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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峰命悬一线胆识过人
作者:吴持生 谭…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12-31         ★★★
   毛泽东曾说,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历史上最成功的,要发勋章,首先该发给他们———

  ■本版私人史主人公吴德峰、戚元德

  吴德峰,1896年出生,湖北保康人,1922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吴德峰长期从事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是“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王震语)。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出任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长。后历任国务院政法办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政法学会会长、党组书记。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戚元德,1905年出生,湖北汉口人,吴德峰之妻。1928年2月经陈潭秋夫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时期内协助吴德峰做党的机要交通、情报工作。全国解放后历任武汉市委委员,武汉市妇联主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74年11月2日在北京逝世。

  ■口述/吴持生(吴德峰、戚元德之女)

  ■采访/本报记者 谭璐

  ■周恩来找父亲谈话,要他筹备组建中央交通局,任第一任局长

  我的父亲吴德峰曾被国民党称为“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编撰的题为《中共内幕》刊物上这样描述他:“老奸巨猾吴德峰”。由于他多年从事秘密情报、交通等特殊性工作,他的事迹鲜为人知,甚至在党内除了一些很老的同志外,真正了解他的人也并不多。

  我的曾祖父吴国弼曾在清朝任四品“通奉谏议大夫”,辛亥革命前夕当过鄂省临时议会议员。吴国弼受“维新”、“变法”的影响,送两个儿子吴元泽和吴元钧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以期习武救国。吴氏兄弟学成回国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分别官至少将和中将,黎元洪任大总统时聘请吴氏兄弟进京为幕僚。所以王震说我父亲,“当时很多人闹革命是被逼上梁山,吴德峰却是家产万贯自己走上梁山”。

  父亲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董必武任校监,陈潭秋是他高年级学长。1925年根据党的指示,父亲开办崇实中学,成为湖北地区传递秘密情报的一个据点。因为父亲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是个社会关系极复杂的知识分子,在接纳父亲入党时有人反对,后来在介绍人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坚持下,父亲终于在1924年2月加入了共产党。其实父亲的身份为他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共产党也正需要他潜伏在国民党内。1925年父亲根据指示,以公开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再加上当时家庭有显赫的社会背景,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推荐,父亲取得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要职。

  我的母亲戚元德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父亲相恋。母亲和父亲志同道合,1928年经陈潭秋、吴德峰介绍加入了共产党,长期随吴徳峰做秘密工作。

  1928年底,中央派我父亲任河南军委书记,去开封消灭叛徒特务并重建地下党组织。任务完成后回到上海,周恩来找父亲谈话,要他筹备组建中央交通局,任第一任局长,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那时候秘密交通是连接白区、苏区、敌占区、根据地,党内各级组织进行情报联络、信息沟通、物资运输、资金调配、人员输送的渠道。

  为了解决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父亲想到了“开铺子”的办法。苏区缺什么物资就开什么铺子,这样既解决了交通站的问题又可以避免被敌人发现。

  从1930年开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交通线护送领导干部到苏区,主要由父亲领导部署,先后送到苏区的干部有项英、任弼时、刘伯承、伍修权、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等。很多护送行动都是惊心动魄的,接头人不准互相通姓名也不准讲话,每个人员的资料也会随着人的变动经由秘密交通移送。由于父亲经手过党内很多的人和事,所以后来被很多了解他的老同志称为“党内活字典”。

  父亲总是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只有三条路:对党不忠诚,党会处理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理你;如果叛变,敌人用完你之后也会收拾你。”所以从做秘密工作开始,父母是做好随时为信仰牺牲自己生命的准备。

  ■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几乎都安插有我们的人,掌握了敌人的党、政、军、特的命脉和核心机密

  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副主席考虑到父亲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命他随同一起去西安参加谈判调解工作。西安事变解决后,周恩来找父亲谈话,中央决定他留在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此后共产党在西安有三个机构:公开组织是伍云甫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领导的地下党处于半公开状态;父亲领导的秘密情报工作则完全隐秘,没有机构名称更没有任何任命和职务。

  我父母亲再次由公开转入地下,搬进兴隆巷一个普通的居民四合院, 以家庭的面貌出现并开始住机关搞秘密工作。父亲化名吴铁铮,以伪籍贯河南信阳人报了户口,公开身份是《工商日报》记者。后来,因为38军的赵寿山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好,父亲顶替了一个人的名字潜伏其中,身份又变为国民党38军高参。他还安排我母亲在东北军办的子弟学校任教,让她往来于教育界、军政界和太太们之间搜集情报。

  据说解放后张治中去西安调查,在写给台湾蒋介石的万言书中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现在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三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毛主席曾说,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历史上最成功的,要发勋章,首先该发给他们;很多知情老同志说:“吴德峰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几天几夜都讲不完的。”但是父母在生前经常告诫我们,西安的情报工作功劳和成绩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自我标榜的。他们说,对于牺牲的死难烈士来说我们是幸存者,对于永远不能公开暴露自己政治身份、真实姓名的无名英雄来说我们是幸运者,我们和人民要永远怀念他们。

  我母亲戚元德回忆,我们情报队伍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我们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打入敌人内部,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几乎都安插有我们的人,掌握了敌人的党、政、军、特的命脉和核心机密。如当时胡宗南的副官熊向晖、机要通讯科长戴中溶、侍卫队的分队长王昭贤、西北军的参谋处长成子慎、38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晓初、38军办公室主任姚警尘、西安国民党特务侦缉队队长肖德等都是我们的同志。敌方为了掌握我方情况,在八路军办事处周围布满了不少密探、特务,有摆烟摊的、有拉黄包车的,但何曾想到这些人中就有我们的同志,比如霍建台等打入特务组织,表面上摆烟摊监视我们的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是保卫八路军办事处的岗哨眼线。可以说当时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视线中。

  妈妈说,我们长期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孤军作战,断绝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关系与往来,甚至父母、妻子、儿女都不准联系。完成任务回来后,他们的工作情况只有少数领导和部门知道,必须经组织严格考查审核后,才能重新恢复组织关系,重新安排工作,很多英雄功绩记录在案,但不允许公开表扬宣传,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继续为党工作。有的同志牺牲了,因工作需要也不能公布真实身份,家属也不能享受烈士待遇。当时我们的特工人员不仅在胡宗南身边有,在国民党各路军阀派系中都有不同层次的安排,甚至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官和高级将领都安排有我们的党员和同路者同情者。因此蒋介石、胡宗南等人的战略部署命令,不仅用我们的秘密电台和交通关系能在两小时到达延安,甚至由我们打入要害部门的同志直接用国民党电台将国民党内部的命令同时直发延安。

  我父亲自幼聪敏好学,爱好广泛,有过目不忘的才能。在西安时,父亲曾拜访一名国民党上层人物,趁他打针之际,偷看了他桌上放的一张重要情报并牢记下来,电报传至延安,后来与得到的原件相对连标点符号都未差。但父亲讲,很多人把情报工作看成仅是简单的潜入偷拿、窃听、掉包等行为,那是片面的,不完全的。父亲对我们说,并不是偷来的机密才是情报,偷来的东西未必准确,有时候还会陷入人家设计的圈套,就真成了“蒋干盗书”,中了周瑜反间计。他说任何事物的演变都会留下蛛丝马迹可寻,所谓情报其实就是信息,在他看来,公开的报纸、社会舆论都是情报,只有对各种信息调查研究、综合分析,然后有的放矢地去复查佐证,才能取得可靠的情报。

  ■国民党省党部上午开会讨论的事项,我们下午就能向延安发出电报

  父亲的战友于忠友叔叔回忆说,我父亲到西安后对社会各阶级做了详细的调研,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甚至包括著名妓女、到国民党军政、党棍、校级以上的头面人物,基本上都有调查。掌握他们的政治观点、思想动态、生活嗜好以及社会关系情况,对敌情掌握既准确又细致。国民党省党部上午开会讨论的事项,我们下午就能向延安发出电报;程潜的“天水行营”开会,用不了两天,我们就会向延安发出详细电报,把参加会议的人员、讨论的问题,对付共产党的策略,甚至敌人内部的勾心斗角情况等等,搞得一清二楚。“中央军官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有个特务班,毕业后要派到西安,人还没走我们就把名单发给了延安,随后这些人的简历、相片也由八路军办事处送至延安。

  于叔叔说,有一次父亲从专登桃色新闻的小报所刊登的国民党某些特殊身份的高级人物在重庆出现的动向消息中综合分析出情报,他向中央发电报,报告国民党中统、军统、警备司令部等方面最近有重大行动。延安接到电报后,就向重庆发电询问,重庆回电说查无此事。周恩来说,吴德老(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对父亲的尊称,因为要与吴玉章吴老区分,所以加个德字称吴德老)的情报向来准确无误的。命重庆再次核查,果真是国民党在重庆江北召集了一个极秘密的反动高级决策会议,新的行动即将出台。

  还有一份电报,于叔叔一直是未解之谜,他说:“回延安后,有一次吴老要我将一份情报拿到设置在山顶的农委专用电台发至苏联,内容讲的是德国将进攻苏联的问题,那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果然,六月二十二日德国进攻苏联的战争爆发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吴老是从哪里知道的。”

  罗青长表叔(他是革命工作关系的表叔,是《红灯记》里的那种“我家的表叔”)回忆说,我父亲对所得到的全部材料进行了综合分析,说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工作人员的状况:反对共产党、不愿抗日的是少数,拥护共产党和坚决抗日的也是少数,中间派则占多数。这些材料报送毛主席后,毛主席曾找父亲详谈,深表赞许。这为我们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当时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决策的参考。

  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胡宗南积极布署对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进攻,当时正值周恩来副主席由渝返延途经西安,父亲将截获的胡宗南战斗序列部署,各部队的驻地、番号、长官姓名等详细的材料交周副主席带回延安。我党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揭露蒋介石反共挑起内战的阴谋,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父亲说实际上做秘密工作并没有什么神秘之术,“忠诚则胆大,认真则心细,知己知彼则战无不胜,作为一名合格的秘密情报人员,关键必须具备坚定的信仰信念、坚强的心理素质及超人的思维、果断的判断和灵活的随机应变等多种能力”。父亲说,情报工作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唯独没有投机取巧或者想当然可言。至于那种用女色、牺牲肉体去窃换情报是最原始、最下三滥、不堪取用的手段。

  父亲的战友,这些叔叔们还非常佩服我父亲有胆有识,在秘密工作中善于隐蔽自己、迷惑敌人的斗争策略。当年根据秘密情报工作需要,我们的秘密情报机关陆续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译电人员,大家在曹家巷12号住在一起,装作是一家人。

  隔壁13号是个大宅院,房主姓赵,后来中统将这所房子买了下来,住着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每天晚上还能听到敌人的反共宣传。刚开始大家有一些紧张,搬不搬家的问题在讨论中很难统一意见。父亲说:咱们还是不搬,利用“灯下黑”来隐蔽自己。他说,你们看在点煤油灯时下面一圈不都是黑的嘛?这里紧挨着中统反而是一个保护伞,敌人是不会怀疑的,就是连中统特务总部也不会想到有共产党住在他的鼻子底下,如果马上搬家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觉。于是我们的情报机关一直在曹家巷12号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时才搬了家。

  结果就在在特务机关搬来后不久,有一天大白天父亲被特务盯上,几次甩也没甩掉。这时他已经走到曹家巷的胡同口,父亲灵机一动,便径直朝隔壁走去,到门口一按铃,里头特务出来打开门问:“干什么的?”吴老说:“找赵先生。” “搬走了。” “搬到哪里了?” “不知道。”这样的一问一答,拖延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在门洞里点支烟慢慢走出来,再一看后面的小特务早没影了。事后同志们问他:“你怎么敢进去?”他说:“我早就调查好了,这个特务头子中午不回家吃饭,所以就借这条大狗吓吓小狗嘛!”

   一天父亲同罗表叔出外办事,罗表叔手提箱内放着一份秘密文件,正走着突然发现前面国民党设了抄把子关卡,父亲暗示罗表叔一同很自然地走进了路边的书店。父亲借购书付钱之际将文件夹在新买的字帖中,交店员包好后卷在手中,让表叔提着箱子先走,他落后大摇大摆地向卡子走过去,轮到搜查他时,很自然地将双手举起,书也随着举上去,搜完后走了两三步远后慢慢将手放下来,好像突然想起手中的书,慢慢回转身原地不动地将书出示给搜查的敌人看,并示意地问,“先生这书……”话还没讲完,对方正在搜查第二个人就很不耐烦摆了摆手让他走了。事后罗叔叔问他,过都过来了为什么还回头拿书给敌人看?父亲回答:我将手举起是为了让书暂时避开搜查人视线,但走两三步后不管手举着还是放下,敌人都会看到你手中的书,不如主动示意他看,首先从心理上解除他的疑惑,按此常规他正在查第二个人不会耐烦再查,即便要查也是粗枝大叶一翻了之。父亲说,搞秘密工作的要会斗智斗勇,使用心理战术必须自身心理素质要好、遇事必须沉着自信,切忌慌乱胆怯,往往微小的瞬间失态就会惹出大麻烦。

  罗表叔说,父亲在生活细节问题上也很注意。在西安住的两三年间,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查一两次户口,开始机关还经常集中召开会议,后来形势紧张了就改变斗争策略,常常利用打麻将等形式召开党小组会。父亲还要求订购一些黄色书刊,随意摆在房间内,开始罗表叔他们不懂干吗买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家里,后来发现查户口的来了也翻着看,警察来巡查也翻着看,慢慢地懂得了其中的奥妙和用意,原来买这些杂志对麻痹敌人保护自己起了很大作用。

  ■父亲平时对三教九流的社会背景、组织情况和习性研究得很透,经常借助掌握的情况为我所用

  妈妈说,父亲在秘密交通情报工作中,注重自己同志人员素质、能力的培养提高,同时采用各种方法,争取、团结、借助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力量,包括革命的同情者、同路人,甚至国民党特务及帮派组织的成员、牙行、交际花等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可成为我们工作所用的对象,在“青帮”、“红帮”和国民党军、政、特、宪及外围组织的大小头目、骨干成员都有我们的关系。在当时谁要丢了东西,只要是帮派组织的人偷的,不出三天就能找回来。父亲平时对三教九流的社会背景、组织情况和习性研究的很透,经常借助掌握的情况为我所用。正因为这样,当时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得以保证及时、准确、顺利完成,从末出过大庇漏,几次可能的重大事故也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妈妈他们叫邓颖超同志为“小超大姐”,我听妈妈说,1937年元旦后,小超阿姨因休养治疗肺结核病,也到兴隆巷与我们同住。小超阿姨一共怀过两次孕,第一个孩子为了不影响工作做了人工流产,第二个孩子因难产胎死腹中,从此再没有生育。小超阿姨在兴隆巷居住时,非常喜爱我的三姐岷生(她是长征中在岷山出生的),妈妈说小超阿姨经常喜欢地抱着我三姐、拉着她的裤腿闻尿臊味,口中还开心地唱道:“我们的岷岷,我们的心肝,我们的尿臊、我们的尿桶,哒哒嘀哒嘀冲锋号响,熏死了东洋寇、冲走了日本鬼。”小超阿姨当时抱着岷生姐让我爸爸照了不少像。爸爸还曾在花园里给小超阿姨照了一张照片,并在照片背面风趣地写道:“邓小超,若有所思,一九三八年恩来到南京未回时摄影。”妈妈说小超阿姨看了大笑不止。

  我的爸爸妈妈先后生过我们姐弟9人,取名字大多跟出生地有关,我是1939年出生于西安,当时抗战正由相持转入反攻,爸爸妈妈便给我取名“持生”。

  妈妈说,也是在1939年底1940年初,八路军办事处的收发员彭宗藩被敌特秘密抓去,供出所谓“中共陕西省地下党省委书记吴铁铮(父亲在西安的化名)”,国民党密令重金悬赏,四处捉拿吴铁铮。为了父亲的安全,周恩来要他立即转移撤回延安。当时父亲正在参与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策划领导倒戈CC特务头目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支持朱家骅上台取代二陈的位置的重大行动,当时弓已拉开,箭在弦上,工作不能中断换人。因此他向中央报告,实际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是欧阳钦同志,从这一点可以断定叛徒不认识他,又根据平时掌握的材料,敌人暂时不会怀疑到他头上,待任务完成后他再撤回也来得及。周恩来经再三斟酌后同意他继续留下来工作。父亲布置我们打入敌特、宪兵队的同志来个狸猫换太子,将国民党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的同名教官吴铁铮作为嫌疑犯替身送进监狱关押了很久。

  解放后武汉为中央直辖市,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吴德峰为武汉市第一任市长。1952年因一起不隶属他市长职责分工、主管的“武汉市市立第二医院发生的 ‘盗款’未遂案”处理问题,父亲无辜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级处分。1954年中央、中南局分别“取消”吴德峰、谢邦治、朱涤新的错误处分,恢复级别待遇。当时向我父亲传达时说,问题搞错了,中央精神只在小范内冷处理解决。

  处分撤消前父亲从不随便在党外谈“处分”问题,处分撤消后遇到有人鸣不平时他总是平静地讲:“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还能够不依不饶地计较么?”1954年父亲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60岁的老人,又重新刻苦学习钻研政法,“宪法”颁布后,他主持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一书。

  ■本版图片提供/吴持生

  ■1938年吴德峰在西安秘密情报机关驻地曹家巷

  ■1959年邓颖超在广东从化与吴德峰夫妇合影

  ■196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吴德峰握手

  ■1947年吴德峰夫妇与女儿吴持生在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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