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吴女名集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吴志刚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12/23 16:00:20  文章录入:吴志刚  责任编辑:gohwu
 

 

15吴道英1918.2-    )  湖北襄樊市人,19396月参加革命。1940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豫鄂边区党委十月剧团孩子队副队长、新四军第五司令部机要科科员。1946年化装到山东临沂,后任新四军军部机要科科员,胶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科长,华东局机要处股长。解放后曾任山东分局机要处副科长,上海局机要处副科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基建总处干部科副科长、科长,技术部政治处组织科长,基建总处办公室主任,广播局党委委员等职。198312月离休。

(《中原女战士》)

附文:

我是个幸福的小兵

吴道英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的同志送给我一本由他们编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月榴花照眼明》。这本书是安娥女士1940年陪同国际友人、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访问鄂豫边区的采访纪实。它真实地记录了五十多年前我们在敌后抗战的斗争生活。

翻开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一张是我们宣传队(即童宣队)的合影,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一张张面孔仍是那么亲切、熟悉,显得那么神气!书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1940115日安娥和史沫特莱到宣传队讲话,和孩子们接触的情况。在记述121日活动的文字中,还有这么一小段:“童宣队在我们前边。一个孩子病了,睡在门板上,两个战士抬着。另一个是昨晚舞跳得最好那个女孩,正在打摆子,一个战士背着她,隔着大衣还看见她在发抖。”

读着记叙当年的行行文字,我心情无比激动。感谢安娥女士用她如椽的大笔,勾画了中原敌后抗战的烽火;记录了当年我们那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在党的怀抱中战斗成长的生活;尤其是记录了当年的我--那个正打着摆子、隔着大衣发抖的女孩的“窘状”。时隔半个多世纪,当年的孩子,已成为花发老太,然而那一段少年时期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一)

我的家在湖北襄阳。1938年,日寇逼近武汉。襄阳局势也骤然紧张,学校被迫停课,11岁的我辍学在家。邻居李德新二姐平时很喜欢我,失学后我就常到她家去玩。她当时正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就给我讲一些抗日的道理,告诉我要想上学,就必须赶走日寇,拯救中国,并让我跟她一道去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我听了她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便耐心说服一家人,一度与她一道到了妇女工作团。在那里,我认识了好多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对我都很关心,教我如何做抗日救亡工作,教我唱《救亡进行曲》、《上前线》等抗日歌曲,并将写好的稿子给我,让我在群众大会上宣讲。从此,我就加入了这个战斗的集体,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来我逐渐懂得,这些关心和爱护我的大哥哥、大姐姐,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其中张执一、曹获秋等还是党的特委领导人。

1939年初夏,日寇逼近襄樊,大家都忙着往后方撤退。李二姐也准备走,她问我是回家还是跟大家一道走。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这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二姐带了我、任重等共六人一行撤到了均县,不久又辗转前往河南竹沟。当时交通不便,大家身上又没钱,只得每天步行,这可难坏了我这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大家很体谅我,不时地给我讲故事、说笑话。进入河南地境后,又给我讲抗日英雄“王老汉”(即王国华老人)的故事,鼓励我克服困难,与他们一同去打日本。我虽然勇气十足,但毕竟年幼,有时实在走不动,就急得哭起来。这时,一行人中唯一的大哥田润民就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不要哭了,背你走一段吧!”就这样,五、六天过去了,我们便到达了被称作“小延安”的河南确山竹沟镇。因此,可以说是田润民大哥哥把我背进了革命阵营。他已于1942年牺牲在天汉湖区,但他当年的形象却留在我心里,我永远怀念他。

竹沟镇仿佛是另一重新天地。这里和家乡大不一样,军人和百姓亲如一家,镇头镇尾到处都是动员抗日的标语。我们这些孩子,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鬼”,都夸我们人小志气大。我喜欢这个环境。休息了几天后,组织上给我们分配了工作,我和一起前来的任重年龄小,被分配到留守处宣传队。队里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个个朝气蓬勃、好学上进,谁也不甘落后。我们这些幸福的小兵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党组织对宣传队的孩子们,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关怀备至,严格要求,精心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严格的制度,大家认真学文化、学本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不少抗日歌曲,能跳舞,会演小型话剧等,常常为部队汇报演出。与此同时,组织上还不断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高我们对党的认识,增强抗日救亡的觉悟。由于我们思想单纯,积极上进,热爱真理,勤奋好学,大家进步都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队里便发展了近十名共产党员,我也是其中之一。

(二)

193910月,部队离开竹沟到湖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宣传队随朱理治政委带领的机关行军。有时白天,有时晚上,一走就是几十里、上百里。我们每人背着个小背包,走着走着背包就被年长的同志抢去背上,或是首长让驼在他自己的马背上。一到宿营地,年长的同志便弄来稻草,帮我们打好地铺,烧好热水让我们洗脚再睡。行军时,宣传队总是跟在首长后边。首长看到孩子们太累,坚持把马让给我们骑。我胆小,一人不敢骑,方正平主任就让我坐在他身后。1940年元月21日,就是安娥女士所记的那一天,日寇“扫荡”我们纵队司政机关,部队白天就要转移。我正打摆子发高烧,宣传队队长胡璇同、指导员程里不同意把我放到老乡家里。大家正急着想办法,宣传科的马焰、余海涵二位同志来了。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俩无论怎样也要把她背到目的地。”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啊!雨雪不断地下着,山路泥泞,一走一滑,即便是空手走路都很困难,何况背着好几十斤重的我!他俩轮流换着,一段又一段,几十里山路,没让我下地走一步。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我看见他俩头冒热气,身上溅满了泥泞,浑身被雪水和汗水湿透了。我不禁热泪盈眶。多么好的同志啊!多么珍贵的革命情谊!

回忆这段少年时期的生活,我感到自己真幸福!安娥女士当年对我们的勉励之词,在我耳际回响:“树是要栽培的,铁是要锻打的,人是要磨练的,孩子是要教育的。”现在的孩子们读到这段话,会有什么感想呢?!

(《中原女战士》吴道英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