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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同志，“文化大革命”初被批斗、罢官，直到1975年7月，才恢复工作。对于复出，耀邦同志珍惜有加，他顶着酷暑，走马上任。工作起来，席不暇暖，食不甘味，没日没夜。为了整顿和恢复科技管理和科学研究的秩序，抓紧给中央起草工作汇报提纲，作调查，听汇报，看资料，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字斟句酌，小心谨慎，辛辛苦苦三个月，结果，却被诬为“大毒草”。

“大毒草”，当然是欲加之罪。

1975年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在机关院内劳动，戴以夫叫我去接耀邦同志。自周荣鑫调到教育部后，让谁来主持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的工作，中央一直在酝酿。到这时，算是尘埃落定。临出发时，军代表王建中嘱咐：到了打个电话。

到了富强胡同5号，耀邦同志已等在大门口。新理的平头，衣着朴素，身躯笔直，很精神。我开车门下车，他已伸出了右手，我说欢迎耀邦同志，就要进门打电话，耀邦同志一下拦住我说：“没必要，没必要。”

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在2楼l号。周荣鑫走后，一直空着。这天，打扫得窗明几净。耀邦同志微笑着走到办公桌前，两手一拄桌子说：

“哈哈，我要拴在这里了!”

此后几天，耀邦同志向科学院的有关同志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听取关于科学院的情况介绍，并部署向中央起草一份报告，即后来大家知道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一天散会后，他要我领他到各局走走。临近下班，人已不多，我们只向值班室、打字室的方向看了看。第二天，我们到四局、外事局，他们的领导，有事外出。再到三楼，业务二组赵震平在，谈了一会儿。政治部萧剑秋在，看他没事，耀邦同志就坐下来，先问了一下工作，就谈起他在延安的一些事：一次毛主席叫他主持会议批判张国焘。主席嘱咐，要给张国焘准备一把椅子、一支笔、一张纸等。为什么讲这些呢?我猜想，耀邦同志心里一定有多年解不开的困惑。三十年前，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人，台上还放把椅子；三十年后，社会竟如此“进步”，被批斗的老干部，都坐上“喷气式飞机”了!

耀邦同志复出，第一次在群众场合露面，是1975年7月底8月初．主持范长江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范长江同志是著名记者，新中国新闻事业创始人之一。他曾在1935年，追踪红军长征的足迹，写下69篇通讯，报道红军的真实情况，轰动全国。此后，他领导过新闻团体、通讯社、报社、新闻学校，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任新华社副总编辑，《解放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等职。20世纪50年代末，调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兼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党组书记。他是我国新闻界的大人物，“文化大革命”初，因为一首小诗，反映全民大炼钢铁后，南方有些地方，山不青了水不绿了，结果就从天上一下掉进深渊，成了反对“三面红旗”“黑帮”“三反分子”。被批斗、抄家、关押、下放。1970年lO月23日，范长江在河南确山干校，不堪受辱，投井自尽。死后，其头上还压着一顶沉重的“反革命”的帽

子。按说，就算是一个普通百姓，到这个份儿上，也该给句公道话。哪怕只有一句。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就为这一句，奔走了四年多，终于在1975年7月得到毛主席“给予纠正”的批示。怎样纠正? 今天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可在当年，这里就很有学问。

那天，来八宝山的有原科委、科协的同志，也有文化界、新闻界的一些人。当时有不少人向耀邦同志握手致意，沉寂了七八年后，随着小平同志复出，耀邦等一批同志也走出来了，许多人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大家想，阴霾的天气可该结束了。但是，又有谁能想到，一场大的风暴就要铺天盖地到来了呢!大家从第一告别室排成两路纵队，向骨灰堂走去。领头的是耀邦同志和茅盾先生。茅盾先生那年已79岁，腰有病，已弯得快90度了，拄着拐杖。

在回来的车上，耀邦同志说了一句话：“也只能这样了。”话里包含了许多无奈。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l2月，耀邦同志调到中组部工作，当月，范长江彻底平反。

1970年6月以后的科学院，是由科委、科协、科学院三家合并而成，仅在京单位就有近50个，职工三万余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破坏，科研工作都失去了章法，问题成山。一位院领导曾深感科学院工作之繁：下班即上班。白天在机关忙，下班在家里忙，人和电话随之跟到家里，日复一日。耀邦同志从原团中央把梁金泉同志调来，让他住在家里，缓解了不少压力。

有些事光靠科学院，解决不了。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后，铁道兵司令部进驻，研究生院要这个地方，多次商谈无果。耀邦同志拿起电话就给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通话，请求帮忙。科学院许多生活上的问题，耀邦同志操起电话，就找北京市市委书记吴德同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工作停滞，使本该及时解决的事，积压起来，房子、液化气炉子、小孩入托等都是广大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耀邦同志在抓好其他工作同时，为了这些事，费了不少精力。人们戏称“五子登科”。

有两次耀邦同志问我，你看科学院还有哪些工作要抓。耀邦同志在百忙中，唯恐工作有什么疏漏。

耀邦同志到科学院的前一个月，即1975年6月9日，中央刚为贺龙同志举办过骨灰安放仪式。只因有人诬陷，一位元帅就被审查迫害致死了。怎么向人民交代? 这才有1974年中发[25]号文，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说“审查是必要的”。人被迫害致死，说是病故，一般群众恐怕都接受不了。一位老科学家曾找耀邦同志，希望组织能出面查查他儿子是怎么死的? 领导知道，不否定“文化大革命”，许多问题就查不了。查不了，群众来谈，又不能不听!

夏天，天气比较热。那时的领导办公室，既无空调，也无电扇。我和耀邦同志办公室的门对开着，自然通风。耀邦同志有份已经拿了两天的稿子，说要用半天看完它。稿子刚在桌上摊开，古真同志(信访室的干部)就进去了。古真说她爱人死的事，要求组织能实事求是，有个说法。由于初次见面，很多事情不得不从“三皇五帝”开始谈。这样，耀邦同志就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工作。按说我应该挡挡，请先找别的领导去谈，或写份材料。因是熟人，也出于同情，我没有。

还有一次，在办公室，耀邦同志当着梁金泉和我的面，明确我管文件。随着天气晴转阴，继而狂风暴雨，没有了文件，也没人找耀邦同志说事，代替的是批判和斗争。院子里大字报中，有一张写的是：科学院来了三个大右派(指耀邦、李昌、王光伟同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耀邦、李昌同志靠边了。王光伟同志说，我们是一起来的。事情是一起干的。我也应该下去。中央不同意，留下主持搞批判。耀邦和李昌同志到科学院。工作时间不长，但那种深入基层

联系群众的作风，敬业、勤奋、务实、求真的精神，为科学院办了一些实事，搞出了一个符合科研实际的汇报提纲，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但在某些人眼中，这就叫“右倾翻案”。科学院的造反派于1976年2月末3月初，在首都体育馆一一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场子。开批判胡耀邦、李昌的大会。科学院在京人员一半多都用汽车拉来了，声势很大。那天耀邦同志住院缺席，李昌到会。大会刚开始，有人递上条子说，谁是李昌，我们不认识，应该让大家见见。于是，李昌从座位上站起，在一万多人的场子里，有人大喊：“看不清楚!”大会主席就让李昌绕场转一圈，可是没想到，李昌走到哪里，哪里就报以热烈的掌声。走一圈，带出一圈的掌声。这个批判会开的，成了对胡耀邦、李昌的欢迎会了。不过也不要小瞧大会组织者，大会一开始，他们就把体育馆的大门都上了锁，真正做到大会自始至终无一人提前溜号。

大会发言开始了，下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一万多人开小会，嗡嗡声压过了大会发言。更有三三两两地跑到休息厅里去，一堆一伙地抽烟、聊天、嬉闹。不一会儿。休息厅里边人多得跟赶庙会一样。当时一些到会准备拍照报道的记者，面对稀稀拉拉的会场，来回进出走动的人们，端着摄像机没法拍，只好取消第二天见报的计划。在那场“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科学院唯一的一次批判胡耀邦、李昌的大会，竟搞成这样，“四人帮”当然很生气，但明面上却表扬科学院等单位搞得好。因为他们总不能向毛主席这么交代：现在大家都批不起来。为什么非表扬科学院?这就是，你看科学院不行，许多单位的批判会，还不如科学院1

1976年8月中旬，中央给王光伟同志一封绝密亲启件。王光伟看后，他的秘书沈文雄过来告诉我，是通报毛主席病危的。耀邦同志自8月初，由大连批斗后回京，就住院了。下午我带了几本内部刊物，

由张计虎开车到协和医院，那时耀邦同志住协和医院南楼三层最东头的一间病房里。我报告了主席病情，他从躺椅上起身，充满惊异和忧虑的眼神凝视着我足有半分多钟。我说我还带了几本刊物。耀邦同志看也没看，慢慢躺下，摆摆手说：我什么也不看，我要休息。不过他那凝视的眼神，让我好长时间都忘不了。

1989年4月15日，中国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曾经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去世了。他走完了他光辉曲折的一生。开追悼会那天，我望着耀邦同志的大幅彩照，似乎又看到那惊异忧虑的眼神。

                                            (2006年6月14曰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