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用户】
OK |
|
|
为维护此网
个人觉得涉及国内政界人物以此年份（1976）为界较适宜。
以下均是取自国内正式刊物
吴德
1976年天安门事件高层决策 内幕
1976年时任北京市负责人的吴德在最新出版的《百年潮》第2期上回忆了当年高层对于1976年天安门事件决策的内幕，现摘录如下：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总理逝世。“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看热闹的人很多，也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会议继续，12点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分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
今日吴桂贤 （吴桂贤在1976年之后就不是政界人物了，哈哈，提到了也不算过界吧）
吴桂贤，1938年出生，河南人，1951年进西安国棉七厂当工人，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五好工人”。1963年，担任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1969年，当选中央委员；1973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四届人大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重新回厂工作，1981年，担任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8年，就职于深圳对外贸易集团公司。
纺织工
吴桂贤童年时因家乡遭灾逃荒到陕西，后到国棉七厂当工人。据说她们一帮苦孩子到厂的当天晚上，还惹出了一段笑话。晚上她们在新女工宿舍住下后，心情非常激动，大家说呀，跳呀，唱呀，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夜，后来实在累了就上床睡觉。在这之前，她们谁也没用过电灯，怎么弄也弄不灭，姐妹几个轮流用嘴吹，吹得个个精疲力尽，满头大汗，灯泡仍没吹灭，后来有人私下戏笑她们：“乡下娃，吹灯泡，一夜没睡觉。”再后来吴桂贤被分到全国有名的赵梦桃小组当工人，从此，开始了她人生的辉煌阶段。
吴桂贤为人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她决心像赵梦桃一样，创一流工作成绩，她一心扑在工作上，保持和发展了赵梦桃的事业和精神，成为先进模范人物，多次参加陕西和全国的劳模大会，她的名字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全国扬传。
副总理
到中央工作后，她的工资没变，从1973年到1977年，她的工资一直是67.2元。中央办公厅每天给基层上来的人补助1元伙食费。到北京的头一个月，伙食费花了60多元，她吓了一跳，只好对炊事员说实话，叫他们降低标准。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喝龙井茶，每次收费3角，月终算。因为会议太多，茶费就很可观。她因经济拮据，就推说不爱喝茶，算是节省了一笔开支。在她的住处，中央办公厅配备了20英寸彩电，进口冰箱，华生牌电扇，她认为蛮好的，当时甚至觉得有些奢侈。这些东西在她重新回基层时，全部上缴给办公厅。
在国务院她具体分管卫生部、妇联、青年团、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这几个部门数卫生部长刘湘屏最难处（她的爱人是谢富治），根本不把吴放在眼里。上任不久，吴让她把毛主席、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全部指示整理一份。过了很长时间，她把材料送来了，但竟当面对吴说，这是机密件，让吴看完后把材料退她。这个材料吴没有退她，从北京回来时，其它文件和材料都清退了，唯独这份材料带了回来。
回基层
粉碎“四人帮”后，吴桂贤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9月，即十一大刚结束，吴桂贤向中共中央要求回陕西基层工作，得到了批准。1977年国庆前夕，吴桂贤即将告别工作了四年多的国务院和部分老领导，李先念接了电话后又热情地去找她，细细叮嘱：“你和他们(指造反起家的人)不一样，你是个老工人，可千万不要跌倒爬不起来啊！”
1977年9月28日回咸阳的当天早晨，她就戴上了工作帽，系着白围腰，来到车间机台，恢复了十年前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她顶班劳动，努力完成每日的劳动定额，老姐妹们亲切地叫她“桂贤”，中年人称她“吴大姐”，小青年喊她“吴师傅”。诚实的劳动，又使她找到真正的人生价值。1981年6月，吴桂贤被任命为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吴桂贤为国棉一厂“老机改造”、订购纺织机械，奔波于北京、天津、太原、青岛等地，为发展横向联合，她又随厂长到深圳、珠海、海口等地学习、考察。厂里的同志和亲戚朋友来看她，都埋怨她这么大年纪不该往外跑，吴桂贤说：“能为振兴一厂办成一件事，苦点累点，可我心里高兴。”
闯深圳
吴桂贤是1988年前往深圳的。那时深圳要与港人合作办一家纺织企业，便看中了这位有名望，且是纺织行业行家里手的吴桂贤。深圳市委和市经委多次来人动员吴南下，当时吴桂贤十分为难，去吧，怕人说“吴桂贤赶潮下海”，去为资本家干活，或者又想升官发财，出人头地；不去吧，人家诚心诚意，又是一个干一番事业的好机会，吴桂贤的爱人支持吴到南方去创业。就这样，吴桂贤带着家人去了深圳。
吴桂贤就职的单位是深圳对外贸易集团公司。家大业大摊子多，吴桂贤一到，就被派往公司与香港合资的纺织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参与公司的筹建和开业。新创一个企业谈何容易，筹钱用物虽然不容易，但最难的是科技人才和技术力量。纺织工业在沿海一直比较薄弱，像深圳这种新兴城市，更没什么基础，可能正是这一因素，深圳才不惜代价把吴桂贤请出山，吴桂贤不辱使命，“杀”回陕西，请纺织行业的同事、熟人帮忙。陕西各纺织行业的老板慷慨大度，鼎力相助，让吴桂贤随心而选，随意而挑。吴桂贤也不客气，在陕西几家纺织、印染行业挑选了一批强兵勇将，她想，当时不是说感激话的时候，只有回深圳把事情办好，为国家多创收，多收益，把企业办成深圳一流企业，才对得起陕西的同仁和深圳各位领导，才对得起国家。
有这种想法，并鼓着全身的劲在拼，企业在纺织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建成后年创汇300万美元，不但成为深圳的创税大户，也被深圳推荐为代表，参加全国的创税大户代表会。
后记
吴桂贤在企业出名红火之际，她却要激流勇退，要求回到贸易公司机关工作。许多人说她傻，在公司当大老板，一切自己说了算，又是合资企业，出国、办事都十分方便优越，在企业一呼百应，容易干出成绩，也容易被上边看重。公司也极力挽留，许诺年薪可给好几万。吴桂贤还是婉言谢绝了，后来她对知己人说：深圳的企业，效益外流严重。中方管供应、生产，而赚钱的销售却掌握在外资一方，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在外卖多少钱，也不知道赚多少钱，经常还出现货供出资金难收回的情况，常常吃哑吧亏，任人宰割。原来她要回贸易公司，透露了另一个心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有跟党干心里踏实，精神才会充实愉快。
摘自《关东作家》逄东编著
|
| |
|
|
|
|
|
|
会员区*发表文章
主题： 
：2004/3/11 12:39:45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