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蜕变，显出其强盗的一面，不得人心，并且囚禁吴三桂的父亲，吴三桂不得不于四月四日发出与父诀别的信，在山海关“传檄远近”，公开宣布“讨贼”，号召和动员人们同他一起抗击大顺军，向各处散发告示，写道： 　　

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殒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衿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所过地方，俱接应粮草，务期罄捣巢穴，纤介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明季北略》，卷20，374页。　　

同时，他加紧募兵备战，布置山海关的防务。召集溃散的士兵及唐通的部分降兵约二万人（《三垣笔纪》，232页，载三桂“募兵7千”；《甲申传信录》，卷8，114页，载三桂“共收兵1800人”。《庭闻录》，卷1，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加上原来的3万兵马，合计约5万。　　

四月九日，李自成见到从山海关返回的使臣和三桂诀父的信，此后，每天都有一次、多至四次快马飞报三桂募兵声言“规复京师”的消息，他更是心烦意乱（《国榷》，卷101，6070页。）。他的重要谋臣李岩提出四项主张，其中一项主张是：“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贡，与国咸休，则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力主政治解决，不宜派兵攻打。自成看了他的奏疏，很生气，拒绝了他的劝告（《流寇志》，卷11，183页。）。牛金星劝李自成道：“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劝，编师往击，未晚也。”（《谀闻续笔》，卷1。）宋献策道：“皇爷（指自成）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东明闻见录》。）李自成却独断地以为：已占领北京定大局，“天命”归己，只需再派一支部队去山海关，便可马到成功，一举擒拿三桂（《小腆纪年附考》，卷5。《流寇志》，卷11，183页。）。“诸伪将耽乐，殊无斗志”（《小腆纪年附考》，卷5。）。于是，“仓皇无定”（《流寇志》，卷11，183页。）。　　

四月十二日，自成招集群臣再议东征吴三桂，“刘宗敏等逡巡未应”，自成无法，决定“亲行”（《流寇志》，卷12，158页。）。他授张若麒（明降臣）为“兵政府尚书”，并随他到刘宗敏等诸帅处敦促出征（《流寇志》，卷12，158页。）。当天，即十二日晚，勋戚大臣、锦衣卫堂上官、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吴遵周、永宁伯王长锡、平江伯陈治、都督袁祐、周铭、周铎、周铉等共60余名明朝大员被斩于西华门外（《甲申核真略》，32页。）。 “中吉营”拷讯的明官员彭琯、李逢甲、申济芳等53人被全部绞死，尚未处决的原明诸官员全集中于刘宗敏处，“纍纍坐路侧，按籍次第杀之。”到二更时，才停止杀戮，其余的人被释放（《流寇志》，卷12，185~186页。）。连李自成的谋士宋献策也私下对人说：“我主马上天子，惜其杀戮太过，益造祸耳。尚有三年富贵，过此，恐予术未必验也。”此话一传，“贼心益摇”（《流寇志》，卷11，184页。）。　　

十三日，天刚亮，李自成亲率马步兵六万正式出征（程源《孤臣纪哭》、《四王合传》、《明史纪事本末》、《罪惟录》、《石匮书后集》等记为6万。《流寇志》记5万，声言10万；《吴三桂纪略》记“发兵10万，号30万”；《定思小记》记10万、《遇变纪略》记10万。）。加上派往山海关的唐通、白广恩余部2.3万人，总计近10万人。在刘宗敏、李过等一批将领的簇拥下，他亲率精兵七千先出东长安门，“擎刀牵马，列长安街”，出正阳门，留守京师的牛金星、宋企郊等官员送至金水桥。随行的还有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亲吴襄（作为人质，各骑一匹马。），许多百姓跑到东西长安街上观看。一路经通州，至密云，过永平，浩浩荡荡，朝山海关进发。　　

此时的清兵在干什么？　　

三月中旬，清朝就已获知明放弃宁远进关的军情，判断明朝面临从未有过的危机，时刻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并“下令修整军器”，储备粮饷、马匹，定于四月初“大举进讨”明朝（《清世祖实录》，卷3，21~22页。）。大约在三月末至四月初李自成率百万大军于三月十九日攻入京师的消息传到沈阳。多尔衮闻讯召集各位谋臣（包括刚到盖州（辽宁盖县）汤泉养病的重要谋臣汉官范文程）紧急议事。范文程言：“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旦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卹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又说：如果国家只想留居关东，不图大进，那就“攻掠兼施”；如想统一全国，“非安百姓不可”（《碑传集》第3册，李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四月四日范文程的奏疏道：　　

乃者有明，流氛踞于西土，水路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此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承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离丧乱荼毒已极，黔首先依，思泽念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今明朝受病已深，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夫明之劲敌，惟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往者弃遵化而屠永平，我兵两次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无大志，所为者金帛女子耳，纵来归顺，亦不久留，其不服者容或有之。彼时得其城而屠之，理也，其何敢以谏？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清世祖实录》，卷4、《碑传集》、《八旗通志》等。三种记述略有出入，世祖实录稿本四册，封面题“二次本”所记更接近原文。）　　

四月七日，清兵举行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征；八日，七岁的顺治皇帝驾临笃恭殿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从事”，又赐给黄伞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赐给其他随征将领也都按军级衣服、鞍马等物（《清世祖实录》，卷4，7~9页。参见李《沈馆录》，卷7，2838页，载《辽海丛书》第4册。）。 　　

四月九日，多尔衮率军启行，随征将领有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清世祖实录》，卷4，9页。）。出征兵力实数在10万以上（满洲与蒙古八旗兵抽调2/3，应为8万人；汉军八旗全部，加上恭顺等三王、续顺公沈志祥部约4万余人，《沈馆录》，卷7，2841页。《沈馆录》，卷7，2839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4页。）。从沈阳出师，日行60里左右（《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39页、2841页。）。　　

四月十三日，多尔衮率领的大军已渡过辽河，继续前进至辽河西120里的处宿营（《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39页。）。　　

吴三桂在探听到李自成于四月十二日决定率军攻打山海关时，赶紧寻找应对之策。首先想到的是不能两面受敌，事已至此，他必须想办法稳住清军。投降是不可能的，只想召回清军中的汉军，以壮大实力，或至少清军保持中立不与李自成合力进犯山海关。于是，约在四月十二日或十三日，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自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信，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13~14页。）　　

书毕，三桂特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为使臣，在当天离开山海关，星夜疾驰送往沈阳。 于十五日早晨五点左右，送到多尔衮手里（《沈馆录》，卷7，2840页。）。次日，十六日，多尔衮进至西拉塔拉给吴三桂复了一封信，派人飞马送去。 他在信中写道：　　

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指三桂）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敌，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清世祖实录》，卷4，14~15页。）　　

显然，吴三桂给多尔衮的信已明确表示：不同意清军进军山海关。然而郭云龙回报：多尔衮已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并且多尔衮的来信没有表明要与三桂一共抗击李自成。两支强悍的敌军同时奔山海关而来，吴三桂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危险。他深知前后受敌是必败无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多尔衮不与李自成一同夹击吴军。就当时的军事形势分析，京东北方数千里的边境线上只剩山海关这一孤点，广袤疆土已基本落入清兵之手，北方大门已经敞开；更为严重的是黄河以北的原明境内基本上被李自成占领；故，在国家战略上，山海关已深陷敌人的重围之中，它的存在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万般无赖之下，决定将计就计先稳住清军，于是他派人给多尔衮送去第二封信，全文如下：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民安，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清世祖实录》，卷4，15~16页。）　　

吴三桂从送出第二封信后到四月二十一日与李自成激战一天没有收到多尔衮的任何回音。　　

多尔衮率领的大军四月十五日早晨五点以后，进至翁后（辽宁北镇附近），才行军五里，碰到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遣来的副总兵一人，游击一人。两位来使呈上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第一封信（《沈馆录》，卷7，2840页。）。多尔衮将杨珅留作人质，派其妻弟拜然与郭云龙一起回山海关探视实情（《沈馆录》，卷7，2840页。）。又遣学士詹霸、来衮前往锦州，调汉军携来攻城用的红衣大炮以加强清军的攻击力，发往山海关（《清世祖实录》，卷4，14页。），此举显然是为攻击山海关而作的准备。　　

四月十六日，多尔衮率大军进至西拉塔拉，给吴三桂复了一封信（此信没有表明要帮吴三桂抗击李自成），并派人飞马送去。　　

四月十七日开始，清军的行军速度稍有加快，日行八十里，十九日中午到达锦州，在城中歇息半天，第二天早才开拔（《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40页。）。四月二十日中午前后，清军进至连山驿城（今辽宁锦西县，位宁远即今兴城北）时多尔衮接三桂第二封信（《沈馆录》，卷7，2840页。）。四月二十一日，天刚亮，急行军四十里，稍作休息后，继续疾驰，连续越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至傍晚，夜幕低垂时，多尔衮在清军抵山海关外十五里的地方下令停止前进（《沈馆录》，卷7，2840页。）！四月二十一日下半夜，清军向山海关移动，四月二十二日黎明时，抵达离山海关只有四五里的欢喜岭驻扎。“高张旗帜，休息士卒。”（《明季北略》，卷20，495页。）　　

李自成围剿吴三桂的大军于四月十九日逼近山海关，三桂得到情报后，立即“传令聚讲武堂，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有诗为证：　　

（佘一元：《山海关志》。此叙事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吴军的艰难处境和三桂冒险同农民军决一死战的决心，缺饷，仓库如洗，百姓逃出躲避，形单力孤。三桂只好向绅衿与未逃的百姓征集“捐输”，以继饷源；“要盟共歃血，士民尽荷戈。”：军民团结共同抗敌，宁死不降。）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最东端，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山海关城与长城连接成一体，在冷兵器时代，它称得上：一座极其坚固而不可逾越的险关。　　

整个山海关城呈四方形，其周长是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周围是宽五丈、深二丈五尺的护城河。关城的东西南北四面各设有一座关门，分别是：东门称“镇东”、西门称“迎恩”、南门称“望洋”、北门称“威远”。为加强关门的防御能力，在东西两门外，建有两座与关城紧密相连的小城，分别称东罗城和西罗城。高二丈三尺四寸、周长五百四十二丈四尺的东罗城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建成，该城的东、南、北三面各设有一个门，环绕门外的是护城河；还有水门两个、角楼两个、敌楼七个。为了屯兵设防，在与东罗城相交接的城墙上还建有两座楼。在关城内侧，西门外，建有西罗城，迟至崇祯十六年才开始修建，只修了一个西门，明朝就覆灭了，工程就此搁置。　　

山海关城的南北两侧的两里位置，在长城的内侧，南水关、北水关附近，各建有一座小城，分别称南翼城和北翼城。其城墙的高二丈余，周长三百七十七丈四尺九寸，并各设有南门和北门。南北翼城用于驻关防兵的屯驻，其作用是从南北两个方向拱卫关城（参见罗哲文：《长城》，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依山临海的山海关城与长城浑然一体，其城外设城，门外设门，自成一个完备的防卫体系，可谓：构思奇妙，防御十分严密。在有足够军队防守的情形下，任何强大的敌人都难以逾越。自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清兵一直在窥视山海关。由于山海关防御无暇可乘，坚固无比，清兵从不冒险攻打，总是绕道内蒙古地区，从长城薄弱的龙井关等入口处成功地进兵至明朝的京东地区，乃至北京城下。　　

在探知李自成率军攻关的消息后，吴三桂一方面派人出关与清朝和谈；一方面又派出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等六人前去李自成军营诈降（［光绪］《永平府志》，卷58，“高选传”；卷65，“李友松传”。）。其目的在于麻痹李自成，探视大顺军虚实，争取时间，加强关城防御。高选六人，“行至三河（河北三河县）遇贼（大顺军）”（［民国］《临榆县志》，卷21，“事实篇·乡型”。），称吴三桂愿意投降，希望李自成不要进攻。李自成并未停止进攻。　　

四月二十一日，行军九天，李自成率大军抵达山海关。李自成兵临山海关前的石河西时，吴三桂的辽兵已摆开阵势！此时，自成才意识到已中计，恼羞成怒，下令逮捕诈降的高选等六人，将他们处死，其中一人身中三箭，跑掉了（［乾隆］《永平府志》，卷18，“李友松传”。）。　　

在山海关以西的战略要地石河西岸迎战的是吴三桂部下一位姓佟的副将，并由一个姓臧的将官协同，又征召当地乡勇三万余人，协助吴军。他们奉命率部“列营排阵”，自龙王庙至谭家颇罗，背靠山海关城。这些乡勇是吴三桂号召当地士绅组成的抗敌民间武装，其中有不少知识分子——“生员”参加组织“乡勇”，并助饷白银7850余两，稽查战马120余匹，以助吴军迎战李自成。他们共同督率这支经过短期训练后投入战场的“乡勇”（转引自［台湾］李光涛：《明末流寇始末》下编，96~98页。）。李自成派使者最后一次通令吴三桂投降，遭到拒绝。他迅即将兵力分成两股；主力部分在石河西作正面进攻，唐通率部分骑兵迅速从九门口绕到关外，至一片石立营（《清世祖实录》，卷4，16页。），与关内一侧大顺军夹击吴军。　　

关内一侧的战斗首先在石河西（今山海关区燕塞湖一带）展开。 真是一场拼死的搏斗，吴军与自成军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力图战胜对方。据载，三桂部将姓臧的战后报告：他与其他将官作前锋，与自成军“死战”，“连杀数十余阵”。一次，自成军发动突袭，冲入佟副将营内，他发现后，急率兵解救，将农民军击退。三桂的教官战后报告：他督率的乡勇向自成军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配合吴军作战，生员谭有养、刘以祯等冲入自成军营中被击毙，还有一些生员被击伤。　　

战斗从早晨开始，一直激战到中午，有数千名自成军骑兵突破吴军与乡勇在石河西的西北防线，飞奔至山海关城的西罗城北侧，正要登城，守御此处的吴将一方面以伪降欺骗攻城的自成军将领，一方面暗中传令偏将从北坡鱼贯而下，偷袭自成军，与此同时，关城上的守兵轰击配合，自成军遭受严重伤亡而撤退。　　

自成军无法突破吴军和乡勇在石河西正面防线，李自成又分出部分兵力攻打山海关北翼城，对山海关进行三面围攻。“此城逼山受敌”，自成军集中兵力“日夜狠攻”，意欲在北翼城打开缺口，攻入山海关城。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指挥守北翼城的吴军拼死防守，屡次击退自成军的进攻。至次日晨，自成军蜂拥强攻，竟直扑到城下，有的已登城，冷允登率亲丁拼死堵击。“正在呼吸存亡之间”，三桂拨援兵，及时赶到，将已爬上城的大批自成军击落至城下（《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414页。）。乡绅马维熙、刘克礼、吕鸣章等十人率乡勇“总理”和“协理”镇城与东、西罗城，东罗城“孤当贼冲，危机劳瘁，倍于两城”（《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449页。）。马维熙等英勇备击自成军，守住了东罗城。　　

当天晚上，三桂将与自成军激战一整天的主力撤回关城作短暂的休整，双方炮击不止，爆炸声在夜空中轰鸣，如天际的雷声，显得沉闷、有力，大地颤抖，刚抵山海关十五里外的清军也不由得一阵心悸，战斗持续一整晚未停…… 　　

关于这一天的激战还有诗为证： 　　

（《临榆县志》，卷8，《舆地编·纪事》。 这十句诗说的正是吴军与自成军于二十一日一整天的激战。）　　

据史载，李自成派往关外一片石夹击吴军的唐通部有约两万人（《清世祖实录》，卷4，16页。又，《国榷》、《庭闻录》及《圣武纪》。）。《明季北略》载三桂“突围”出关外，面谒多尔衮，证明关外一侧受到唐通部的包围，也佐证上述记载的真实性。史载多尔衮命令诸王各率精兵向自成军发起攻击，图赖率前锋兵与唐通的骑兵数百人相遇，一举将其击败，生擒两人（《清史稿》）。表明在次日的第二次石河大战前清兵已与李自成的军队有接触（而此时，唐通应该正在率部从山海关东面猛攻吴军），鉴此，李自成应该已经知道清兵大军抵达山海关的军情，而他仍未选择退兵；清军并没有与自成军进行大规模的激战，帮助吴军，直到清兵趁吴三桂与李自成激战之机进入关内，在石河西旁观两军鏖战半日；这些是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揭示的迷团。史书没有就此怪象作任何解释，笔者有一大胆的猜想：多尔衮到山海关后与李自成的大顺军应该也有秘密协议，但他很快背叛了这一协议。　　

李自成主力与吴三桂军队激战一昼夜没能攻至山海关城，吴军出关城应战的主力是游骑。通过交战，已大量地杀伤李自成的大顺军，三桂试出李自成军并不是不可战胜，他很清楚清军正向山海关逼近。目前这场战斗，就交战的双方而言，最终胜负将取决于清兵的取舍，如果清兵偏向李自成，则吴军必败无疑；如果清兵偏向吴军，则李自成必败无疑。因此，他觉得只要清兵不偏向李自成，消灭李自成只是时间问题，除了如何赢得目前的战斗外，他还考虑如何转战南下，重建明朝，以图东山再起。于是，一夜之中，连续多次派使者至清营，探听多尔衮的来意，与多尔衮商议结盟一事。据载：“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往返凡八次。”（《明季北略》，卷20，49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派出山海关士绅冯祥聘、吕鸣章、曹时敏、程邱古、佘一元五人代表民意前去探听虚实。佘一元曾作叙事诗数首，专记此事经过，其中一首写道：　　

（《临榆县志》，卷8，18页。这首诗点明清军已于二十二日晨到达欢喜岭，三桂委派他们去见摄政王多尔衮，并叮嘱他们快去快回。到了威远台，多尔衮立即接见他们，随同接见的还有范文程，参见“赐坐赐茶，款接温蔼”《临榆县志》，卷21，“事实篇·乡型”。范文程向他们说明此次清军出兵的意图，并请转告山海关军民无需“疑猜”。多尔衮“煌煌十数语”，将清军出征前规定的政策及帮助三桂报君父之仇的堂皇之言解释了一番，佘一元等五人对其置信不疑，感激不尽。对方又一次赐茶后，就告辞回关。） 　　

三桂在得到清兵的来意是“帮助报君父之仇”后，才决定面会多尔衮。他点齐十余员将官、精骑数百，三桂出关面见多尔衮的将士人数，各书记载有异，有的说“从数骑”（《鹿樵纪闻》），有的说“将数百骑突围出关外”（《平寇志》），有的说“自率精锐千余骑出关”（《平吴录》），惟目睹此事的随征朝鲜麟坪大君的说法较为真实：三桂“亲率百骑出城”（《沈馆录》）。出关“突围”，关上放炮助威，他们马不停蹄地驰至欢喜岭（可见对吴军来说，要突围转移并不困难）。　　

三桂念腹背受敌，势不得全，乃与清帅约云：“从吾言，并力击贼，吾取北京归汝。不从吾言，等死耳，请决一战。”（多尔衮）问所欲？桂曰：“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清帅许之，攥刀说誓，而以兵若干，助桂击贼（《谀闻续笔》一书卷一）。（三桂提出与清朝合作的条件：一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二是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三是，清兵入北京，不得侵犯明历朝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　　

多尔衮不禁为之动容，说：“你们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领兵前来成全这一美事。先帝（崇祯）时事，在今日不必说，也不忍心说。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你们可以通告大小官员百姓，勿须惊慌。”（《临榆县志》，卷8，170页。）　　

达成一致后，双方在威远台设下仪仗，吹螺，杀白马祭天，宰乌牛祭地，向天行礼，歃血订盟，斩衣折箭为誓（《明季北略》，卷20，370页。）。 举行完仪式，三桂将他所率诸将引见给多尔衮。多尔衮对三桂说：“你回去，可令你的兵士用白布系在肩上，作为记号。不然，同是汉人，无法分辨，恐致误杀。”（《清世祖实录》，卷4，16页。）。吴军终于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地与李自成的大顺军决一雌雄了。　　

因第一天的战事不利，吴军是他与明兵作战以来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之一，李自成仍在石河西布阵，不敢冒险靠近山海关城，“成败决于一战”，他已将全部军队（包括精锐）都投入了战场。四月二十二日晨，吴三桂率随从将领返回关城后，亲点五万余众出战，直奔石河西。在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李自成的大军已摆开决战的阵势；军队北自山，南至海，绵亘二三十里，面向山海关呈一字长蛇阵。自成携少数随从，押崇祯太子等人质，立马于西北角一座高岗上，战场的全貌，尽收眼底，背面是燕山峰峦耸峙；西南方是山海关，正南方是海，前面呈现出一片宽阔的平川地带，石河穿流而过，从燕山谷底流出，向南汇入大海。四月下旬的石河正处枯水期，水流浅缓，清澈透底，人马涉水而过，如履平地。（《明史纪事本末》，卷78，1363页。）　　

突然，吴军呐喊着飞奔过河。忽然阵地上飞沙走石，尘土遮天，一阵大风刮得对面不见人影。吴军的呐喊声和狂风怒号声交织在一起，气势磅礴。吴军将士奋勇地直冲大顺军右翼的后部。大顺军随即迎了上去，一场空前的血战就此拉开序幕。　　

吴三桂的铁骑军与大顺军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吴军将士个个勇猛无比，其势锐不可当。三桂亲自冲锋陷阵，大将吴国贵提刀跃马，身先奋勇陷阵，被三桂激起的士卒个个自奋争先，在阵中勇猛拼杀（《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无不一当百”（《明史纪事本末》，卷78，1363页。）。　　

大顺军前者死，后者继进，企图借兵力优势对吴军进行合围。吴军拼力进击，东西飞驰突杀。吴军向左冲杀，大顺军的号旗左指，迅即进围；吴军向右冲杀，大顺军的号旗向右指，再进围，吴三桂再冲杀开……如此反复，“阵数十交，围开复合”，不知凡几（《流寇志》，卷12。）！ 　　

血战在继续进行。“炮声如雷，矢集如雨。”（《沈馆录》，卷7，2841页。）。李自成立马督战，屡下号令，“连营并进”（《明史纪事本末》，卷78，1363页。）。 　　

正当吴三桂军与李自成军“酣战”，杀得难解难分时，多尔衮才率军进入关城，西边的喊杀声震天，金鼓大鸣，惊天地，风声、喊杀声与鼓声交织在一起，直震百里之外，疆场上的“飞丸乱射”散落到城内数里外的庙堂附近（《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41页。）。他并未下令马上参战，他要在吴军与大顺军互相消耗实力，杀得两败俱伤时，偷食胜利果实。他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及出征的诸大臣，说：“你们不能越伍躁进，此兵（指大顺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大业就会成功。”接着，他部署兵力：清将士向海的方向鳞次布列，准备冲击大顺军的阵尾（《清世祖实录》，卷17，17页。）。 　　

部署完毕，清军待命。多尔衮继续旁观，还是不愿参战。 　　

吴军与李自成的大顺军从早晨一直激战到中午，激战半日过后，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自成的大顺军虽有兵力优势，但始终不能合围吴军，其兵力数量逐步被吴军消耗掉，双方兵力对比也在不断向有利吴军方面转化。交战双方，都已筋疲力尽，眼看都有各自收兵的迹象。多尔衮看得很清楚，下令突击，以逸待劳的清军冲了出去，三吹角，三呐喊，以正白旗骑兵为先锋从吴军的右侧插入，似“万马奔腾不可止”（《平寇志》，卷11，244页。），惯于骑射的清兵，从马上发射出的箭矢像飞蝗一样密集地射向大顺军，刀枪并举，“剑光闪烁”（《沈馆录》，卷7，2841页。）。　　

李自成正惊异间，一僧人急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指吴军），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平寇志》，卷11，244页。参见《庭闻录》，卷1，《国榷》，卷101，6076页。）。自成不说一句话，策马下岗向西走去。大将刘宗敏也中箭负伤。已与吴军不停撕杀一昼夜加半日的大顺军一见以逸待劳的辫子兵也杀来了，疲劳的神经顿时崩溃，他们丢戈弃弓矢，忽拉拉地竞相逃跑，自相践踏，一片混乱。吴、清联军穷追猛打，约一顿饭的工夫，随着尘沙远去，石河战场除了遍地尸体外，顷刻变得空旷寥廓（《沈馆录》，卷7，2841页。）。清军、吴军直追大顺军四十里才收兵。有一小股大顺军士兵逃到城东海口处被清军追上斩杀，有的投海淹死（《明末农民战争史》，《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明清战争史略》）！　　

石河大战，是吴军与李自成大顺军拼实力、拼消耗的大规模的血战，战斗异常惨烈；大顺军死数万人、大帅十五人；吴军也有不少死伤（《国榷》，卷101，6076页。）。战场上双方留下的尸体已“弥满大野”，沟水尽赤（《明史·李自成传》，卷309，872页。），到处都是被遗弃的辎重、军械。战场目击者佘一元说：石河西的红瓦店是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凡杀数万人，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临榆县志》，卷9，26页。）《石河吊古诗》对当年的大战有真实的描述： 　　

（《临榆县志》，卷6，4页。此诗为康熙初山海卫掌卫印守备陈廷横为纪念关门血战二十年而作。）　　

从四月二十一日白天第一次石河血战、当晚的鏖战和四月二十二日上午第二次石河血战的全过程分析，吴军与大顺军连续撕杀一昼夜整加半日，大顺军死数万人，关于吴军死伤人数记载不详（相比大顺军而言要少很多,《国榷》，卷101，6076页。），就此可以推断吴军稍占上风，大顺军损失的人员(尤其是，十五位大帅之死使大顺军大伤元气。)基本上是被吴军杀死的，溃散损失的人员是吴军和清军合力打击的结果。多尔衮的清兵才入阵，大顺军已无力再战，于是立即溃逃（李自成首先逃离），显然，狡猾的多尔衮就此卑鄙地偷食吴军胜利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