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大讲堂：吴思 为何有人不愿流汗而流血

获得1万块钱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抢劫，一个是辛辛苦苦地挣。他们之间有没有一种替换的关系？比如说流多少血等于流多少汗？我算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1：1.83。什么意思呢？指折寿一年，相当于辛辛苦苦流汗1.83年。 这两个数是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劳动年鉴算的。

吴思的潜规则定律告诉我们社会运行的真相；
吴思的血酬定律告诉我们社会演变的内在动力。

燕山大讲堂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腾讯网承办的公众论坛，创办于2008年5月，每周邀请著名学者和公众人物就当下的热点话题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燕山大讲堂一直坚持建设性、开放性、前沿性、学术性，培育国民的理性精神，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时间：2009年3月21日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校区）

2009年3月21日，著名学者吴思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血酬史观——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析框架”的主题演讲。

吴思：谢谢大家光临。今天我讲的话题就是“血酬史观——一种历史的分析角度”。诸位看这瓶矿泉水，晶莹透彻，能在这里看出鲜血来吗？没人说能看出来。马克思在这里看出了汗水，劳动的汗水，劳动的凝结。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价值、剩余价值”体系。我们能在巨人的肩上看出更多的东西吗？比如说从这里看出血。这里有血吗？这一瓶水的成本里一定有一项是税收，这个税用来干什么了？一定有一个比例拿出来供养军队、建立监狱以及用来进行各种死刑的执行。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是包含鲜血的。

我们身边存在着“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在生活中没有大量出现这种事情，因为有一笔费用建立了一个暴力机器，形成了一种威慑，使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不合算。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种存在于各种事件背后的暴力均衡。这样的秩序就像《易经》里面说的，“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每天在这里生活着，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像空气一样，像空气中的含氧量一样弥漫在我们周围，只有它消失了，含氧量下降了，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存在。”

血酬：暴力掠夺的收益

我提出“血酬定律”，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看法就是“血酬史观”。什么是“血酬”？就是暴力掠夺的收益。资本家投资资本的收益叫利润，工人出售自己劳动带来的收益叫工资，土匪、军阀卖命换来的收益就叫“血酬”。这是”血酬定律”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定律”。“定律”是物理上的概念，比如一瓶水在气压不变的条件下，达到100度就会从液态变成气态沸腾了。同样，暴力掠夺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呢？它出现的条件是“血酬成本”。

第三个要点是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只能转移财富。

我解释一下这个定律，先解释成本。很多同学、很多学者看了“血酬定律”以后都说我这个人没良心，不讲道德。我认为，要给道德一个适当的估计，它既不是强大到战无不胜，也不是弱小到什么都不是，它究竟价值多少？

第一是“道德成本”，古人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为了仁义道德可以付出生命，可见仁义道德很值钱。同时按照古人的说法，道德分成仁和义，仁，近似成同情心；义，近似成正义感。我赞成“性善论”，人天生就是有道德的。现在的神经生理学可以证明，我们的同情心长在大脑中一个固定的位置，命名为F5的区域。在所有灵长类动物大脑的运动前皮层有一个区域，里面的神经元叫”镜像神经元”。它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拿针扎我一下，我皱眉头就显得我很痛苦，你们看到我，也能感觉我很疼，因为你们的镜像神经元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来，同样那个部位也被激活了。需要解释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扼杀自己的同情心，让我们去伤害别人，杀害别人？

中国古代大量出现饥荒，出现“人吃人”、“人相食”，怎么能下得了手呢？至少有两个方式，北宋创造了一个词叫“两脚羊”，把这个人称为“两脚羊”，吃起人来就像吃羊一样欣然自得了，把你的同情对象放到同情范围之外。吃羊是天理，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有同情心的话也微乎其微。据说人肉的味道跟牛羊肉味差不多，但在牛羊肉市场上，两脚羊的肉比牛羊肉还便宜一大块。可见即使用了“两脚羊”理论去扭曲你的伤害对象，人们还是觉得不对劲，人的同情心是存在的。我们残害同情心、扭曲同情心、遏制同情心的一种技巧，就是两脚羊理论。 我们周围存在着大量“两脚羊”理论的变形，比如纳粹人杀犹太人，他们先说犹太人是劣等人。当然“两脚羊”还可以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它不把别人说成牛羊，但是他可以把自己说成神，是天子，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对落后的，反动的人们下起手来。

还有一个对付同情心很简单、很好的办法，比如说我渴了，你们也渴了，我很同情，但是我的同情心再强，也不会把我的水让给你。镜想神经元就是这样的，人们虽然有同情心但是更同情自己，自己是感同身受。同情心就解释到这里。

我们再讨论正义感。正义感也是天生的，位于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医学上称之为“鸦片报偿区”（音），这个区域负责酒瘾、烟瘾。我们看金庸小说的时候，看到正义的人打抱不平就会觉得特过瘾，如果正义感没有实现，心理就会觉得空空的。这个感觉就跟酒瘾、烟瘾样差不多。

正义感怎么估值呢？中国古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这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比如我的良心，我的道德，我的正义感是70分的水平，但我经常挨饿，饥寒交迫的感觉总达到80、90分的水平。那么虽然我有良心，可是我更有食欲，于是我就显得没良心，到了饭桌上我上来就先抢，不太谦让，不太有礼貌。良心、道德感这种欲望与其他的欲望，比如说衣食温饱这些欲望的比较，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它背后的生理机制就是刚才讲的神经元激活程度。这是第一项成本，道德成本。

第二项是机会成本。一个人要抢劫之前一定会想想他是不是有其他方式得到这笔钱。抢劫是一种流血的方式，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有第二种方式是流汗、打工；第三种方式比如说卖血、卖器官、卖身；第四种方式，比如家里有古董，祖传的东西拿出去卖。各位想想还有什么？这些是在抢劫之前一定要做的计算。如果流汗能够挣更多的钱就不去抢劫了。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机会成本，卖身、卖血、卖器官在古代没有，对历史的影响不大。卖身是历史非常悠久的行业，但是对于男生来说这个选项就弱得多，而抢劫的人通常都是男生。最重要的比较就是劳动，获得1万块钱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抢劫，一个是辛辛苦苦地挣。他们之间有没有一种替换的关系？比如说流多少血等于流多少汗？我算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1：1.83。什么意思呢？指折寿一年，相当于辛辛苦苦流汗1.83年。

这两个数是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劳动年鉴算的。2003年那年中国的煤矿工人死亡概率是3.98‰，也就是年初1000个人下去，年底大概四个人躺在下面上不来了。同样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劳动时间差不多，劳动强度差不多，但是死亡率低得多，大概0.08‰。与下井挖煤死亡率相差3.9‰.下井挖煤的人们工资也高，高出2578元。我们能不能设想，这2578元就是对3.9‰死亡率的补偿？大体没问题。

如果我们知道3.9‰值2578块钱，那我们就能算出来1‰值多少钱，662块钱，我们还能算出100‰值6万多块钱，我们还能算出这一条命值66万2千块钱。这个数字是高是低？我们知道有时矿主就赔给煤炭工人3、5万私了，而国家的赔偿标准大概是20万。所以66万是卖命的人开出的价，3-5万是买命的人看出的价，20万是官方出的价。

我们一旦知道这条命值多少钱，我们也很容易算出一个生命年，折寿一年值多少。假设2003年下井挖煤工人平均年龄是30岁，我们可以认为死去的平均寿命也是30岁。而中国男人的预期寿命是70岁，还有40年，我们能够通过死亡率算出每一年值多少钱。计算后，每一年的寿命值1.67万。如果辛辛苦苦打工，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挣1.67万要1.83年。这就是血和汗替换率的由来。1：1.83。一旦这个均衡发生变化，这个世界就要变了。如果说卖命一年能够挣16万呢？ 160万呢？我们就能想象到各行各业的人蜂拥而入跑去卖命。反过来如果付出这个劳动，挣的不是1.6万，而是16万，160万，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好好干活。血汗均衡一旦发生变化，这个世界上用不同生存策略生活的人，就会发生大量的变化。有的时候劳动者大量增加，有的时候强盗和土匪大量增加。机会成本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血汗替换。

第三个成本，暴力掠夺也得吃饭，也得用各种装备，也要辛辛苦苦挖战壕，打埋伏。如果抢来的东西还不够他花的，这个活也就没法干了。民国初年，河南土匪遍地，抢一个人一般来说能够敲诈勒索200现大洋（折合人民币6000块钱），后来能够掏出来6000块钱的人基本上被抢光了，剩下的能够抢到一盒烟、几斤鸡蛋也放人。好不容易绑了一个人，还不够辛苦钱，这活就没法干了。所以土匪减少。

第四项成本是暴力对抗。这是抢劫最大的成本，要抢劫就难免遭到反抗，遭到政府的镇压，还有同伙内讧，彼此互相残杀。这个道理很简单，取胜，取胜了你就可以吃掉别人，失败了就会被别人吃掉。暴力集团怎么取胜呢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人多势众。

人多势众，获胜的概率就高。用这个道理我们就能解释人类历史的第一步。我们祖先的生存策略是采集、狩猎，这不过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十几人、几十人的群体。如果人太多了这点东西不够你采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部落呢？部落是十几个采集群体联合的，上百人的组织。这首先不是采集的需要，也不是生产的需要，我们知道一户农民种一块地就行了。畜牧也一样，一家一户或者是一家两户放牛羊就行了。另外也不是狩猎的需要，即使你打一个犀牛十几个人也就够了。它是什么的需要？是暴力对抗的需要。

以“血酬定律”解释中国制度的变迁

奴隶制是怎么诞生的？奴隶制的出现不能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早就有能力创造剩余价值，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剩余榨取出来。这才是关键。奴隶制的出现要用暴力来解释。在采集狩猎时代，小型的采集狩猎群体无法控制奴隶的逃亡，无法应付奴隶的反抗，没有榨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但是一旦部落形成，方圆一百里之内几乎都是他的亲人，看见了生人就会被抓住，超出了普通人的逃亡能力，榨取剩余的能力出现，这时奴隶也就相应出现了。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顺序，再往下该解释封建了。封建的定义是什么？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上面驾起一个共同的天子，这就是中国古汉语封建的意思。为什么会有封建呢？在《左传》里面有一个解释，周襄王要去请外族的人打郑国，一个著名的大臣开始劝周襄王，他用了一个词就是封建亲戚，把自己的亲戚分邦建国，给他一个地盘，一个头衔，让他在这里建立政权和军队，目的是作为藩镇保卫周天子，“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这就是当年建立封建制度的目的。“凡今天之人莫如兄”，抵御外辱没有比亲戚更好的人选了。对方杀过来了，你的左边是你的小弟，你的右边是你的大哥，这种情况下你敢逃吗？就算你真的逃命了，回家之后还怎么做人？

封建制度的实质就是在暴力对抗中发展起来的

亲戚关系将各种各样的利益，人们的情感、同情心都扭在一起用来和暴力对抗。如果亲戚关系不够用，我们还会模拟亲戚，比如说刘、关、张“桃源三结义”，比如说朱元璋认了一堆干儿子，打下一个地方派一个干儿子去当军区司令。这些模拟亲戚的办法都是利用亲属关系提高暴力组织的凝聚力。这个办法古往今来就没断过，蒋介石还认了好多把兄弟的，虽然把兄弟之间也打，但是有个把兄弟比没有把兄弟要好。

欧洲人发明了另外一种封建制度，他们没那么多亲戚，也用类似“结拜”的方式找亲信，比如说我看见一个小伙子特能干，练过少林，还特能打，我跟他说，“怎么样，我给你一千亩地，这一千亩地上还有十来户人家，供应给你装备。我把这个分给你，但是你反过来要也要对我尽一个义务……”这个义务就是要行一个“臣服礼”，或者叫做“效忠礼”。 臣服礼或者效忠礼行了之后，双方就有了一种固定的关系。如果领主要打仗，骑士要跟着出征，如果领主受了攻击骑士要带着自己的人来抵御。这说明了什么？欧洲的土地所有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根据暴力资源，根据暴力服务来分配。从罗马帝国崩溃一直到欧洲的兴起，几千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封建制度的实质就是在暴力对抗中发展起来的。

封建制度有一大弊病，就是战乱不断。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封建制度都有很多暴力集团，每一个骑士、每一个王侯都有自己的军队，而且他们之间互相打来打去经常能获得利益。

要计算战争的利益，就要搞清楚一般的军人、普通的士兵和暴力集团的首领收益是大不一样。

诸位回去看看《水浒》第20回。抢回来了20辆车子。怎么分呢？当时有11个首领。偻偻们先开始抬东西，中间一堆是金银财宝，左边一堆是衣服和各种布料，右边一堆是各种杂货。先把掌库的小头目过来，三堆各自取一半拿回去作为集体财产。剩下的每一堆再分为两块， 11个首领均分一块，所有的偻偻均分另外一半。首领有11个，山前山后的喽喽大概有七八百。七八百个偻偻分的一半等于11个首领分的另一半，贫富差距是1：68。这就是暴力集团内部的收益分配方式。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肯定是偻偻，在后面的是督战和首领。偻偻们冒的风险最高，获得的收益只有头领的1/68。

美国是不是这样？前几年有一本书很流行叫《魔鬼经济学》。一个哈佛经济学家得到了一份芝加哥大区黑手党的帐本。喽喽和首领的贫富差距是1：44，跟梁山好汉差不多。所以暴力集团首领特别愿意打仗，为一点小事就要打仗。 有一个著名的文章，讲唐雎去跟秦王讨价还价，唐雎把秦王激怒了，秦始皇就问唐遂，“听说过天子之怒吗？”唐雎说，“不知道。”秦王说“天子之怒，浮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答得也很漂亮，问秦王，“听说过布衣之怒吗？”秦王说，“没听过。”唐雎说，“布衣之怒是浮尸二人，流血五步”这是一次著名的历史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暴力集团的首领一怒，值上百万个人命。把这个地方打下来，虽然死了上千人，上万人，但是新的地盘又获得了新的百姓和土地，完全可以补充他的损失。总的收益还是赚的。

这样的暴力分配机制导致封建时代战乱频繁。比如说中国战国时期，那个时候中国的士兵大概有400万左右，比现在的军人还多。当时人口最多达到6000万，3000万是女人，3000万男人里面再扣除老人和小孩，当然还有领导干部，剩下1500万壮年男子，大约有1/3到1/4要上战场。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让人感到非常残酷。 当时的感觉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个世界变得太糟糕了。

秦始皇打了天下之后，要建立一种制度。朝廷上有一场争论，有大臣说像周朝一样分封，把自己的亲戚兄弟分到各地坐镇，你不信亲戚，不信兄弟，信谁？有人说不行，以前周朝封了，亲戚隔几代就互相不认了，乱打。争来争去，最后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就是因为有这些王侯，他们都是暴力集团的首领。他说，“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束兵也”，天下刚刚建立又要封帮建国，这是在树立新的暴力集团。“而求其民心，岂不难栽？”要求得安宁，这不是缘木求鱼吗？于是废封建、立郡县。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如果说这是封建主义，“义”是规则、制度、意识形态。谁来主这个义呢？是不是郡县掌管就说得算呢？我取了个名字叫“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是对封建的改良

“官家”在古汉语里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指“皇帝”；第二个意思是指“衙门”。皇帝立的主义叫王法、部门、条条块块；衙门立的法叫地方法规、部门法规；官员个人也能立法吗？能。那叫“潜规则”。皇帝、衙门和个人都在自己的地盘里立法定规，这样整体就形成了“官家主义”，“官家主义”又分为王法、地方法规和潜规则。

如果皇帝强大，像朱元璋那样，就能拟制潜规则和地方法规。如果衙门强大、条条块块强大，像唐朝藩镇割据，它在自己的地盘里说了算，把自己的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几乎就是 “封建主义”复辟。官僚、个人如果强大，我们就能够看到“潜规则”盛行。这三个主体互相之间争夺底盘，最后形成一个总体主义的动态结构，合称“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是对封建的改良。在这个时代通常能够获得200多年的安宁。在这个世界里暴力浓度下降了，人们虽然被迫要行点贿、塞个红包，但是总比拉你上战场卖命要好得多。中国“官家主义“一度领先世界，人们都羡慕“官家文明”。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特产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和封建主义有什么区别？打个比方，官家主义就像一个上市公司，皇帝带着一帮贵族打了天下，坐了江山，就上市了。皇帝当董事长，贵族当大股东，小的就当股民了，你可以投投票，但是一般情况下你不能直接参与管理。到年底分红，如果经营得好就多分点，经营得不好就少分点。比如说明朝的徐达，像战神一般的人，分王之后每年分多少红？两万担大米。一担大米将近200斤，折合成现在大概是300块钱，两万担，年收入大概是二、三百万。这是当时中国最高官员的收入。但是当时谁来管理国家呢？是皇帝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官员，他们是代理人，销售经理、车间主任来管理国家。这就是“官家主义”的结构。

比较起来，封建主义更像一个商会，一帮小老板，共同推举一个有威望的、能打的大老板当自己商会的会长，大家经常集体行动，有事互相帮助，有什么事得听老大的，但是会长就是会长，我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我的地盘我说得算，我的公司你不能插手。

封建制和官家主义两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生产力没什么变化。我在图书馆见到1000年前出的犁挂，和我插队时用的差不多。奴隶在部落时代有，在封建时代也有，奴隶制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制度，奴隶散布在各个时期，我列出来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把它强调得很重。

解释这一系列的变化，用暴力对抗可以解释得很好。

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

再往下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个生产集团当家作主，控制了军队，用董事会的方式来决策和管理，于是生产集团就控制了暴力集团。他们成了立法立规的人，这个世界就变成了资本主义。

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这个道理极其简单。财富的定义就是有价值的东西，财富从哪儿来？天地生财，遍地都是可采集的野果。遍地都是牛羊，可以去打，去狩猎；另外一个就是劳动创造。

接下来就一定要讲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的关系了。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先讲一个故事。

1913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四川省境内有个广汉县，是川陕大道的必经之处。广汉境内有五波土匪，抢来抢去，一个人来了他们抢，几十个人他们也抢，最后人家请了保镖，甚至于一个排的兵力全副武装，还是被抢。抢来抢去这条路就没人走了，土匪没有饭吃了，就开会讨论改革，他们达成了协议。广汉境内100里的道路分作5段，每一波土匪分20里。在20里处的路口建一个收费站，再过20里处第二波土匪再建一个收费站。至于收费的标准，空手客收5毛钱，小商小贩收1块钱，大宗客户价格面议。以当时购买力说，一个现大洋相当于现在35、6块钱人民币，空手客就是16、7块钱，小商小贩是35、6块钱。

土匪都按照规矩来做，这20里之内肯定不再抢了，保护这20里的安全。渐渐地土匪就有了一笔固定的收益。马上把政策推广到广汉全县，广汉全县想了想，好不容易一年辛辛苦苦，被人抢走了，那还会有人种地吗？于是土匪决心“改革”，开始招商引资，保证不抢，有外面的土匪来抢我们替你把他打走。你收的粮食，每一亩地一年交一斗谷就行了，收费标准定得清清楚楚了。当时亩产大概是两担，一斗谷是5%的税率，比儒家的税率还要好。如果谁多收了，当地的村长去告，土匪头子找到他了就给毙了，真是“执法森严”。

血酬的上升——“法酬”

首先土匪的收入叫什么呢？叫保护费也可以，还可以叫血酬，因为它是暴力掠夺带来的收益。但是比血酬高级了，有节制的抢劫还叫血酬吗？它包含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

我编了一个词，叫“法酬”。人家有法了，你就得承认人家是个法。“法酬”是“血酬”的升华、变形、提高、升级版。这个法酬之中包含了自我约束，也包含了对对方的尊重。经济学里没有“法酬”这个概念。我请教了搞财政的专家，我说，“中国历史有这么一笔钱怎么叫？取之于民100万，用之于民20万，行政管理费10万。还有70万的剩余，我用这70万给我们家盖房子、修祖坟，养着后宫三千，剩下的钱修后花园，修园明园，修颐和园，修祖坟，修十三陵，修秦皇陵。这一大笔不能不说是剩余吧？请问这个剩余怎么称呼？”那个财政专家不知怎么说了。我说这个词就是“法酬”。法酬等于税收总额减去公共开支的剩余部分。

我们现在就讨论法酬。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但暴力跟生产发生了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各位知道“拉夫尔曲线”吗？美国经济学家拉夫尔给总统讲税收的原理，税率和税收总额的关系，被称为拉夫尔曲线。

税收总额和税率有什么关系？取10%的税率收10个亿；20%的税率收19个亿；25%的税率收23个亿；到30%的税率，税收总额又降下来了。100%的税率呢？税收总额为零，因为那时就没人创造财富了。就跟抢劫一样，抢来抢去没人走了，你也就没有收入了。在这里25%就是“最佳抢劫率“，再多抢，抢劫的总额就会下降了。我们用这个曲线可以解释土匪的行为。

当然，如果他不是广汉境内的土匪，是路过的土匪，今天抢完广汉，后天到广西去抢，最佳抢劫率是多少？百分之百。这就是一锤子买卖。这就是流寇，相对来说土匪还是好人，因为土匪是讲法酬的，人家有个法，有节制，而流寇是没有节制的。

最佳抢劫率，这是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第一个关系。

老子曲线——法酬与自由

再举个例子，关于梁山彝族有一个故事。有个清朝黑彝人叫刘宇青（音），他1877年写了一封信，告诉自己的子孙万代将来怎么搞好生产。彝族社会有三个阶层，最高层的贵族叫黑彝，他们说自己的骨头是黑的，打起仗里英勇无畏；第二层是贫民百姓，跟我们一样，是凡人，骨头是白骨，他们要给黑彝贵族纳税。黑彝带着白彝去打仗，到汉族抢来奴隶叫娃子，外面耕地的一般叫做娃子。

刘宇青说，他的祖先在明万历年间有好几百个娃子，但是这帮奴隶偷懒不干活，早上起来哄他们下地干活，他们出力不勤，打猎不中，还总偷吃偷喝，不断偷懒。最后年底下来发现他们种地、狩猎的东西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奴隶制闹到这个份上就成了赔本的买卖。它的收益为零。所以开始改革。他的祖先把所有的土地分作两半，一半自己留着，另外一半分给所有的娃子，鼓励他们安家立业，原来是集体宿舍，现在全村到处都可以住，最好都成家，一家给一点地，没有农具再分点农具，但是每次种自己的地之前先把我的地种了，收割庄家之前先给我的庄家收了。你得先公后私。学过历史知道这是“井田制”。这个制度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一半土地的收益能顶上过去全部土地的收益。这就是过去制度的优越性和大包干的优越性。

但是很快这个收益开始下降。又过了一百年，当年享受政策恩惠的那批人都死绝了，他们的子孙觉得天生就应该这样，于是在主人家地里干活偷懒，好好种自己的自留地，不好好种公家的土地。然后又改革，把所有的公田全分了，以后收50%的地租。把集体的地分田单干，弱者取得了明显的收益，地主省心了，不用去催他们去干活了，收益就来了。

这个关系说明了什么呢？老子有那么一句话：将予取之，必固予之；毛泽东说“必先予之”；《周书》上有一个说法叫“必估予之”。老子的说法是，你一定得给人家点东西才能取得东西。毛泽东的说法是你得先给人家点东西才能取得东西。这是不同三个时代的说法。不管是什么，总之你得给人家点东西。给什么呢？比如说给别人一块地，相应地给他土地使用权、经营权、产权，也就是给他支配这个东西的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支配土地的自由，支配生产资料的自由。

这个东西我们又可以画一条线，称之为“老子曲线”。

这边是自由，比如说经营自由、交易贸易自由，这边是法酬。如果自由为零，就像当年刘宇青的祖先，什么都管了，集中居住，集中上工，集中生产，集中收得，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都没有，最后打下来的粮食不够自己吃，法酬也就没有了。多一点自由，就变成井田制了，再多一点就是大包干了。自由增加了，法酬也增加了，还省心。但是走到这儿就是最佳自由点。对统治集团来说这就是最佳自由度。到这儿就行了，如果自由再增加，就是舆论监督、选举自由、民主等等。这个自由再增加，法酬就要下跌了，等到全体人民政治、经济、人身自由都齐了，这个法酬也为零了。就像阿扁，好不容易弄点钱，最后都让人追回来了，这个也很惨。到了这儿，生产集团和暴力掠夺集团就会分道扬镳，再往前改革就困难了，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老子曲线”。

这就是暴力掠夺与生产集团的第二条关系。

元规则——暴力集团说了算

我们在这两个曲线里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给多少自由、收多少税是由谁说得算？是由暴力集团，由骨头最硬的那个人说得算。我称之为“元规则”。元规则的意思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根本性的规则，也就是说暴力最强者说得算。当然这里我们也要注意，暴力集团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要考虑到利益最大化，就应该考虑这两点，就是最佳自由度和最佳自由点。如果过了头，就要考虑到被统治者、生产集团偷懒、逃亡甚至于反抗，这些决策都会使他的成本上升，收益下降。为了追求最高的收益，还要对生产集团作出让步。这是暴力集团和统治集团的关系。

生产集团与暴力集团共同创造历史

刚才我用“血酬定律”的三个要点来解释中国制度的变迁，解释了劳动者和生产者关系的变化，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上种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大变革。

我是从暴力集团的视角看问题的，但是唯物史观的角度也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什么时候凸显出来？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阶级时代。生产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确实可以决定生产关系了。

在资本家当家作主之前，我认为“血酬史观”的解释更有说服力。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血酬史观”不是不管用了，而是变得有点多余了，因为那个时候直接的暴力者就是资产阶级，他们当家作主。作为生产阶级的首领、生产各个要素的组织者、市场需求的发现者，生产集团的首领当家作主了，立法立规了，他们成了暴力最强者，他们控制了军队、控制了国家机器，这时候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愿立法；这个时候经济基础确实可以决定上层建筑了。

资本主义再往前发展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当家作主，老百姓也可以投票了，工人也可以投票了，也可以立法，进入了普选制的时代。工会也有了强大的力量，也可以对立法施加影响，这个时候就进入了“民主主义”时代。可能最好的解释是康德想象的“自由史观”，从自由曲线来解释历史的演变。

不管是自由史观还是血酬史观，都适合于某一个时代。那有没有一个普遍的适合于所有时代的规律？我想象的一种历史观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暴力集团看作食肉动物，把生产集团看作食草动物，其中有牛、有羊、有马等等，都是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物种是不同生产策略的载体，暴力掠夺是一种生存策略，畜牧是一种生存策略，种地是一种生存策略，做生意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在整个世界上互相竞争，物竞天择，加上天地造化，像“进化论”一样演进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历史观。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历史，这些不同的策略、不同的视点、不同的角度综合起来就是历史发展的整个图象。

这种历史观我称之为“造化史观”，和名称很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点近似。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选择单位是不是物种，是种族。而这个造化史观，它的选择单位不是物种，是不同的生存策略。这个不同的生存策略可以随时转换，如果合算了狼就会变成羊，如果不合算羊还是会变成狼。不是说人笨就永远笨了，劣等种族一旦改革，吸取了先进文明后就变成了优秀的种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