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吴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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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全国批判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电影《怒潮》。影片开始前加入了批判内容，一开始就是介绍编剧吴自立，彭黄死党，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吴自立系平江人，他参加过著名的平江起义。他想把这一史实拍成电影，但吴自立将军文化有限，不可能执笔写剧本，找谁最适合呢？想来想去想到了未央。期间，八一电影制作厂剧作家郑洪参加了创作。三位作者中，一个是身经百战的吴自立将军，一个是著名诗人未央，一个是电影剧作家郑洪。

吴自立 1917年投身行伍，参加了1924～1926年的北伐；1928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1929年任红军团长，长征时期任设营司令，实则设营队长；土地革命后期，已是军职干部，与党中央主要领导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有过“亲密接触”，但他是一个颇不会做“官”的人，官似乎越做越小。许多著名战将如杨勇、王平、苏振华、张震、邱创成、文年生等都是他的老部下；但官做得都比他大。

1963年秋，经组织上批准，吴自立去上海休假。他借此机会探望了一些战友，并转道南京，继续探望战友们。南京是大军区驻地，军事院校又集中，党政军高干中不少人是湖南人。如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他是八届中央委员，南京军区第三政委）、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张震还都是平江籍人。江渭清接待了吴自立。他的夫人徐敏（时为省妇联主席）也参加了会见。她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担任过湘赣山区红军游击队长。回忆风云往昔，三人感慨很多。交谈中，大家自然而然地谈到电影《怒潮》，江渭清夫妇都称赞，认为影片拍得有气势，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错，主题曲《送别》，优美动听，流传极广。

1963年底，毛泽东来到上海。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呈上一份材料，反映创作电影《怒潮》的吴自立将军借看病休假之机会不辞辛劳，到处活动，月余内仅在上海、南京等地就约见、拜见了二十余位党政军高级干部，在南京的活动尤为频繁。据了解，吴自立与江渭清、张启龙等人进行过密谈，秘密酝酿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为彭德怀平反，其矛头显然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未作出表态。良久，他问柯庆施是如何得到这些情报的?是否很可靠?柯庆施说自己首先是及时收集了上海警备区和市委几位同志的反映。而且他觉得搞出了《怒潮》的吴自立小病大养，到处跑就不太正常，且他在看过电影《怒潮》后就感到很不自在，认为有政治问题。他请示过中央，要求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影片，并在全国范围内禁映。但北京那边迟迟没给上海答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均未作出表态，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影片…… 柯庆施认为吴自立等高干正企图翻庐山会议的案。毛泽东审时度势，对柯庆施呈上的材料予以搁置，回到北京后也没有作出批示。他不能不慎重对待，因为若是将此事列为专案，上纲上线，兴师动众地处理，势必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它牵涉到的党政军高干是一大批，其中上将、中将就有13人，且都是身兼要职。再说他并没有掌握这些人为彭德怀翻案的可靠证据，手头仅有柯庆施呈上的材料。毛泽东考虑再三，指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南省委的王延春、华国锋等领导同志在小范围内查一查。此事查了约半年，没查出个所以然来，也就不了了之，毛泽东没再过问。毛主席对吴自立的评价就八个字：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1966 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怒潮》则在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被江青定为“反党影片”频遭批判。而且，本来就不存在的为彭德怀翻案事件又被提出来，江渭清、钟期光、傅秋涛、吴信泉、张启龙、李聚奎等数百位党政军高级干部被牵扯进去。吴自立自是在劫难逃。他被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家里被抄，亲属也受到牵连，妻儿无一幸免。吴将军被扒去领章帽徽，大会批小会斗。他坦然地承认自己创作《怒潮》确实是想为彭德怀翻案，但他坚决否认存在什么“反党翻案小集团。吴自立保护了许多老战友，还竭力为未央、郑洪两位合作者作开脱，坚称他们只是挂了名的，并未参加实际创作。1968年八一厂编剧郑洪因《怒潮》自杀，吴自立闻讯痛苦不堪惊乎是我害了郑洪。

1973年2月，吴自立被确诊为肺癌，由于他没有解除“监护”，在湖南不给治疗。吴自立的儿子找了很多老同事老上级没人敢帮忙。一天却意外地见到了胡耀邦，他万万没有想到与父亲吴自立私交并不太好的胡耀邦却帮了大忙。胡耀邦说：“你爸爸是好人！但你爸爸和我私交不好，虽然都是工作上的分歧，但你爸爸骂起人来，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胡耀邦对吴自立的孩子说：“我就鼓励娃娃们造反！”又说：“你给主席、总理写信！虽然我现是无职、无权、无工作、无车子，现在我是见不到主席和总理，但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信转到主席和总理手中。”

早在1941年左右，吴自立任军委经济建设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准备颁发一次红军纪念章（当年红军的概念与现在红军的概念是不同的。那时红军专指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红军作战部队，并一直在红军中工作的人）。拟授纪念章的名单发下来后，吴自立很有意见，他说：“有些是红军的，名单上没有，不是红军的，名单上却有。”在一次高级干部大会上，吴自立向胡耀邦放了一“炮”：“是红军的不管人家是伙夫，还是马夫，你都要发给人家；不是红军的，职务再高也不能发。”吴自立还说了一句至今仍在流传的话：“如果是这样，你们发给我这个牌牌，我就把它拴在狗尾巴上去找毛主席。”当时胡耀邦刚任总政组织部部长，才二十五六岁，是延安最年轻的高级干部。说到冲动处，吴自立对于新任的“娃娃”组织部部长说了另一句颇为有名且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名言”：“我参加革命时，你还穿开裆裤呢！”

后来吴自立那句流传至今的名言，被张冠李戴成1955年授衔时说如果授他少将，他就将少将牌牌拴在狗尾巴上，去找毛主席。这个误传在1964年成为对党不满，甚至成为为彭德怀翻案的罪证。

1973年3月19日，湖南省有关部门通知吴自立亲解除监护，给予治病，并且重发军装、领章、帽徽。21日吴自立来到北京，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一直到1975年10月11日，因车辆事故去世。当时的解放军报还发了个小豆腐块的讣告。

胡耀邦逝世后，吴自立的儿子坚持给胡耀邦守灵，守了好长好长时间。这是一家知恩感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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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立(1902～1975),原名吴颗桃,曾用名吴志立，平江县嘉义镇人。
1920年投入湖南陆军第四游击队当兵。
1922年入滇军,后又入鄂军,
1926年随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平江东三区游击队,
1929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五军二纵队班长、特务大队长,红八军六师七团团长,补充团团长,红五军军部副官长、管理科科长、代理参谋长,军委第四局局长,中央统战部交通局局长。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2年10月,因遭左倾路线诬陷被开除党籍;次年复查,恢复党籍,但职务从代师参谋长降为通讯员、管理员。
1936年6月调任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驻西安采办委员会副官处长,新四军军部副官处长,中共湘鄂赣特委军事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经济建设处处长、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局物资局局长兼禁烟督察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热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航务局局长、武汉军管会航运处处长兼长江区航政局局长、招商局经理、中南军区支前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军运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大跃进中,曾三次上书毛泽东,反映民间疾苦,提出解决办法;主持编写《怒潮》电影剧本,参加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
1964年被诬为三反分子,彭德怀死党,受到撤职处分。
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7年。
1979年2月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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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吴自立（1902—1975）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第二纵队中队长，特务大队大队长，红三军团第八军六师团长，红五军军部副官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四局科长，军委四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副处长、处长，中共湘鄂赣特委军事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经济建设部处长、副部长，陕甘宁边区物资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航务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军运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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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吴自立（1899-1979）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湖南省平江县人,1899年4月4日出生于平江县嘉义镇一个贫苦手工业者家庭。1921年因生活所迫投入湖南陆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班长、排长、代理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设法逃回家乡。192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游击队。任红五军二纵队特务大队长。1930年7月任红八军六师七团团长。1934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股长,到达陕北后,先后任科长、军委第四局局长、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采办委员会副主任。1937年10月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处长、中共湘鄂赣特委军事部部长、军委后勤经济建设处处长、经济建设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物资局关中分局局长、东北航务局局长、东北航政总局局长、武汉市军管会航运处处长兼招商局汉口分公司经理、中南军区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中南军区军事运输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广东省、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投身革命后,参加了红三军团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及红军长征。他以性格刚强耿直、作战英勇顽强著称,打过无数次恶仗、硬仗,立下了不少战功。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不论受到何种挫折,都坚决跟党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被戴上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1932年10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代理师参谋长与作战教育科科长的职务,下到军团司令部当通信员。身处逆境,受到不公正待遇,仍对革命充满胜利的信心,意志坚如磐石。他在自传中写道:“只要革命胜利,个人的存在与否丝毫没有关系。”“当时思想上并有过这样的准备,万一组织上要处决,只要是死在红旗子底下,死也甘心。这样就巩固了我的斗志和决心。”长征中当了28天通信员,后改为管理员,千方百计为军团司令部搞好后勤管理。1959年,他积极收集革命斗争史料,编写革命回忆录和《怒潮》电影剧本,赞同平江县委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歌颂党的领导,宣传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也实事求是地记载彭德怀的历史功绩。1964年被定为“利用编写革命史为彭德怀翻案,进行反党活动,是一个很嚣张的反党分子”,被撤销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摧残,家属子女受到株连。即使如此冤屈,依然对革命忠心耿耿,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他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辜负党和前辈的期望,要忠于党、忠于祖国,经得起失败和挫折,成长为人民的有用人材。

    1975年9月14日因车祸负重伤,10月11日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在长沙逝世,终年76岁。1979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