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海峡两岸 吴文化论坛论文

 

 

保生大帝信仰认同的历史构建

作    者：吴峣松

作者单位：三明市梅列区列西街道办事处

作者籍贯：泉州市安溪县

选送单位：安溪县吴文化研究会

2014年11月

                

            

保生大帝信仰认同的历史构建[1]

[摘  要]  保生大帝信仰是闽台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研究其信仰认同的历史构建，有助于推动保生大帝信仰史研究从单一的“功德圆满”构建模式向“宗族情缘、原乡记忆、功德圆满”构建模式转变。探讨这一历史构建模式的转变，对于进一步了解保生大帝信仰的形成、发展和扩张，推进民间信仰史研究和丰富民间信仰史研究理论具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保生大帝  信仰认同  历史构建

“民间信仰现象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立体现象’，而非一个单方面、单层级的简单‘平面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民间信仰现象进行论述与解读，从而形成对民间信仰这一复杂社会立体现象的多维理解”^[1]P90。保生大帝信仰作为闽台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已经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阐述和解读，取得了诸多的成果。然学界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保生大帝生平、保生大帝信仰本身和信仰的社会功能等方面深入探究，而对信仰本身反映的一个族群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认同缺乏应有的重视。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对保生大帝信仰宗族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历史构建做一个简单的探讨和分析，旨在探索族群视角下保生大帝信仰认同与历史文本构建背后的逻辑体系。

一、知识分子语境体系下的信仰史构建

传统史学对于“史”的研究对典籍有着独特的偏好，他们往往依赖于从典籍当中寻找历史的脉络，然后通过典籍的记载，努力构建或者是创造出所谓的确凿历史。关于保生大帝的信仰史研究，也未能够逃脱这一史学研究魔咒，史学家们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典籍、史料抑或是碑刻等实体化的文本材料来探索保生大帝信仰的出现、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无法构建出这一过程，则似乎显得知识分子本身的无能或是学术上的无知”^[2]P112。正是为了给保生大帝信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于是他们查阅了无数的典籍和碑刻材料，同时借鉴宗教史和文明史的研究成果，构建出了保生大帝的生平事迹，当然，在这一构建过程中，保生大帝的出生地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是保生大帝信仰史的起点。

在学界关于保生大帝出生地的探讨主要有三种说法，分别是厦门青礁说、漳州白礁说和安溪石门说。三种说法的辩论源自于三种不同史料记载的相互矛盾，分别是：庄夏为白礁慈济宫所做的《庄碑》引发的白礁说、杨志为青礁慈济宫所做的《杨碑》引发的青礁说、安溪石门出土的《明祖妣勤慈许孺人暨男泽泉吴公合葬墓志铭》和李光地《吴真人祠记》引发的安溪石门说。对于三种不同观点的争论，看似地点的争论，实则是保生大帝信仰发端和最终形成的模式之争。当这一些争论最终因为各方的妥协而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再回顾这段争论的历史，不难发现，对保生大帝出生地的争论，除了少数研究保生大帝其人及其信仰的精英知识分子外，更多的广大普通民众压根就都没有在意过，更不知道这些争论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保生大帝是哪里人并不大关心，只不过是随着知识分子的指挥棒和宣传而无知的认同而已。这与斯蒂文·赫瑞在批判民族识别时强调的“对大多数本土的人民而言，民族识别问题于他们日常生活或他们的自我概念并不重要”^[3]P269的表述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白礁说、青礁说还是石门说，实际上都是精英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构建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罢了。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传统信仰史学研究者用这种基于典籍和碑刻等文本材料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论证体系来构建保生大帝信仰历史脉络的局限与不足。因为他们所研究的典籍和碑刻等文本材料，很大程度上是对保生大帝的歌功颂德，是对保生大帝信仰“功德圆满”构建形式[2]的再认同和再强调。然而，他们的研究依然存在两大缺失，“其一是他们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与真实性面向，其二是他们忽略了对人类族群生活的现实关怀”^[4]Pv。也就是说，他们忽略了一个宗族对于保生大帝信仰产生本身的自我认同和宗族认同，以及在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宗族之间的互相变化、迁徙所产生的地域扩张和新的地域认同。正是因为忽视了这种独特的宗族情缘和因地域扩张所保存下来的原乡记忆，才使得精英知识分子们没能够走下文本材料的庄严殿堂，一味自认为客观的解读文本材料就能够还原历史真实的想法，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成为了知识分子自己一厢情愿的咬文嚼字。

二、宗族情缘：信仰认同的情感基础

张开世界版图，我们惊讶的发现，“保生大帝的崇拜遍及闽南、两广、台湾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5]P81。这样的地缘信仰范围和组成结构，与普遍被视为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之间，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作为“流行在中国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中间的神、祖先、鬼的信仰；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仪式；血源性、家族性和地域性的仪式组织；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6]P139的民间宗教而言，其血源性、家族性特征是保生大帝信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保生大帝祖籍地的石门，自从吴氏家族在这里开枝散叶之后，便将保生大帝视为祖先神加以信奉和祭祀，李光地在《吴真人祠记》中“真人至今垂六百年，其子孙聚族山下，奉真人遗容，远近祈请灵感”^[7]的记载、石门吴氏中兴祖祠中“公生公元九七九，羽化一零三十六”和“公生三月三五日，人祝千秋千万秋”的对联以及在吴氏中兴祖祠进行祭祀而非在供奉神位的庙宇中进行祭祀的祭祀方式等，便是对这一信奉和祭祀的真实记录。在这里，除了出土的墓志铭和吴氏宗族族谱以外，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文本记录。可喜的是，在现在供奉保生大帝的庙宇中，依然有四个宋代的柱石安静躺在那里，跨越千年，和散落在这里的众多美丽传说一道，为我们讲述着保生大帝与吴氏宗族千年的历史奇缘。

更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除了石门吴氏供奉保生大帝的庙宇名称叫做“玉湖殿”、厦门板头石兜村吴氏供奉保生大帝的庙宇叫做“真德殿”以外，并未发现其他地方供奉保生大帝神位的庙宇称之为“殿”。之所只在这两个地方将供奉神位的庙宇称之为“殿”，一方面来自于保生大帝信仰的美丽传说^[8]P15-16，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石兜村乃是石门吴氏迁徙至此所致。有趣的是，石兜村的吴氏，又与白礁吴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陈清平所述：保生大帝父母北宋年间为避乱而从安溪石门迁至白礁，其后人遂在白礁开枝散叶，到第十五世祖吴学德时，因保生大帝托梦，东迁至厦门后埔村，“厦门石兜村（板头水库内库）吴氏，当为吴本家族之后裔……原因祖上居住安溪石门，另一支系迁徙同安石浔，村名都有一‘石’字，因此把后埔村改名为石兜村”^[9]P102-103，形成厦门石兜村吴氏。到了光绪年间，吴氏族人“又建真德殿，供奉始祖学德从白礁背来的吴真人神像”^[9]P103。

当然，将保生大帝作为祖先神加以祭祀的并不止石门吴氏和石兜吴氏两个地方，据陈国强、周立芳和林嘉书对长泰、南靖等地保生大帝神位供奉情况的调查显示，长泰县岩溪镇高濑村“大多姓吴”^[10]P232，“南靖金山一乡有13座保生大帝庙，绝大多数是吴氏家族建筑供奉的”^[11]P341，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除了吴氏家族对保生大帝进行侍奉以外，其他姓氏家族对保生大帝的侍奉也是很普遍的，这在林国平教授的研究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2]P5-11。与吴氏家族不同的是，他们对保生大帝的祀奉是纯粹意义上的对神祇崇拜，而不是出于对先祖的缅怀。

总的来看，通过对保生大帝祖籍地的细致挖掘，和对保生大帝供奉庙宇所在地的实地调研，不然发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吴氏宗族始终保存着对保生大帝作为人的最原始记忆，即将保生大帝视为自己的先祖加以祭拜的血源和宗族记忆。这种记忆是这个地方吴氏宗族从蹒跚学步的孩童到苍白鬓发的老者人尽皆知，并真实保留的记忆；是不依靠学者们书写流传，而是吴氏族人自身通过筛选之后口耳相传的记忆。正是这种记忆，让我们体会到了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宗族情缘，成为了构建保生大帝信仰认同历史的情感基础。

三、原乡记忆：地域扩张的精神支撑

“族群认同建立在历史记忆之上；共同的起源记忆凝聚一个人群，这种共同的起源记忆解释为什么同一个族群的人会彼此凝聚在一起”^[13]P69。与王铭柯的表述一致，宗族情缘，使得保生大帝信仰认同有了情感基础，这种情感基础将保生大帝的实际进一步筛选、过滤、强化之后，便形成了宗族世代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而这份历史记忆很大程度上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信仰保生大帝的人群会彼此的凝聚在一起，并不断的创造这保生大帝信仰的时代含义。

保生大帝的最初信奉者们主要是漳泉乡民，这是一群被称之为“传统中国最具海洋意识的群体”^[14]P27。他们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已经飘过台湾海峡，到台湾垦荒，“随着大批福建民众移居台湾，保生大帝崇拜也被传入台湾，逐渐成为众多神明崇拜中最重要的崇拜之一”^[15]P55。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台湾的保生大帝庙宇多达270余座^[16]，这充分说明了保生大帝在台湾岛内拥有广泛的信众。而后，随着漳泉人的进一步迁徙，走向海洋，传播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如今保生大帝的信仰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凡举在漳泉移民聚居谋生的地方，大都可以寻觅到保生大帝信仰的痕迹”^[17]P80。

保生大帝信仰的传播和在当地的强化，一方面见证了漳泉乡民的移民历程和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也见证了他们对原乡的深深思念。这从保生大帝信仰宫庙和祭祀活动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台湾台南学甲济慈宫中对联写道：“气壮乎天，万众同参学甲地；血浓于水，千秋不忘白礁乡”，其宫内“郑王军民登陆暨上白礁谒祖纪念碑”亦记载：“三百余年，学甲地方及台湾各地信仰，为遥拜大陆福建白礁济慈保生大帝祖庙，及追念大陆祖先，代代相传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一日举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之上白礁谒祖祭典而名闻遐迩。”^{[18 ]P30}不仅如此，台湾一些保生大帝信仰依然保留着漳泉地区的祭祀方式。如“石门村村民祭祀吴真人的活动是在自家的一世、二世祖厝行祭，而非在玉湖殿，寓意至深，可见民众仍是尊之为祖辈而非以神祭祀之，今台湾屏东县的吴氏宗族，也保存着同样的风俗。”^{[5]P 82}这些记载无疑是对保生大帝信徒对原乡故土眷念之情的最好诠释。

不仅如此，1998年10月，原台湾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主任委员、屏东县万寿宫管委会主委吴传辉先生在得知安溪石门为保生大帝祖籍地后，主动率参拜团到石门参加玉湖殿举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揭牌仪式，并带来吴氏族谱一本，族谱上清楚记载，其乃是保生大帝的弟弟吴根的传人。2001年1月，在中华两岸宗教交流协会、两岸新闻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唐忠义先生和安溪石门保生大帝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化民先生的力促下，台湾青年道教协会向石门发出邀请函，邀请石门保生大帝以“祖殿真身”身份赴台参加祭天大典[3]，约定时间3个月。参加完祭典后，石门保生大帝金身在台湾被各宫庙当做主神、台湾本岛保生大帝神像作为副神在台湾全境巡游，历时173天，超出约定时间83天后，于同年5月28日送回石门本殿。2006年12月，恰逢石门玉湖殿重修大典，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理事长廖武治先生又亲率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成员，护送5尊保生大帝神像回石门谒祖参拜，并参加庆典活动。随着石门作为保生大帝祖籍地在海外的传播，2010年11月，新加坡延陵吴氏总会率当地保生大帝信众代表224人护送7尊保生大帝神像回石门谒祖。

从以上的活动，不难的出三个结论：一是吴传辉作为保生大帝直系血亲的后人回乡谒祖，不仅说明了保生大帝信仰地域的扩张方式和途径，而且也说明了台湾吴氏信众对于先祖故土的向往和依恋。二是拜请祖殿真身到台参加祭典，并作为主神巡境台湾的细节，充分说明了台湾保生大帝信徒对来自祖籍地的保生大帝真身的尊重和崇拜，而且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在台湾保生大帝信众内心深处的原乡情节。三是台湾保生大帝神像和新加坡保生大帝神像的回归，即完成了保生大帝神像“回家看看”的历史任务，更进一步诠释了世界各地保生大帝信众内心深处那份浓浓的归乡情。

总起来说，作为保生大帝信仰引领者的漳泉乡民，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通过移民的方式，将保生大帝信仰带到了台湾和世界各地，并在迁入地上建庙供奉，使之称为当地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带去了传统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独具海洋性的拼搏精神，更带去了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和对原乡的记忆。正是这种对原乡的记忆，使得他们在千年之后依然不忘自己的故土和亲人，不忘回到信仰的诞生地寻根谒祖。这种因为地域扩张而保存下来的原乡记忆，无形之中成为了构建保生大帝信仰认同历史的重要精神支撑，正如聂德宁所说：“在华人向海外移民的过程中，传统的信仰始终是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支配着他们在海外团结奋进共谋生存和发展”^[17]P83。

综上所述，历史的构建是历史学研究者根据历史自身的发展对历史资源做出的一种具有历史性、客观性、完整性和时代性的诠释。保生大帝信仰认同的历史构建也应当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完整的、时代的过程。它的信仰认同的历史构建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有着一个产生、发展到最终形成的过程。作为“人”的保生大帝，其一生悬壶济世，逝世之后为万民敬仰是理所应当；作为“神”的保生大帝，其保一方生灵、治一方土地、促一方和谐、续一方情缘的昊大神恩为千秋所称颂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一个“以家为天下、以祖为尊、以原乡为灵魂”的中国古代社会，很难想像一个普通的济世之人能够脱离宗族因素和传统伦理直接成为一个带有世界性的神明。

当我们走下知识分子的殿堂，用心体会着以吴氏宗族为核心的保生大帝信仰圈，用双脚重踏先人迁徙的足迹时，才深深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宗族情缘和沧桑的原乡记忆，将保生大帝的“人”与“神”紧紧的连结在一起，构成了保生大帝信仰认同的中间环节，成为了我们进一步认识保生大帝信仰的纽带。概而言之，作为保生大帝信仰认同的构建，是一个以宗族情缘为情感基础，以原乡记忆为精神支撑，以功德圆满为外在保证的“三合一”历史构建过程。这一“三合一”的历史构建过程，不仅成功构建了保生大帝信仰认同的历史，而且也将成为构建其它民间信仰认同历史的重要工具，乃至将成为解释中国民间信仰史的构建的重要方法论。

致  谢

2014年10月30日，偶然接到家叔小安的电话，说是安溪县吴文化研究会吴建霖秘书长到其家中，共商安溪县吴文化研究会参加“2014首届海峡两岸吴氏宗亲肯亲大会暨第二届海峡两岸吴文化论坛”相关事宜。家叔向我介绍情况，要我撰写一篇论文，提交此次大会筹委会，吴建霖秘书长向我说明了具体要求，明确了论文方向、具体截稿时间。如今，文稿已经完成，即将付梓，然心中之感慨之情时时不能平息。

关于保生大帝信仰研究的研究者并不在少数，然而与他们相比，笔者却有着不一样的感触。1998年10月，那时候的我还只是一个不知事的小学生，而对于石门村和石门村民来说，却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祖父的努力下，石门玉湖殿不仅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这个不为历史所记的小村庄第一次迎来了远道而来的台湾亲人们。也是这一年，村里开始了60年一次的族谱重修大典，这次收谱先生特地将为石门做出重大贡献宗亲立传，有幸的是，我的祖父化民同志成为了唯一一个被立传记入族谱，与万世祖宗并立，成为后世子孙学习典范。这一年，他69岁。

1999年，我小学毕业。这一年，台湾南投发生里氏7.6级大地震，台湾受灾严重。经过一年的恢复重建，2000年秋，台湾宗教界人士来到大陆，奉迎石门保生大帝真身到台湾参加2001年祭天大典，超度亡灵。祖父主动挑起重担，联系厦门、漳州、台湾各地人士，共谋对策，并力促石门保生大帝真身赴台参加祭典。他与台湾青年道教协会约定，3个月内必须将保生大帝真身护送回石门本殿，并向全石门族人保证守护好出巡的保生大帝真身。然因保生大帝真身未能够按时被护送回本殿，祖父一时之间成为了全村族人的箭靶，甚至成为了部分过激族人口中的“卖祖小人”。他担心、惶恐，但是他坚信真身必定“回家”，于是不分昼夜，与台湾各界人士联系，搭建沟通桥梁，了解保生大帝真身在台湾的具体情况，当历时173天巡境全台后，被护送回到石门本殿之时，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这一年，他72岁。

2006年，我考上了大学，选择了历史学专业，开始进行专业的学习和熏陶。这一年，石门玉湖殿迎来了文革以后的第一次重修。为了能够让这一项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祖父在县里和村里之间来回奔波，号召族人捐款捐物，亲自指导并参与整个重修过程。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与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取得联系，畅通石门与台湾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12月，重修大典之际，促成了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理事长廖武治先生率团护送台湾5尊保生大帝神像回石门参加庆典活动。这一年，他77岁。

2009年，我在祖父的教诲和影响下第一次提笔撰写保生大帝信仰的学术论文，开始系统的了解保生大帝信仰始末。这一年，恰逢石门村玉湖殿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泉州市和安溪县两级政府均对石门村的开发给予高度重视，并分别下派挂职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负责石门村保生大帝文化开发项目。村里为将玉湖殿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成立了工作组，负责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并报省里审批，遗憾的是连续上报两次，均被退回，而且点名不能再次递送资料进行申报。就在申报工作陷入僵局之时，下派驻村第二书记吴双齐找到了我的祖父，跟他说明了情况。祖父得知情况以后，夜以继日的投入到申报工作中，甚至多次病倒被送进医院。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努力下，申报材料最终形成上报并获得了通过，玉湖殿也正式被确立为福建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这次他倒下了，被送到了省立医院进行心脏搭桥手术。这一年，他80岁。

现如今，已是85岁高龄的他，为石门村所做的贡献，为保生大帝所做的贡献，为海峡两岸文化传承所做的贡献，为祖国统一事业所做的贡献，被广为传颂。然而，作为他的家人，却不愿意看到已是耄耋老人的他继续拖着身体工作着；他也深深的知道，这一份事业需要有新的接班人。

祖父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接班人。1998年，他的儿子小猛参加在厦门海沧举行的纪念吴真人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论文《吴真人与石门村的关系初探》，开启了新生代对石门保生大帝的研究，成为了祖父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石门保生大帝事业继承者。2007年，他的长孙峣冠更是从专业角度出发，发表论文《吴真人祖籍地“保生文化旅游”规划研究》，第一次完整、系统的规划了石门村“保生文化”的开发，得到了时任安溪县委书记尤猛军的高度重视，开启了石门村“保生文化”开发的起点，成为了祖父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石门保生大帝事业继承者。2013年，当我学成归来之后，祖父就多次交代，要我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彻底的梳理保生大帝和石门村的历史，将石门村的开发和未来族人的福祉作为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然，与祖父一同并肩作战的，是族里威望最高的、祖父的三叔，我的三曾祖父传究先生。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肩负宗族事宜，为探清石门吴氏源流，背着厚重的族谱，几乎走遍了福建每一个可能与石门吴氏有关联的角落。他为保存和弘扬保生大帝信仰孜孜不倦，他与祖父一同见证了石门保生大帝信仰的变化，为祖父对外交流提供了最为强有力的内部保障。

文章付梓之际，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将祖父及一家四代人的奋斗予以简单记录，其原因有三：一是祖父一心为保生大帝、一心为全体族人而奋不顾身的精神，深深的让我敬佩和尊敬，也成为了激励我为保生大帝、为族人尽一份力的斗志，让我在内心深处燃起了为人民服务的熊熊烈火。二是一家四代人为保生大帝这一份事业所做的无私奉献，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将石门保生大帝、石门村这两个品牌打响世界，唯此方能尽到孝道。三是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祖父及家族这份光辉的历史加以完整、翔实、客观、无误的加以记录，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为后世史家提供科研的准确材料，同时也让石门、石门保生大帝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发展和发扬光大。因此，当我接到家叔小安的电话的时候，我毅然将此事接了下来，认真对待。

论文的完成，还得到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林东杰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安玲硕士，中国知网王柳硕士，安溪吴文化研究会吴建霖秘书长、宗亲吴河川等的帮助、支持和指导，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真诚的祝福！

默默充当我坚强后盾的、赋予我精神源泉的是我的家人，拥有他们是我一生的幸福。然因为身处他乡，难以照顾到家里，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在此，谨向所有帮助、关心过我的每一个人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祝福，滴水之恩，铭记在心！

                                           吴峣松

                           2014年11月于三明列西街道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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