派欺骗全跑了。我们就想办法,摘下一个梨子,就包上五百钱吊在树上。原先我们吃粗食,细粮分给伤员们吃。可是到现在什么粮食也没有多少了,我们只好采野菜吃。那时,山上的野毛芽,河边的野韭菜,指甲菜,苦麻菜,灰苋菜,石巴叶,榆树皮,葛根,野麻根,翠子根,熊树根等都是我们的粮食。我们把熊树根挖回,用棍子敲,锅烤,磨推,箩筛,在锅里煮得跟藕粉一样,然后给伤员们吃,我们就吃苦菜。 

  到了大藏寺,伤员剧增,这时的气候很恶劣了,雪里夹着冰雹往下落。寒冷是个问题,粮食更成问题,但我们要把伤病员照顾好,首先保证他们有饭吃。怎么办?田里的青稞和蚕豆被雪和冰雹掩埋了,大部分藏民跑了。为了稳妥,我们第一步先进行调查,决定到地主的地里找粮食,若是地主的青稞、蚕豆就动手收割。 

  下地了,没镰刀有的用剪子,没剪子的就干脆用手挖,把青稞和蚕豆从雪块里弄出来。又过河又趟水,同志们穿着结了冰的裤子,脱下来装青稞。大多数同志冰刺久了就没来月经了,即或来了,也是牛耳朵大黄叶子,烂鞋帮子或者索性就是一把树叶子等来代替月经布。腿擦烂了,裤染红了,手冻裂了,可是谁也顾不了那么多,大家只有一颗心,筹备粮食,准备过草地。 

  在雪地里找粮食非常困难,看着大家用手搬着冰块,剥着蚕豆,搓着青稞,雪地上血迹斑斑,很是心疼。我叫她们把手伸给我看,她们却把手往背后给藏起来,我明白她们的手指头已经都破了,命令换一班人来,可是她们却强求说:“我们这班的手指头已经挖破了就算了,让她们留下个好指头吧!”我的命令无效,她们怎么也不肯换班,大家还在猜谜呀,唱歌呀,讲笑话呀,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傍晚,每个人装满一裤子青稞挂在颈子上,有的背在背上。此外,每个人又都挂上一捆柴,哈哈大笑地回来了。夜里,我们燃起柴来做灯,把青稞放在火上烧,没有被盖,就睡在这火烤热了的地上,我们管这叫做“睡炕火觉”。 

  粮食算是弄了些回来了,青稞煮熟了,可是这青稞没磨子无法磨碎,有很多伤员咽不下,我们只好用嘴嚼细再吐到茶缸里煮,煮熟了后用匙喂给伤员吃,我们就喝点清水……伤员都感动得流泪,他们拉着我们的手说:“亲姐姐,亲妹妹,我们一定要养好伤,上战场去杀敌,来报答你们……” 

  虽然遇有这么多困难,但就要和中央红军会合了,这一天就要到了大家都异常兴奋。 

(整理 方振益  来源:解放军出版社  2007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