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祖籍在何方，湖北麻城孝感乡”。这是千百万麻城移民认祖寻根的真实写照。在明清两朝，由于农民起义、躲避战乱、经济谋生、行政调控、逃避赋税、贫困逃荒等原因，全国出现了人丁大迁徙的浪潮，尤其是以麻城孝感乡为中心的湖广地区，在将近四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连绵不断地向川渝移民，以致形成了“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的空前局面，这对于一个区区县级地域来说，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能够演绎出如此壮观的一幕，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正是这一幕，给麻城文化史上增添了移民文化灿烂的一页，与麻城人深感骄傲的科举文化、民俗文化、山水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交相辉映，给麻城子孙万代和麻城移民后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探寻移民的心路历程，复制和复活这一段移民史话，笔者根据掌握的历史史料，对历史上以麻城为中心的湖广大移民活动作些浅薄的探讨，一来将古代移民绵延不息的大迁徙场面鲜活地展现给现代的人们，勾起对当年的想象，二来在诸多移民研究专家研究的基础上对麻城填川的大致规模、历史因由及文化影响等方面作些补充，尽可能求得完善，以期引起人们的共鸣与共识。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仅供方家参考。

一、麻城填川的大致规模

所谓“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前者指的是湖北、湖南两省人丁迁居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市）；后者指的是在迁居的人丁中又数麻城最多。“湖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辖范围是不同的，在元代，设置湖广行中书省，此时的“湖广”所辖范围泛而宽大，包括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两省及广东、海南、贵州、广西的部分地区。到了明代管辖区域则收缩为湖北和湖南两省。而清代又将“湖广”一分为二，分别为湖北和湖南两省。但因相沿成习，故仍称湖北、湖南为“湖广”。民谚中的“湖广”，其范围指的是明清两朝的辖区。

据罗卫华先生《明清时期四川麻城籍移民后裔数量估算》（《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第312页）得出的结论，现在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人丁中有26.35%的祖籍在麻城，这种估算还算比较保守，实际人数应该不低于估算人数，论证的结果是科学可靠的，在四川和重庆的通志和各府州县志及诸多谱牒中都有不少关于麻城人在各府州县入籍的记载，从中亦可得到证实。如（民国《巴县志》）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什九皆湖广人。”其中，麻城籍不在少数。（《巴县志》卷十）《资州志·杂编》也有明确记录：“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际，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少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尤多。”（《资州志》卷十）《绵竹县志·政绩志》亦有明示：“蜀遭兵劫后，土著少，报垦半楚民。”（《绵竹县志》卷二十八）《定远县志》亦有表述：“国初时，蜀中甫经献贼之难，定邑土著绝少。嗣后广为招集，民多自楚来徙，垦荒占田，遂为永业。生聚安养，繁衍不可纪。”（《定远县志》卷一）

谱牒中亦可证明“湖广填四川”麻城移民居多的史实。从《简阳县志·氏族志》中关于该县氏族情况的记载，可以看出湖广人在简阳全县人口中所占的大致比例：从家族总量看，简阳县先后有十一个省的人入籍，为全县222个家族中的213个，占全县人口的96%，居绝对多数；从外省迁入看，湖广人又居外省移民简阳县者的多数，为全县外省人213个家族中的133个，超出一半；从湖广人入籍简阳县看，麻城孝感乡人又占湖广人入籍简阳县总人口的将近一半。湖广人在四川各县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此可见一斑。这说明，麻城成为中国历史上八大移民朝宗寻根地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移居四川和重庆的麻城人在不断发生阶级分化的同时，人口也在不断的大量繁衍，急速增长，如云阳的涂氏，于清康熙年间入川，“始以一二人之播越，历十世二百年之久，有二千三百九十人，现存者一千二百九十六人。”（《云阳涂氏族谱》卷二十）又如明洪武年间由麻城沈家庄迁川居住的熊殷、熊受一二人，到清末，已发展到上千人了。上述方志、谱牒的记载与实际调查的材料也是基本吻合的。

麻城人到四川和重庆的分布是很广的，早在明末清初之际，从川东夔巫一带大山区到肥沃的川西平原，从成都、重庆这样繁华的大都市到一些偏僻荒野的小乡村，从川南的苗族地区到川北的藏羌地区，就已无不有湖广麻城孝感乡人。在一些州县地区，如汉源整乡整村的人都是湖广麻城孝感乡原籍。陶澎在《蜀輶日记》中说：“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这正好印证了历史。

大量的方志和谱牒证明，湖广麻城孝感乡人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量入川并入籍定居下来，已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问题是，湖广麻城孝感乡人什么时候入的川，又是什么缘故而入川，且规模又是如此之大，从历史上看，是有明确记载的，交代的也较为准确清楚。麻城人向川迁徙主要出现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这两个时期，持续时间大约在四个世纪左右。而入川的缘由除了主要的农民起义外，朝廷下诏、生活贫困、逃避战乱、躲避税赋、经商贸易、垦荒屯地也是其中之故，总的来说，情况较为复杂。下面就这两个时期麻城人入川的因由一一加以综述。

二、麻城填川的历史因由

“避乱避兵”是元末麻城填川的因由之一。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者的腐朽黑暗，使得民不聊生，许多地方农民揭竿而起。元至正十一年（公元一三五一年），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元农民大起义。红巾军刘福通起于颖州，（今安徽阜阳），张士诚起于高邮，而在湖广蕲、黄一带的徐寿辉和随州的明玉珍亦相继发动起事。元朝统治集团已是四面楚歌，统治者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调动元军对人民进行残酷血腥的屠杀。故此，起义爆发后，因四川地处西南边塞，相对偏安，居于湖广地区，特别是湖广东北部随、麻、蕲、黄一带的地主官僚分子以及一些躲避元朝官军屠杀的农民百姓也都相继逃入四川，即元末出现的“避地入蜀”、“避乱入蜀”、“避兵入蜀”大迁徙局面。而在这一次大迁徙中，尤以麻城孝感乡人为最多。如明末监察御史王慕吉写道：“先世楚麻城孝感乡人。明初，始祖与秀公避红巾乱入蜀，占籍成都。”（咸丰《内江县志》卷十三）又如资阳的冯修吉，夹江的吏部文选郎中张庭，明光禄寺少卿宿进，营山的罗朝英，新都的杨廷和等人的祖先都是在这个时期因同样的原因迁川入籍的。虽然在元以前的唐、宋时期，麻城亦已出现了零零散散的人丁迁徙现象，但真正形成成群结队、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就是在元朝末年和明朝初年开始的。从深层次上说，这一次的人丁大迁徙是统治者逼出来的，这也是“麻城孝感乡现象”导引和成名的起因。

元末随军起义是麻城填川的因由之二。

一三五七年，湖广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寿辉派部将明玉珍率军攻取四川。一三六〇年，徐寿辉被其另一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领导，发生分裂，不久也在四川称帝，国号大夏。明玉珍在四川称帝建立“大夏”国时间虽不很长，但他入川称帝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明玉珍之所以能以统辖的军队为资本自主称帝建国，是因为他的部下基本都是他的同乡以农民身份入伍的湖广人。因徐寿辉的起义就在麻、蕲、黄地区，故“元末湖广红巾贼徐寿辉称帝于蕲水，乡勇明玉珍引众降，以元帅守沔阳。率斗船五十艘掠粮川陕间，乘虚袭重庆。”(道光《邻水县志》卷二)我们从“随州人起兵结屯，推其里人明玉珍为屯长”（民国《江津县志》卷三）以及明玉珍曾隶属于蕲水徐寿辉的事实可以看出，明玉珍率领入川的农民军大都是湖广人，而且多是湖广东北部之随州、麻城一带人。这些随明玉珍以农民军身份入川的湖广人，在明玉珍失败后，绝大多数也就在四川定居下来，成为第一次大迁徙的入川移民。

湖广人自古就有着浓浓的老乡观念，特别是在异地他乡这种情结更为浓烈，在当时的情况下，明玉珍称帝建国的根基并不牢靠，他要巩固自己的政权，首先必须要随他入川的湖广人拥护他，而入川的湖广人也希望明政权稳固，以谋求靠山和利益，这种双赢关系，对于上述原因而入川的湖广人在蜀定居下来，是个有利因素。如《内江县志》说：“明玉珍以至正乙未（一三五五）入蜀，据有诸郡，东人避乱者归之。玉珍又楚北随州人，招集乡人以自固，其势然也。”民国修的《资州志》也说：“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乡人为尤多。”由上看出，明玉珍作为湖广农民起义军将领，打着反元的旗号，得到了当时湖广随、麻一带农民的响应和拥护，在他极力扩军中，随、麻农民一拥而上，弃农从军，并跟随明玉珍从湖广一路打到四川，当明玉珍失败后，这些随军入川的人也就隐居下来，成了又一批最多的湖广移民。

明初“实蜀”是麻城填川的因由之三。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刚刚取得政权后，就着手收拾西南，在打败陈友谅、明玉珍后取得了四川。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大肆屠杀加上天灾导致饥荒遍野、饿殍满村，四川人口锐减，大片肥沃土地荒芜。朱元璋为了迅速补充四川人口的不足，以尽快恢复发展生产，充盈国库，曾下令迁移一部分湖广人到四川开垦。此一事实在诸多府州县志中都能得到印证。其中《大竹县志》这样记述：“元至正中，玉珍据蜀。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命廖公永忠进讨，岩渠人或助为乱，廖公破之，遂大屠杀。复遣楚黄、麻人来实兹土。”（道光《大竹县志》卷二十二）在《内江县志》中也有相似的描述：“明洪武二年奉诏迁麻城之孝感乡实蜀。”这在时间上看似乎早了些，但明初命令湖广人迁移四川的事实是真实可靠的，这一点没有怀疑的理由。故而《邻水县志》也载道：“今合邑祖籍多系明初入蜀，谓之老民。”嘉庆年间修的《宜宾县志》亦说：“大抵来自元明者多吴楚。”从这个记载上看，清楚地表明了这次“实蜀”来的湖广人，又多系湖广东北部随州、麻城人。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由于避乱避兵、随军举义、朝廷令迁、实蜀开垦等原因，就有大量湖广人入川定居下来，成为蜀民。因而《蜀輶日记》明确写道：“自玉珍僭夏，楚兵随之，川东北已多麻城人。”这一时期入川的湖广人虽在明末长期战乱中损失巨大，但也并不是像《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中所讲的那样，四川在顺治十八年只有一万六千〇九十六人。如果真是四川全省仅有寥寥万余人，那大的版土且不荒凉至极。何况当时清军在邻水一带就征夫达千余人，而比较边远的江安县只在城关内外就还有三百余户（民国《江安县志》卷二），这就说明《清朝文献通考》记载顺治十八年的四川人口数量显然有误，不合实际。而且就是根据民间谱牒和地方的方志记载，如邻水的甘氏，长寿的李氏，云阳的蒲氏，巴县的刘氏，璧山的张氏，宜宾的樊氏，资中的冷氏，荣县的詹氏，丹棱的陈氏，乐山的邹氏，遂宁的张氏等等，都是元末明初入川的湖广人，并一直在四川定居且传宗接代下来。又如清初大学士张鹏翮，《锦里新编》的作者张邦伸等人的原籍都是湖广。像这一类记载在四川各府州县地方志和民间谱牒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元末明初出现了湖广人大移川的第一次浪潮，在这次大潮中，由于红巾军起义领袖徐寿辉及部将明玉珍的原因，加上朱元璋明令湖广中的麻城人实蜀，致使这一时期湖广人入川最多，而在湖广人入川的人口总数中麻城孝感乡人又为最多。麻城孝感乡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八大朝宗寻根圣地之一，这一次的大移民实为奠基之石。

在相隔二百七十余年后，明朝的统治如同此前的历朝一样，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无能和各级官吏的腐败，朝廷如同一艘飘摇在汪洋大海的破船，面临着随时淹没的命运。于此，又一轮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大爆发，接着满人攻入中原，取而代之建立了大清王朝，就在这明末清初，麻城人第二次大量入川，此次入川，其缘由与元末明初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

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是麻城填川的因由之四。

明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些农民起义中，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从祟祯六年（一六三三）起，到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离开湖广进入四川止，一直征战于湖广各地。

张献忠自揭竿起义后，就带领农民军长年累月地一直在湖广地区与明朝官军作战，部队伤亡很大。为了维持持久的作战，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就需要不断地对战斗减员进行补充。这些补充的新战士从何而来，就只有依靠作战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参加了。所以，张献忠农民军中除了极少数高级将领是起义初期的陕西等省人外，绝大多数中下级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湖广人。时间一长，在农民军总兵一级的将领中也有不少是湖广人。如振武营总兵洪正龙、英勇营总兵张其在、龙韬营总兵商元等，这些湖广籍的总兵成为张献忠农民军的骨干。

连年征战，张献忠几次对部队进行了扩充，而这些扩充的人员自然都是来自张献忠征战当地的湖广人。从下列几次军队扩充的情形就能看出农民军中湖广人特别是湖广中的麻城人占绝大多数。如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张献忠曾在湖广西北部的谷城假降于明总理熊文灿。在驻扎谷城期间，张献忠的部队由当初不足两万人发展到十万之众。时隔五年，即祟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张献忠移师湖广东北部后，分别于四月、五月、八月、十二月在麻城、武昌、长沙和荆州等地数次扩充部队，以麻城为例，因麻城当时是大地主和官僚比较集中的地方，士族昌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形成鲜明对照。“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而麻城梅、刘、田、李尤号富宗。家僮三四千，雄张里街。”（《蜀龟鉴》卷一）这些被主人当做牛马使唤的家奴，对于奴役他们的地主官僚百般怨恨，有着强烈的反抗情绪和复仇意识，一旦有造反的机会，就会趁势而起。所以当张献忠农民军攻克蕲州之后，他们立刻共推汤志到蕲州联络，并热烈欢迎农民军进入麻城，甚至自愿全部加入农民军，张献忠也得此机会，组建“新营”，顺势扩军。据载：“癸末四月，麻城宦仆李人会聚众叛主，城中大乱。会万人踞之不通出入。乡野亦起兵数万，围困半月不克。……（李人会）遣人缒城下，由间道请救。时献忠……闻麻城使者至，大喜，即刻期进兵。乡兵闻之，各解围走。献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立一军，号为‘新营’。选勇士将之，势复大振。”（《明季北略》卷十九），又据《见闻随笔》卷上说，不仅麻城“宦仆”大量参加了农民军，而且“蕲、黄凶黠少年多归之。”这一史实告诉我们，张献忠的农民军在这次扩充中，其“新营”兵员几乎全部都是麻城人。这支主要由麻城“宦仆”组成的“新营”，由于官兵的出身都很低微，一旦找到寻求解放的出路，就会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这就形成了很强的战斗力。张献忠攻克武昌时，“新营”首战告捷，立了大功。“献忠藉汤志力破武昌。”（《湖北通志》卷六十九）时人吴与泌在《秋崖遗老传》中也说，张献忠在麻城一带“尽掠少壮者隶为贼。”

张献忠在湖广东北部东征西战，取得了不少的胜利。随着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农民军方向的发展，于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五月攻克武昌。在武昌又大肆扩军，“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见闻随笔》卷上）将青少年男子统编入伍。八月，南下攻克长沙。又在长沙大量发展部队。“献忠在长沙，增兵为九营，四营皆老卒，五营皆新附。”（《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部队扩大一倍还多。不久，又挥师北上攻取荆州，在荆州再次招兵。“十二月陷荆州。尽掠荆州之民剪发为贼兵，上犯四川，势甚盛。”（《荒书》）此外，张献忠还在湖广地区扩大了水师，建立了“孩儿军”、“婆子营”等。

由此可见，到了后来，张献忠为了发展更大的势力，不仅把青壮年男子编师入伍，就是老人妇孺也都编入新军。

祟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张献忠由湖广进军四川时，农民军不下四五十万。这四五十万人绝大部分是湖广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这几十万以农民军身份入川的湖广人，除一部分在作战中牺牲外，绝大部分在起义失败后，长期在四川居住了下来，又成了一批新的湖广移民。

清初朝廷的行政调控政策是麻城填川的因由之五。

明末清初第二次移民大潮的兴起，是有其深刻历史因由的。“湖广填四川”之所以盛名，源于其历史背景。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都市大街或乡村小镇随便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在哪里，十之八九会回答说：“我的祖辈是由湖广麻城孝感乡迁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这样的事件发生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呗”。由此可知，大多数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都是因为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自称）剿四川而致。这种说法的影响十分深远，也被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

其实，元代以前，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是非常发达的。在唐代，四川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在全国都名列前位，相当繁荣。这种盛况到了宋代仍在继续，依然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大地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而其财政收入占整个南宋的三分之一，供应的军粮亦占三分之一，是南宋坚持抗战的整个基础，几乎在国力支撑上占了半壁江山，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把四川称为“天府之国”与这一时期经济文化兴盛是分不开的。

然而，这样的盛况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大规模战争。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进行了长期的抗金战争，取得了使金兵未能深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之战。这场战争的战火基本是在四川境内燃烧的。蒙军先后三次侵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在这场战争中受伤不治而死于钓鱼城下，可见战争的惨烈。由于战争双方力量相当，形成了长期的拉锯局面，久而久之，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以至于后来整个四川地区人力财力几乎消耗殆尽，致使“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这些文字难免有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不十分准确，但经济极度萧条，山河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生活极度贫困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长达五十年的战争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凋零而严重饥荒，全川一片凄凉。“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真实的写照。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争中趁火打劫，掠夺民财，残害百姓，其手段与伤害程度甚于战争本身。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之笔，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原因，到元亡之时，四川人口已经锐减到不足南宋时的十分之一，其人烟稀少可见一斑。

面对四川如此严重的残破景象，元代的统治者束手无策，除了屯田用以保证军粮官粮的供应之外，对如何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发展经济并没有任何的举措。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将近一个世纪的年间，四川的经济一直处在落后萧条的状态。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资料统计，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十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税收的0.96%，少的可怜。另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全国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其他各税也都居后。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难以启齿的地步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元代末年，虽然朝廷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四川的残破局面，但红巾军的农民大起义，一方面给四川人民的生命造成涂炭，另一方面又给四川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农民军将领明玉珍攻入四川后，先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后改元称帝。他所率领的军队基本上都是湖广地区的贫苦农民，他不仅带来了几十万军队，还带来了大量少田少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蜀地开荒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端。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九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有了明玉珍带去的大量农民作先导，后在长达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湖广地区的农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四川人口就上升到了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农民占了这一时期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他们留川垦地，繁衍生息，这为四川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活力，也使这个饱受长期战火的多灾之省的元气有所恢复，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遗憾的是，就在大量移民迁入四川，开荒垦田，帮助川省发展经济之时，明末统治者的腐败，导致又一次的各地农民反明起义。使这个饱受战乱之灾的川省再次陷入人口锐减的深渊。《四川通志》这样描述当时的惨景：“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以当时的重庆和成都为例，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叶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了，偌大的一个城都，一六六八年全城也只剩下人丁7万。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上任伊始，从重庆到泸州视察，沿途查看，乘船走了好多天，张巡抚都没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奇怪，他问随行的人员当地的人都到哪去了，随从回答：“都死了”。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朝廷。他给康熙的奏折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他在奏折中还就移民的办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造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他在恳祈清廷令各省督抚采取更有效的行政措施，“于各属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尽将姓名、家口造册咨送过臣。如资斧自具者，给与引照，促令起程；若贫乏缺资，注明册内，俟臣捐措口粮，另发舟车差官搬取。”（康熙《四川总志》卷十《贡赋》十七页）这是要求各省下逐客令，将流寓各省的蜀绅撵送回川。（康熙《四川总志》卷十《贡赋》十九页）但因当时全国各省情形都不好，田园普遍荒芜，各省同样面临垦荒复业的困境，此一举措无异于与各省争夺残黎。因之四川“流移之招徕”虽已“先经入告及咨移各省，以及捐费差员，频频搬取”，地方官不可谓不努力，然收效甚微，迄至康熙六年，“归鸿仍然寥寥”（康熙《四川总志》卷十《贡赋》二十三页）可见移民这种大事，并非靠一两项简单行政命令就可解决问题的。有鉴于此，张巡抚在康熙六年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措施，“恳祈天语敕下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庶士绅归，而流移小民亦将向四川至”。在发遣回籍过程中，“敢有抗拒不遵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如是，则外省不敢姑留，将见旋里者恐后，而从之者亦如归市矣。”（康熙《四川总志》卷十《贡赋》二十四页）康熙对移民入川实政相当重视，他在紫禁城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当他接二连三收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后，召集相关部门听取工作汇报，并采取毅然措施，加大行政调控力度，强化行政手段。康熙七年正月，调升湖广巡抚刘兆麟为四川总督，同年十月裁撤湖广总督，以其地分别隶属四川等省。康熙九年三月，设置川湖总督，驻荆州，以蔡毓荣总其事，迁刘兆麟为浙江总督。（《清史稿》卷一百九十七《疆臣年表》）康熙三十三年，康熙正式颁布了一道《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下令从湖广大举向四川移民。康熙的这些强硬措施从行政方面消除了移民所涉及的巨大阻力。事实上，湖广地区隐匿着相当多的四川流民，历史上川中凡有变乱，蔽江而下者所在多有。加以湖广与四川，尤其与川东巴渝地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渊源关系，辗转奔赴者亦不乏人。应该看到，这种行政举措在政治方面起了示范作用，这对于湖广人士是不言而喻的。伴随政治中心的西移，追风入蜀者当亦不在少数。尤其是“招民授职”，不拘省内省外，及“准令五年起科”（原定三年起科，后又宽至六年起科）两条颇具实惠的辅助措施在康熙十年正式议行（《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十六）。对于湖广缙绅民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吸引力可谓强矣。这些填四川的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清廷的移民诏和移民政策虽然是对整个湖广而言的，但为何麻城移民最多，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另据有关资料记载，整个明末清初的四川迁徙入籍的移民多达一百多万人，在这一百多万移民中，湖北、湖南两省约占50%，而湖北则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究竟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朝历代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在册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四十七年在册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在册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清初有37953人在册上消失，可能就是以移民方式迁移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人员在内。但粗略估算移民人数应该在35000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大致相符的话，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该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元末明初麻城迁移四川的人数。如果前后加在一起，估计在100000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五十八份族谱的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可见麻城移民填川占的份量有多大。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主要地位。这有其诸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从人际关系上看，麻城有先决条件。麻城在早先就是四川移民的大县（特别是元末明初反元农民大起义，麻城贫苦农民跟随起义军将领明玉珍入川），这些先期入川并定居下来的麻城移民，通过各种裙带关系又陆续把族人和亲戚朋友介绍入川。第二，从地理位置上看，麻城最为便利。湖北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直入四川盆地，麻城境内举水大河又直通长江，在古代，水是便利的交通工具，这就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再加上麻城离重庆不远，所以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进入四川立业的人最多。第三，从纵向上看，麻城有移民的历史。在元、明两代就有大量移民入川。第四，从军事上看，麻城人反抗压迫精神很强。清初麻城一直是农民起义军屯兵的地方，许多农民趁机入伍，并随军入川，起义军在川失败后，有相当一部分隐姓埋名留在四川。第五，从形式上看，响应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的，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麻城奉诏最为卖力，基层的组织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整体搬迁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奉旨入川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第六，从环境上看，求生求存入川。麻城虽然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四季分明，适合农作物生长，但麻城人多地少，加之地主繁多，仅有的土地又多被地主占有，绝大多数农民少地或无地耕种，生活来源无着，迫于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地广人稀的四川开荒种地。如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依着水沟插占务农。第七，从经济上看，寻求发展经商入川。麻城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习惯，特别是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第八，从政治上看，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迁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清初川内千里沃野无人耕种是吸引麻城填川的因由之六。

清朝刚取得统一全国的政权后，多年的战乱使得各省大伤元气。尤其是四川大地更是满目疮痍，人丁锐减，肥野荒芜。清中央政府和四川地方官员为了利用“川蜀千里沃野”的优越自然条件恢复和发展经济，增加税收，富国丰民，清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招民垦荒和发展生产的优惠措施以吸引湖广人入川。为了鼓励和督促地方官吏重视移民垦荒的工作，清政府不仅在康熙元年“申明地方官开垦劝惩之例”，而且在康熙十年“又定四川垦荒升例，……如该省现任文武各官招徕流民三百名以上，安插得所，垦荒成熟者，不论俸满即升。”（《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可见清朝初年，中央政府对四川的复垦是何等的重视，而四川地方官在中央鼓励政策和为官担责的双重激励下，招民垦荒显得格外卖力，致使这一时期近百万移民涌入四川，成效明显。

为了更进一步地激励外省人民入川垦荒，清政府还在户籍、农业和子女教育政策上给予照顾。如康熙十年（一六七一），政府颁令“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长寿县志》卷三），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清政府又作了关于“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的规定（《万县志》卷九）。同年，还作了凡他省人民“在川省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的规定（《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

有了中央的移民诸项优惠和鼓励政策，四川的地方官员对湖广等省人民入川的安置工作也相当重视，把做好移民工作当作一项政绩工程来看待，因而在工作中显得尤为勤勉和果断。这一点在道光修《大竹县志》有明确记载，如“邹图云，江西进士。康熙四十一年任（大竹知县）时，奉文安集楚民填实竹邑，勤慎廉洁，明决果敢。”

对于中央政府以上一系列的移民政策，在执行中，湖广人民又一次走在了全国各省前列，大量向四川移民入籍。据《四川通志》载之《楚民离蜀疏》曰，这次移民主要集中在康熙的中期和后期，“楚省……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云阳涂氏族谱》亦说“康熙中地方敉平，大吏乃招两湖农商实之，荆、楚间人前往懋迁及占垦者，所在多有”。又据《汉州志》所载的《黄氏祠序》云：“天府之国海内羡为乐土，而黄氏（原籍湖北麻城县）子孙遂由此西迁而乐业焉。”

湖广人民，尤其是麻城孝感乡人民如此大规模入川垦荒种地，使四川人口迅速增加，“向之落落晨星者”的隆昌县，也在短短的十年中“忽为攘攘肩摩地”了（同治《隆昌县志》卷三十六）。

上述事实说明，清中央的行政调控和多种移民激励政策，不能不说对湖广人民入川起了巨大的牵引和吸纳作用。

清初湖广闹饥荒是麻城填川的因由之七。

清朝初年，湖广地区在刚刚经历过兵荒马乱的年岁后，接踵而来的是连年不断发生并迅速扩大蔓延到全域的水灾、旱灾、蝗灾和瘟疫，使这一地区的贫苦农民遭受深重的灾难，为了求生，他们不得不逃荒，流落他乡。历史记载，康熙年间的灾情尤为惨重，下列例子足以说明这种情况：康熙二年，湖北武昌等十八个州县发生大水灾，康熙六至八年，湖南衡阳连续三年大旱，而湖北亦在康熙八年发生大水灾，康熙十年，石首、麻城、武昌、均州、枣阳等二十个州县先后发生了水灾、旱灾、瘟疫和螟灾。当时就有人赋诗形容说“去年火云飞，乃在五六月。螟贼复乘之，百里同焚戮。斗米十数钱，向售何由速，即令价不高，民穷日以蹙。”康熙十八年，湖北之潜江、蒲圻、大冶、巴东、麻城等二十余州县发生了大水灾、大旱灾，而这一年的湖南长沙、卫州、宝庆、岳州、常德等府州县亦发生了大旱。康熙二十四年，湖北的通城、蒲圻、黄冈、麻城等十七个府州县发生了水灾和雹灾。康熙二十九年，湖北的武昌、嘉鱼、蕲州、荆州等三十六个府州县发生了旱灾。康熙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等年中，在湖北、湖南都发生了大面积的水灾、旱灾、雹灾、蝗灾和瘟疫，导致庄稼大面积的减收或无收，引起普遍性的饥荒，“死者甚众”。

麻城一带的人民在这样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下，又只有大批向四川和邻近各省逃荒了。

逃荒讨饭，对于穷苦人来说是已经到了穷困潦倒的极限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穷人逃荒，就大多数人而言，总是选择相对容易谋生度日且路程较近的地方。四川，因与湖广相邻，且水陆两路便捷，在当时的条件下，正是这样合适的地区。据雍正六年（一七二八）的一个谕令中讲道：“今据各处陆续奏闻，大约因川省旷土本宽，米多价贱。而无知之民平日既怀趋利之见，又有传说者谓川之米三钱可买一石，肉价则一钱可买七斤。……独不思川省食物平贱之故，盖因地旷人稀，食用者少，是以如此。”（同治《新化县志》卷一上）石米只需三钱的四川，比“斗米十数钱”的湖广自然好得多。所以清初逃荒到四川的麻城人络绎不绝。

这些逃荒入川的麻城人，在当地都比较顺利地获得了土地，或者以小商小贩营生，各自都谋得了生活的出路。生活较湖广原籍稍安，他们也就以此为家，在当地定居下来了。但是有时碰上天灾、虫灾，其生活则更加悲惨了。如据乾隆《潼川府志》说，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四川曾发生过百年未有之奇荒，造成了“蜀中大饥，斗米千缗，遍郡邑立人市鬻子女。邻省避荒来蜀饿俘于道者累累”。可见当时的灾荒到了何种程度！这些逃荒到四川的麻城人，也并非一入川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很大程度还是靠老天爷了。

清初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是麻城填川的因由之八。

在清朝政权得到巩固后，朝廷在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也着手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一些有手工业技术的艺人和经商头脑的商人随之从事手工业劳动和商业贸易。当时四川因地广人稀，土地充足，大部分人都选择以种田为生，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者少。鉴于此，清政府又鼓励湖广手工业者和商人入川从事手工业劳动和贸易。加上四川与湖广有一条长江相连，往来交通便利，所以不少湖广人相继入川从事手工业劳动和商业贸易，并且在四川定居下来。

上述这种情况，在历史记载中亦可得到证实。《遵义府志》说，清初在四川的泸州、合江、叙永一带就已有“闽、广、楚、蜀之人烧窑种靛，贸易其间”了。在此之外，四川其他地区，如璧山、荣县、汉州（今广汉县）、德阳、什邡、丹棱等许多州县，甚至不少乡村集镇上都建有湖广会馆和禹王宫、三楚宫等庙宇建筑。这些会馆都是湖广商人一人出资或数人合资修建的。他们修建这些会馆的目的，虽名曰“以联乡谊”，但实际上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商业经济利益，因而具有“行会”和“行善”的性质。

在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来都“发家致富”了，而这些富裕起来的湖广人，大都是靠商贸起家的。清朝顺治和康熙前期，明末清初，战乱、天灾和瘟疫导致蜀人锐减，无主荒田荒地甚多，土地集中情况也不明显。然而随着“湖广填四川”政策的推行和生产的恢复，到了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年间，四川各地都出现了许多所谓“发家致富”的大地主。大片田地已被富家瓜分霸占，再也没有空闲的田地了。在乾隆年间入川的湖广人已因四川“人口繁殖，地皆有主”，很难找到“插占”之业了。这时土地已集中在了大大小小的地主名下。而这种土地的大量集中，又多与四川商业的繁荣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四川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地主一方面收租经营土地，一方面又利用地租剥削得来的钱财经营商业，在赚得大量金钱之后，又转向大量购卖土地，如此双赢，所以不少地主兼有地主和商人的双重身份。而这一点在入川的一部分湖广人中尤为显著。不少入川贸易的湖广人，从做小买卖起家，逐渐办起厂矿作坊而变成了商人并地主或地主并商人。这种情况，在有关四川方志和族谱中所见颇多。如康熙末年由湖广入川，在江北沙坪场入籍的徐氏兄弟三人，“是时，家仅小康耳”。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由于他们的孙辈徐万僖等，“幼领家资，往来滇黔”，并在黔南开办铁矿，赚了很多钱，“货智三十余年，捆载归里，置田业五千余石”（《徐氏族谱》卷八）。又如原籍湖广的胡仁宇的父亲也是在清初“服贾入蜀，……贯累钷万”。（道光《新津县志》卷四十《艺文下》）并到新津县之牧马山里业长居。而长寿县原籍湖广的钟正品的祖辈，自湖广黄安入蜀，做盐运生意，来往于川、湖之间，并在长寿购置田土达数百亩。（民国《长寿县志》卷十四《食货》）这种贸易入川的情况，在麻城也表现得尤为活跃，“麻乡约”由传递信息已演变成运送货物的“马帮”商行，由于四川经过几十年的恢复生产和休养生息，农副产品逐渐丰富起来，特别是粮食价格远低于湖广，而麻城家乡的土特产品又备受四川人青睐，于是有不少麻城人加入到了商行，还有不少人由此发了大财，成了巨富，在麻城各姓氏族谱中，都有“入川贸易”的记载，有一些巨贾还在谱牒中为自己立传。如麻城《熊氏族谱》、《刘氏族谱》、《慰氏族谱》、《李氏族谱》等等都可得到证实，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祖辈是如何通过到四川做生意发家致富，然后恩及其族人的传奇故事。

综上所述，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其迁徙的缘由除了主要的战争因素外，政策、土地、税赋、灾害、商贸等也是湖广人民入川的几个主要因由。不难想象，在那个兵荒马乱、多灾多难的年代，湖广人付出了多少艰辛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