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历代先贤选述——宋代北宋高士吴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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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潮人前八贤(即唐宋八贤)之一的吴复古，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他以—布衣之士而备受推崇，还被收进《中国人名大辞典》，应是个颇值得探研的人物。
吴复古，字子野，号远游(神宗所赐)，生于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据旧志所载，吴复古是宋揭阳蓬洲人，故多以为是今之汕头市鮀浦蓬洲村人。其实，蓬洲应是蓬洲都而非蓬洲城(即今之蓬洲村)。查《潮洲志.;沿革志》，北宋潮州—直仅领有海阳、潮阳二县。至宣和三年(1121年)始析海阳之永宁、崇义二乡和延德乡(领有11都)之蓬洲都等4都，置揭阳县。故北宋宣和三年以前蓬洲都属海阳县延德乡。蓬洲都直至清初还辖有鸥汀等28村，应是大体上在今下蓬一带。而鮀浦蓬洲是明初才建筑的一座石城，曰蓬洲守御千户所，属鮀江都。由于嘉靖年间翁万达奏准四周村民进住，吴复古的后裔也有迁居城中者。吴复古一生经历了真宗、仁宗、英仁、神宗、哲宗五朝，享年97岁。其先祖世居福建武乎。任过宋兵部尚书的吴延预徙居潮州左厢右贤坊。吴复古是抵潮第五代。吴复古的父亲吴宗统，官至翰林侍讲。吴宗统后徙居其时属海阳县的蓬洲都。吴复古于父亲去世后，再徙南潮村(今属揭阳炮台镇)。
吴复古少即天资聪颖，勤读书史，精通经典。他论说谨严不苟，性清情逸，大词家天章阁待制李师中少负盛名，人称神童，豪放倨傲，很少服人，唯独对吴复古十分景仰，曾为之题书：“白云在天，引领何及。”吴复古从小恬静而豪放，任侠好义，“急人缓己，忘其渴饥。道路是家，惟义是归”。一如苏轼所赞：“子昔少年时，气盖闾里侠。自言似剧孟，叩门知缓急。”吴复古虽饱读经史，且“遍交公卿”，但却无意于仕途。他本可以以嫡子的身份承袭父荫，却固辞不受，将袭职让于庶兄吴慈翁，使之授国子监教授。
但是，吴复古终于还是以道德文章显著而被举荐为孝廉，并得到宋神宗的召见，授以皇宫教授之职。为此，吴复古一时名重朝野，巨卿鸿儒如司马光、韩琦、苏轼、苏辙、李师中等等，都为之倾心致腹，愿与交好。然而吴复古清逸成性，志在山水，淡薄功名，不久即以“孝养”为由，上表辞职。宋神宗也嘉许其孝心，准其所请，并特赐他“远游先生”之称号。
吴复古返里之后，谢别妻儿，离开家室，到直浦都(今潮阳灶浦镇)麻田山中(一说在潮州城)筑庵辟谷，绝粒不食。苏轼为其以神宗赐号作庵名的道庵题匾“远游庵”，并撰写了《远游庵铭》。道庵北面，隔着小石山和小沼池，即为吴复古的居处“岁寒堂”。元祐党人郑侠为其作《吴子野岁寒堂记》，收诸《西塘集》中。近年有学者在著述中将此记说成是苏轼所作，显系误笔。郑侠另有《再到吴子野岁寒堂》五言古诗一首，题为“再到”，可见郑侠是不只一次抵“岁寒堂”拜会吴子野的。
熙宁二年(]069年)，李天章(即李师中)任登州太守，吴复古得以从游登州。当时，解赉卿也退居登州。解费卿曾派人到登州海岛取石，获得12块秀色灿然之美石。吴复古从登州返潮时。向解赉卿索石携归，置于“岁寒堂”中。苏轼为此作《北海十二石记》。元丰年间，吴复古遍游名山大川，与龙川道士蓝乔同游湖海达6年之久，后因父逝，才回潮丁忧。吴复古在庐墓守孝三年，葺治园亭，修心养性，教育子弟。这就是苏轼在黄州《答吴子野书》中所说：“承三年庐墓，葬事诚尽。又以余力葺治园亭，教养子弟。”
综观吴复古的一生，最可称道的当推与苏轼的交谊。吴复古的父亲任翰林侍讲时即与苏轼相知。苏轼在《与吴子野书》中就说过这一情况：“少在册府，尝及接见先侍讲之下风。死生契阔，俯仰一世。”此后，苏轼又从李师中的介绍中了解到吴复古的为人而诗书往来，神交多年。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自密州改任徐州，经青州赴济南，与吴复古首次会面。苏轼在惠州时曾在给复古之子吴芘仲的《答吴秀才书》中说过：“子野一见仆，便谕出世法。”“虽未能行，然喜诵其言，盖尝作《问养生》一篇，为子野出也。”可知两人第一次晤谈，尽在于探研养生之道。吴复古的“出世法”，既不同于仙家的求长生不老，也不同于道士的炼丹服药，显见是另一种无为的超脱的精神境界。在那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刻，吴复古的主张自有其独到之处。只是苏轼面对新法弊病，还想有所作为而对其持“保留”态度，但十分赞赏吴复古的养生沦。据说苏轼还为此留下一法帖。此后，苏轼被贬黄州，复古常去信慰问，交流诗文、墓铭、字画，并于元丰六年(1083年)，赴黄州探询。惜苏轼“病方甚，不尽款而行”。这是苏吴的第二次会见。
元祐五年(1090年)，王滁知潮州，倡修韩祠，请苏轼作庙碑文。苏轼撰后，寄信给王滁，不厌其烦地述说自己设计的碑样，并郑重地交代“若公已替，即告封此简与吴道士勾当也”；“子野诚有过人，公能礼之甚善”。同时，还另修一函，《与子野论韩碑书》。书中有谓“云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信如子野言也”。可见苏对吴是相当信任的。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任定州太守。吴复古抵京师再会苏轼。苏在《与参寥书》中曾谈及此事：“吴子野至……某来日出城赴定州。”这是苏吴的第三次会见。第二年苏轼罢定州责知英州军州事。吴复古又赶到真定、扬州间与苏轼作别。苏以《吴子野将出家，赠以扇山枕屏》一诗写赠。这是苏吴的第四次会见。对此，苏轼在给芘仲的信中也曾谈及：“过真、扬间，见子野，无一语及得丧休戚事。”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四年(1097年)，再贬琼州。这期间，苏吴过从更加密切。三年，吴复古往惠州访苏轼，一住逾三月。曾一道“游逍遥堂，日欲没，因并西山叩罗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在惠州，复古得苏轼手迹，可考知者有：《远游庵铭》、《书神守气诗》、《书李承晏墨》、《煨芋帖》。苏轼另有诗《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松风溜溜作春寒，，伴吾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也作于其时。苏轼贬海南，不少老朋友要前往探访，或被苏制止，或迟于行动，更或卒于旅途，“独吴子野奋然而至者，且可谓勇于义矣”。苏轼《今岁索居儋耳，子野复来，相见作诗赠之》有句：“笑谈惊半夜，风雨暗长檠。鸡唱山椒晓，钟鸣霜外声。”苏吴一会，笑谈达旦，足见其情谊之深。苏轼在海南写赠复古的诗章还有《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约吴远游与姜君弼吃蕈头》等。此外，苏轼有《点绛唇》词二首。二词手迹原藏复古家中。傅干注《东坡词》残本说：“此二词，洪甫亲见东坡手迹于潮阳吴子野家。”吴氏家藏苏轼墨宝当在不少，也足可见苏吴关系之密切。
这以后，吴复古出游龙川霍山。至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遇赦北还。吴复古不辞跋涉，以96岁高龄与广州玄妙观道士何崇道等自番禺追至清远峡送别，并于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同游广陵寺(即飞来寺)。至今飞来寺东坡亭东侧尚存翁方纲集苏体重刻碑记：“东坡居土渡海北还，吴子野，何崇道，款堂通三长老，黄明达，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饯至清远峡，同游广陵寺。”吴复古终因不胜老迈劳累，又遇天气严寒，遂一病不起，于翌年农历四月十三日病逝于归途。苏轼在真州惊闻噩耗，万分感伤，挥笔写下了《祭子野文》，极尽颂扬哀悼之情。
苏轼与吴复古之子芘仲也有着密切的文字之交。苏轼在黄州接到芘仲的作品，即去信大加赞赏：“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脔，宛转而不忍下咽也。”苏轼给芘仲的第二封信是在读芘仲所寄《诸子论》之后，深为复古之后继有人而高兴：“所论孟、扬、申、韩诸子，皆有理，词气倚然，又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芘仲作《归凤赋》寄赠苏轼，苏又复函说：“并示《归凤赋》，兴寄远妙，词也清丽，玩味爽然。”并叮嘱说：“仆方杜门念咎，不愿相知过有粉饰，以重其罪。”希望《归凤赋》“自别有所寄”。此后，苏轼与芘仲续有书信往来，情意殷切。
吴复古与苏轼之弟苏辙，子苏过，也都有密切的交谊。苏辙的《赠吴子野道人》诗，长达16行。被贬循州时，又有《循州雨中招吴子野先生》、《又答吴子野和二绝》等诗章写赠吴复古。苏轼读了苏辙的诗后作《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其中，苏辙的“辟谷赖君能作客，暂来煎密饷桃康”句，苏轼的“先生笑说江南事，只有青山绕建康”句，等等，都很有生活情趣，也颇可见其关系之不同寻常。苏过也有《闻潮阳吴子野出家》、《戏赠吴子野》等诗章。苏轼也为此作《吴子野绝粒不睡，过作诗戏之》诗。可以说：苏吴二家父交子往，情殷谊切，的确不失为文化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
吴复古之所以深得苏轼的景仰推崇，交谊深厚，这首先是在于他的旷世情怀感染了苏轼，特别是苏轼在遭受一贬再贬的政治磨难之中，得到了吴复古的道家理念的启示，领悟到其放荡形骸的性格和放逸的生活态度，以至深得其积渐而进，顺其自然的“和”与“安”之理。这在苏轼患难之中，寻得精神慰藉而泰然处世，的确不无裨益。还必须指出，吴复古虽筑庵出家，但却不迷于长生之术，更视炼丹服药为土苴，而陶然于山水之中，这种“出世法”是苏轼所可接受的。在这一基础上苏吴所建立起来的交谊，就有着共同的生活志趣，共同的文化艺术爱好。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上的相通，连系着苏吴的真挚情谊。
吴复古夫人许贞阃，乃八贤之一的许申之妹。生三子，曰芘孟、芘仲、芘季，苗裔蕃衍于潮州诸邑，以至于东南亚各国。所可惜者，其著述、手迹，绝少传世，诚属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