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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太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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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侯夨簋
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为康王时宜（或释俎）侯夨所作的祭器。1954年于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圆形，鼓腹，四兽耳，高圈足 ，有四扉棱。腹饰圆涡纹及夔纹，圈足饰夔纹。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0余字，记述周康王改封夨于宜地为宜侯， 同时赏赐祭祀用的香酒、代表征伐权力的弓矢及宅邑、土地和奴隶之事，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重要史料。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这位“宜侯夨”就是周章，簋内底部有126字的铭文，记载了周康王封夨为宜侯并赏赐器物、土地、奴隶等之事。“宜侯”即吴侯（宜、虞、吴，古音相近）——此据郭沫若、唐兰考证（也有不同意见）。该青铜器年代是西周早期。
郭沫若、唐兰二先生的考证，认为夨就是周章，也有人认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还提及由于赏赐的级别很高，甚至超过了后来为周室立大功而被封诸侯伯长的晋文公，说明被封者身份很高（王室近族）。由于考据繁冗，恕不多叙。如果感兴趣，可参见：
《中原文物》 1999 第4期 《宜侯夨簋及其相关的历史问题》 王永波
《文物》 1985 第7期 《宜侯夨簋与吴国》 李学勤
（还有更早的，郭沫若、唐兰的，可惜找不到。）
在春秋三传的记录中，周在淮河以东以南的地方并没有转封的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补了这个缺失，也就是说，曾经有周人转封于长江下游，但是在西周末年东夷的打击之下被摧毁，例如武王之穆中曾有所谓‘邗晋应韩’，其地应该在两淮间的邗沟附近，也不见左传记录，可能也应该已经亡于东夷，所谓诗云：四方姗姗。。。。，因此吴人也完全可能是宜侯之国瓦解与土著文明的后裔。
所谓“宜侯是改封而不是原封，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宜侯是太伯的後人”则不然，首先大伯无后，一直用虞仲之后代表出走之族。那么只要证明吴是虞仲之后就可以了。
然后看看宜侯簋铭文内容：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迁?侯於宜。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十〕又七裏。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中间许多字锈坏，但是从可辨别的字来看，这是康王时器，系康王在审视了东国之地图之后，又把虞候转封在宜。参照周公子转封在鲁，那么同样有可能虞公子转封，并保持虞的称号，因此作器的供奉对象是虞侯之父虞公。由于转再宜地，因此改称宜侯，犹康侯改封在卫而称卫侯，叔虞封在唐而称唐侯也。因此宜侯与虞仲的关系很明确。是宗子转封外地的关系。那么如果吴人想声称自己是虞仲之后，则这种说法的基础就是吴人与宜侯有关系。当是宜国亡国而建立与当地文明结合的吴。
关键就在铭中的虞字上。这个字锈得几乎看不见了，有人说是虞字，有人说是虎字。说虞字的人占多数，因为虞国和吴国在文献记载中是有关系的。但这不是论证的办法，想当然常常造成牵强附会。其实，今天用高科技方法是有可能分辨出究竟是虞字还是虎字的，但就我所知，还没有人研究过。
《宜侯夨簋》研究概况
凭记忆写了二条《宜侯夨簋》的跟帖，回来复习了硬盘上的读书笔记，发现其中一条严重失实。本帖更正错误，并介绍更多资料，以供大家参考。本帖内容主要来自三篇文章：张敏《宜侯夨簋轶事》《东南文化》（南京博物院编）2000年4期88－93页；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岀版社1992年2－25页；王卫平《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俎侯矢（当为夨，但原文如此）簋的争论》《文博》2001年5期51－53页。
甲、岀土和修复
1954年6月，《宜侯夨簋》岀土于江苏省丹徒县烟墩山。1984年，《宜侯夨簋轶事》一文的作者张敏访问了该器的发现者，丹徒县绍隆寺的福贵老和尚。据福贵回忆，54年他还俗在家（後来政策改变，又再次岀家），在村长聂长保家打工，在一块坡地上翻土时，掘岀了一批青铜器。他的发现引发村民的围观，纷纷议论是否是金器。聂长保的儿子为了检验质地，随便检岀了一件，一锄头打得粉碎，他打碎的恰恰就是这批青铜器中唯一有铭的《宜侯夨簋》。现存的《宜侯夨簋》是用碎片缀合的，接缝处的铭文难于辨认，更严重的是碎片没有全部回收，丢失了不少铭文。这是对《宜侯夨簋》的第一次伤害。下聂村发现古物的消息上报後，上级来人进一步发掘清理，後来以江苏省文管会的名义写成简报《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岀土的古代青铜器》，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上。简报说，在烟墩山麓共发掘了三座古墓，得大型青铜器十二件，包括五座青铜鼎和《宜侯夨簋》，另得数目不等的小铜器、瓷器和石器。张敏猜测，简报所谓的三墓实际上是一墓，一墓五鼎，墓主的身份当是诸侯，可能就是宜侯。如此猜测属实，则《宜侯夨簋》就不是从外地流入的。但这是30年後的分析，若无过硬证据，不可能改变简报上共发掘了三座古墓的原始记录。清理烟墩山古墓时的缺失，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在修复《宜侯夨簋》时，工作人员在簋腹的四个耳形装饰物下各挂上一个铜珥。展岀期间，某专家指岀耳下不该有珥，才又把四个铜珥摘去。这四个铜珥是那里来的？在缀合簋体的有铭部分时，是否也拼入了无关的碎片？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非专业修复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三次伤害。
乙、铭文隷定的分歧
《宜侯夨簋》有铭文十二行，因簋体残缺，总字数无从准确计数，估计约在120－130字之间。其中，两个关键的地名，金文的隷定岀现了严重的分歧。
虔和虞。铭中有一个字，上半部可隷定为虍，下半部因锈蚀难以准确隷定。起初各家皆隶定下半部为文，从虍从文，故为“虔”字。我在前帖中，错记为“虎”字，特此更正。1956年，郭沫若在该年《考古学报》的第1期上发表了《夨簋（原文是簋的异体字）铭考释》一文，首次隷定此字为“虞”字。该杂志同年第2期发表了唐兰的《宜侯夨簋考释》，支持郭沫若的隷定，指岀此字从虍从夨而不从文，从虍从夨是虞字的早期写法。唐兰并读“虞”为“吴”，把虞与《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的太伯、仲雍建立的吴联系在一起，主张铭中的虞侯夨就是吴国的君主周章。唐兰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但不乏异议。马承源同意此字从虍从夨，却不同意隷作虞。黄盛璋同意隷作虞，却不同意读作吴。
宜和俎。今天许多研究者隷作“宜”字的金文，在铭中共岀现了五次，对该字的结构，各家皆无异议，但隷定为什么字，诸说纷纭。郭沫若、陈梦家、杨向奎、李学勤、马承源、黄盛璋、董楚平隷定为“宜”字；徐中舒、陈邦福、陈直、沈长云、王晖隷定为“俎”字；唐兰先隷定为“宜”字，後支持“俎”字；岑仲逸隷定为“胙”字；谭戒甫隷定为“柤”字。于省吾、容庚、商承祚认为宜、俎两字古代相通；于豪亮、董楚平主张两字自古不同。董楚平强调，许慎《说文解字》分宜、俎为二字是正确的，宜字古在歌部，依《说文解字》为“多省声”，《诗经》中多次岀现，与河、加、左、罗、峨、沙、嘉、何等字叶韵，而俎字古在鱼部，读若“阻”，从音韵学考虑，宜、俎是两个不同的字。因隷定不同，且至今没有取得共识，文献中这件青铜器两个名字并存：《宜侯夨簋》和《俎侯夨簋》。《宜侯夨簋》研究概况
丙、虞、宜地望的分歧
多数研究者认为铭中之虞为北虞，依《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大阳县：“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河东大阳县即今山西省平陆县。但唐兰、李学勤认为铭中所记的从虞迁宜是近距离的在吴国境内的迁徙，虞当读做吴，即《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的武王封仲雍之後周章之吴国，在南方某地，不是北方河东之北虞。
宜的地望的分歧极大。郭沫若、唐兰、杨尚奎、李学勤认为宜在周章所封的吴国境内，即《宜侯夨簋》岀土处今丹徒县附近。马承源、黄盛璋、陈邦福、刘建国反对宜为丹徒说。马承源说：“宜，国名，商未有宜子鼎，宜侯所封疑即此地。或以为此簋岀土的地点丹徒即宜侯的封地，实无证。古宜有数处，确切地望待考”。黄盛璋、陈邦福、刘建国认为宜在中原地区洛邑附近。黄盛璋更具体指岀宜即今河南省的宜阳县（洛阳市东边的一个属县），他认为：“西周早期有徐和淮夷横亘于黄河与长江之间，长江下游丹徒一带非西周势力所能达到，以此地分割虞侯夨是无法想象的”。刘建国从墓葬类型反对宜在丹徒说：“丹徒及其附近地区，在西周时期盛行独具特色的土墩墓和土坑（浅）墓”、“类似中原周制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在丹徒及其附近，甚至在整个江南地区，迄今始终未有发现”。
岑仲逸释此字（宜字）为胙，定其地望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三十五里，即古胙国所在地。谭戒甫释此字为柤，认为康王征东国有“眉微”和“柤”，两地邻近；眉微在今微山湖一带，柤当离之不远；《左传》襄十年，晋、鲁、吴会盟于柤口，柤地处今江苏省邳县和沐阳县中间。王晖支持谭戒甫之说，并更具体地指岀柤在今邳县北略偏西之“加口”或“伽口”。
丁、小结
对《宜侯夨簋》的研究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其一，以黄盛璋的观点为代表。宜不在丹徒或其附近地区，《宜侯夨簋》不是吴器，而是从其它地方，比如中原流入的，因此和南吴无关。
其二，以唐兰的观点为代表。宜在丹徒或其附近地区，虞指南吴。《宜侯夨簋》的岀土证明《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的记载大致是准确的，即太王时期，太伯、仲雍南奔建立吴国，武王灭商後，封仲雍後人周章于吴，又封周章之弟于北虞，北虞是在武王朝从南吴分封岀去的，《宜侯夨簋》记载的则是康王时迁南吴于宜之事。
其三，以刘启益的观点为代表。刘启益研究了1973年陕西省陇县曹家湾岀土的商末周初的夨国铜器後，认为夨即吴，吴、虞又相通，太伯、仲雍所奔在岐山之西，与周相距不远。武王灭商後，改封仲雍的後人虞仲于河东，即今山西省平陆县，是为北虞。而《宜侯夨簋》所反映的是康王时迁封虞侯夨到宜即今丹徒附近的史实。并提岀，句吴是虞侯夨的子孙建立的，虞侯夨是句吴的第一代祖先。
比如这个《宜侯夨簋》，我觉得几家的解释都没有足够的逻辑支撑。
“夨即吴，吴、虞又相通”
“夨即吴”是蒙的，说好听点是猜，冠冕一点叫“训”；
“吴、虞又相通”，请问这个在现存典籍中有例证否？如果吴、虞根本就是一个字，那么吴、虞岂不是成了一个国家？人为地生造出“南虞虞”、“北虞”，只不过为了自圆其说，典籍中也没有例证支持。而且，根据惯例，如果以南北来表示区别，是不存在什么通假字的，比如《左传》里的燕和北燕。
总之，以后世学者的认识水平，很多考古资料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所谓大家得出的结论，特别是他信誓旦旦的结论，尤其不可给予太多的信任。
关于夨、吴、虞古代相通的证据，金文中有。
夨、吴相通：吴器《吴王光囗(走字加亘)戈》的吴字省口，和夨字几乎全同。
虞、吴相通：西周恭王时器《师酉簋》铭：“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格吴大庙”，清人阮元首先读此吴为虞，说：“古籍周王无适吴事，此吴古虞字也”。北虞传世器尚有《吴姬匜》、《吴尨父簋》、《伯頵父鼎》，铭中之虞皆写作吴。另，《石鼓文》中的“吴人邻亟”之吴亦指北虞。另，《汉书地理志》称“北虞”为“北吴”。
另外，董楚平还有宜、吴声转的说法：“宋为商之声转，卫之名由于豕韦。宜古歌部，吴古鱼部，歌鱼古可通转，宜是吴的初名”。看书时一看到古声通转我就头大。
烟墩山遗址（地点在镇江大港化工区金东纸业的西大门之北）
烟墩山，位于长江之滨，相传古代曾于此山设烽火台，故而得名。该山又名四墩山，山上原有土墩四座，经考古发掘，确定两墩为土墩墓葬，另两墩早年被夷平。一九五四年六月，大港村民聂长保于山上翻地时，掘得古代铜器十二件，后上交江苏省文化、文物管理部门。同年十月，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邀请南京博物院、华东文物工作队组成调查小组，对出土铜器地点进行勘查和考古发掘，又掘得铜鼎、车马器、玉和原始瓷豆等。这组铜器中，最为出名的一件为“宜侯夨簋”，上有铭文一百二十余字，记载了周王改封"夨"为“宜”侯的经过。郭沫若、唐兰等专家认为：“宜”地望即今丹徒一带。一九八四年，在“宜侯夨”墓南下方七十米处，南京博物院和镇江博物馆联合发掘了另一座土墩墓，出土陶瓷器及骨制品三十六件。经考证，两墓时代均为西周早期。烟墩山土墩墓的发掘，特别是“宜侯夨簋”的出土，复活了古书上所记载的吴国史料，为西周初年井田制和奴隶制之佐证，证明镇江有三千年的悠久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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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27 21: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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