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吴氏家族对中国革命历史和文化进程做出过杰出贡献并经历很多磨难，这使外国人很有兴趣。我的曾祖父吴殿瑛(吴瀛之父)和曾祖母庄还女士的胞弟庄蕴宽(吴瀛之舅)分别是清末湖北新军和广西新军的领军人物，曾支持孙中山、黄兴，发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对于“推翻满清，缔造共和”，功不可没。我的祖父吴瀛先生，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学术大师、著名书画家，也是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同毛泽东、李大钊、鲁迅等有着深厚友谊。1919年，毛泽东到北京开展革命活动，就由我祖父吴瀛安排食宿。后又帮助毛泽东驱逐军阀张敬尧。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害，我祖父毅然收留了烈士遗孤李星华。鲁迅当年打官司赢了教育部长章士钊也是吴瀛帮的忙。我的父亲吴祖光先生和母亲新凤霞女士与周恩来、陈毅、习仲勋友谊笃深，国内外就更为熟悉了。外国人士对我父亲非常尊重，认为他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当代中国最有脊梁、最敢担当的杰出文人之一。我家交往涉及了一百多年来国内的很多著名人物。可以说，吴氏家族史，折射出一部有趣的中国近现代史。

　　记者：作为艺术家，在书画艺术方面常见您有不少酷论。您现在担任了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国际艺术家联盟主席，在人权的基本理念方面又有些什么看法或是酷论呢？

　　吴欢：关于人权的专业理论及条款我所知甚少。如果我碰巧做了“猴儿”，当然没资格谈“人”的事。毕竟我做“人”做了五十六年。就原生态的为人之道，我也多少有点体验。我认为，民主、自由、秩序是人类对自己的神圣职责，就是人权。再具体点，人权就是管理，严格科学的管理是人权的具体体现。人类聚集于社会，重要的是秩序。秩序就是约束。因为人性有善和恶的两面。善的应该弘扬，恶的要抵制。所以没有管理就谈不上人权，先贤有云：“猪狗尚且好斗，何况人乎！”人类对人性的自由放任，是对人权的蔑视，对自己的藐视。自由不等于“人权”，自由与不自由相加才等于“人权”。一个人要娶八个老婆！在国会议事大厅里拳脚相见打成一团！这些能叫人权吗？

　　我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人权的唯一标准。评价人权的重要标准就是，这个国家管理的好不好，有没有秩序，经济是否繁荣，人民是否快乐，舍此三条，不能称之为有人权。如果一个国家发生内乱乃至内战外战，人民生活贫困潦倒，显然谈不上人权。中国管理好十几亿人口，经济日益发展繁荣，人民生活幸福安宁，这就是人权的胜利。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有秩序的国家，我们国家的制度符合人权标准，中华传统文化关于道德的规定、关于个人社会责任的设计，利大于弊。因此，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无疑是人权得到充分保障的国家。

　　总之，我强调，人权就是秩序，人权就是管理。没有秩序，没有管理，国家就不能称之为国家，家庭就不能称之为家庭，团体就不能称之为团体，一切都空谈。

　　记者：吴家四代经历了中国近代百年沧桑，阅尽无数祸福是非，对中国社会变迁和人权发展有着切身体悟。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作为吴氏家族的后人，您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三十年来中国人权的发展有何评价呢？

　　吴欢：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人权概念的。无论是明朝宦官专政、血腥镇压东林党人，清朝大兴“文字狱”、肃杀知识分子，以至民国时期特务统治横行、暗杀事件层出不穷，还有解放后的五七年反右和“文革”，中国文人的处境都相当糟糕。

　　我认为，“和谐”和“发展”是人权发展的最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无疑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局面，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解救出大批知识分子，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稳定有序的状态。我不是政治家，但我有我说话的人权，我以为，真正对中国人权尊重的时代，是始自改革开放。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依法治国，开辟了中国人权发展的崭新境界。中国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有了更加平稳宽松的社会环境。吴氏家族浓缩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我作为这样一个历经劫波家族的后代，对此感触很深。

　　如今，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理念，是执政观念的又一次巨大飞跃。“春风鼓荡，一气含和。”他把中国人权明确引入了和谐发展的全新境界，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和未来，意义非凡。“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不折腾是人类最本源最根性的心灵需求。中国需要和谐发展，世界需要和平共处。所以，实现人类内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各国各民族的和谐，是人权发展至尊至圣的境界。海外人士几乎一致评价，“和谐”是胡锦涛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正在重铸中国的软实力，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总之，我对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看法非常乐观，至于还有大量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很正常，需要我们继续去努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