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源流实录》

在康熙丙午（1666年）世谱第四修时，收录了一篇《源流实录》的文章，其中明确指出高益公父亲、祖父、曾祖父依次为济三、得玉和仲高。四修谱曾说明此文章为清二公所撰，清二公为高益公次子，字惟白。

过了44年后到世谱五修时，《源流实录》被削去不載，理由是该文证据不足，错误太多，不能把别人的祖宗当成自己的祖宗，但文章的被删引起许多族人不满，认为五修是灭祖。

四修、五修，一载一削，产生此公案缘由何在？现在看来，关键是四、五修之间没有能勾通，世谱四修由东分四房十二世尔玉公纂修，完成于康熙丙午年（1666年），到五修时尔玉公已经去世20多年，所以关于《源流实录》当初被收录的详情已经无从知晓。

四修是雪堰吴氏世谱一次开创性的续修，在前三修的基础上，增加了图和传记。四修邀请了地方名儒鲁桐声（鲁钊）先生加盟纂修。传记从一世高益公始至十二世，时间跨越三百多年，其中由桐声先生执笔的有男八十五篇、女十四篇，尔玉公撰有一篇。这些传记成为雪堰吴氏的早期人物的宝贵历史资料，尤其关于始祖高益公丁未春毁屋为筏，飘湖迁徙的事迹，没有这些记载，后人则无从考证。四修在收集跨越300年的资料方面肯定作出了很大努力，由尔玉公、鲁桐声先生两人主持的四修为雪堰吴氏的历史传承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续修。

主四修的尔玉公是个非常严谨的人，学识渊博，为顺治丁酉（1657年）科举人，当初登载《源流实录》一定经过慎重考核，不会贸然处置。

那当初创谱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源流实录》？世谱从创谱到六修，基本都是由一人完成。其中一到三修很简单，只有世系，没有传记。到四修时为了给一些重要的人物写传，须动员族人回忆往事，收集文墨资料，也许惟白公的后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了《源流实录》而供修谱之用。惟白公后人兴旺，人口众多，《源流实录》经历了十多代人的转辗收藏，历经三百年后才被发现也有可能，遗憾的是四修家谱早已失传，有关说明已无从考证。

惟白公有没有写《源流实录》的可能？据谱载惟白公“讳清二，字惟白，兄弟三人，公居其仲。伟岸出众，卓然自立，尚志敦朴，制行端方。雪堰之繁昌者，皆公之子孙也。”又说惟白公“业儒”，是个读书人。二世兄弟三人中，唯惟白公有传。惟白公徙居雪堰时已成家，对于祖上的事情应该有所了解。到了异地以后，随着家人的增多和自己年龄的增大，写下一篇家传留给后人亦有可能。

另一种可能是《源流实录》在苏州山塘时即已存在，高益公之祖父得玉公为太学生，曾祖父仲高公登宋咸淳进士，关于仲高公的记载尤为详情，故源流文章也可能由上代人传至惟白公，最后被惟白公后人所收藏并发现。

雪堰吴氏世谱修订非常严谨，在五修时由于无从考证源流文章的真伪而删除，亦情有可原，但如果把文章留着作为供后人参考和考证之用，也许更为合理一些。所以到了世谱第十一修时《源流实录》仍被收录在第十四册卷二十二中，后面加了个识语：“丙午旧谱載此，以为清二公所撰，不知何据？且所据世系亦多乖谬可疑者。庚寅谱稿削去不載，其识甚高，而俗论哗然，诋为灭祖，不知，谓他人父，昔贤所讥，今故附录，以俟博览考信焉耳。”十一修此举甚为明智，为此后的寻祖访源铺平了道路。

吴稚晖先生的寻祖之路

世谱第十一修完成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稚晖先生是年69岁，已是民国要人，但仍参加族谱的续修一事，而且几赴苏州，希望能找到高益公祖上踪迹。对苏州之行，稚晖先生写道：“…物是而人非，不胜其惆怅，初意欲得山塘吴氏谱牒，或可追迹高益公之先，今则十一修急待杀青，此愿不能即偿，后人或能辗转追求，竟有意外之获，则五百年事原不必遂无证也。”

到了1935年2月，时任中委的吴稚晖先生又特意到苏州“访晤故旧，探询家谱”，据《吴稚晖自认苏州人》一文记载：“据吴氏谈：余本苏人，世居山塘虎丘附近，迨三世祖（应为四世祖，仲高公为徙苏州始祖，传至高益公已四世。）迁居无锡雪堰桥，曾于去春来苏，至山塘访问，已无亲属存在，又寻觅家谱，颇为难得，前承君（指该文作者曹震曾先生）向吴介生先生借家谱查阅，事无端倪，此次来苏，拟托友人及君，代为访寻，俾获悉宗族，其他并无任务。”从这则记录来看，上世纪三十年代，稚晖先生至少有两次特意来到苏州“寻根”，意图探寻祖先在虎丘时期的踪迹。

稚晖先生在世谱十一修中留有大量的文字，其中有传记也有识语，其敬缅先祖拳拳之心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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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5（农历庚寅年十二月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