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田继述堂考

吴念民

培田，是闽西山区颇有名气的一个小山村，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村。培田有几十幢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古书院、古祠堂和古民居。继述堂是培田目前保存完好的最大的古民居。继述堂占地六千多平米，是一座院落式的大型民间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工艺，保留了大量的木雕等文物。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继述堂当地人称为“一亭公祠”，是纪念十八世祖一亭公的。“一亭公”即吴昌同，“一亭”是他的号。吴昌同是培田很有名的人物,靠经商起家，在道光咸丰年间，曾经是培田的首富。吴昌同对于培田公益事业极为关心，慷慨解囊。培田两座牌坊中的一座即是纪念他的，牌坊上面的题字是“乐善好施”。

培田出了名之后，有好几本书写到了吴昌同，也写到了继述堂，说法不一，矛盾很多，有一本书甚至把族谱记载得很清楚的、逝世才一百来年的吴昌同说成“生卒年月不详”。本人祖籍培田，我的五代祖吴昌风是吴昌同的五弟（排行老五，称为“五亭公”），算是不远的族亲。我觉得有必要把众说纷纭的有关继述堂的史实理清一下。

关于“继述堂”，1906年编的《培田吴氏族谱》有一篇文章《继述堂记》有明确的记载。文章作者是吴昌同的侄儿吴震涛（吴昌风的第二个儿子），应该是很可靠的。根据《继述堂记》，现在的出版物和所谓的“传说”，和历史真实是有很大偏差的。

一、继述堂称为“一亭公祠”，并非吴昌同所建。吴昌同是想建这座房子的，但“苦无基址”，没有在世时完成这一基业。继述堂是在吴昌同过世十一年后，由他的儿子吴引斋等人“仰承先志”完成的。

二、继述堂的建造年份。《继述堂记》对此有明确记载：它“创于甲申之夏，成于甲午之冬”。“甲申”1824年或1884年，“甲午”1834年或1894年。根据和继述堂建设有关的几个人物的生卒年份，很简单的就可以推断出它的建造年份。

吴昌同  生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继述堂如果是1824年建，吴昌同二十八岁，根据他的经历，显然还没有能力建这座大宅。

吴引斋  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如果继述堂始建于1824年，则他还没有出生，1884年开工建设的话，这年他五十四岁，是正当年的时候。

吴泰均  据《继述堂记》记载，继述堂“坐向酉山卯水放甲艮，缓堂兄所定也。”缓堂，即吴泰均，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卒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1884年继述堂开工，“缓堂兄”七十八岁，德高望重，由他来“定坐向”正合适。据记载，吴泰均对“风水”的精通在村里是有名的。如果倒退60年（1824年），吴泰均十八岁，显然还没有出道。

因此，可以肯定，继述堂是1884年开工，1894年建成，头尾十一年。不是某些出版物所说的“始建于1829年，1840年竣工”。

三、建继述堂花了多少钱？《继述堂记》对此有概括性的描述：“集十余家之基业，萃十余山之树木，费二、三万之巨赀，成百余间之广厦。”二、三万之巨赀是什么意思？就是二、三万两白银或二、三万银元（此时鸦片战争已过去四五十年，银元已普遍使用），这是很明白的事。但有的出版物竟把它写成“二三十万”，真不懂是什么意思。二、三万两能不能建成继述堂？根据学者吴思的换算率，二、三万两白银相当于现在五六百万人民币，要建成六千多平米的房子，有人认为似乎是少了点。但要知道，现在买房子实际上很大的开支是地价，而当时建房子土地费用很低，山上木材都是自己的，最大的开支是人工费和一些砖瓦、石灰等地方建材。每平米八百多元的造价，按现在农村建房算起来也是够的。当然，“二、三万”只是大概的数字，私人建房也没有认真的财务账目。但是，二三十万绝对不可能的。

四、继述堂不是祠堂。《继述堂记》是这样写的“然此原为住屋计非为飨堂计，落成之后，本欲另构飨堂以祀先人。讵筹画十余年，而祠基终莫之获。”“爰于丙午……将本屋上厅建龛升主，顔其堂曰‘继述’，诚以父继述于祖，子继述于父……”“祠而屋，屋而祠，一而二，二而一也。”这一点，清华大学的李秋香教授有明确的分析解释，我认为是对的。说到底，继述堂还是“住宅”，只不过把正厅升格，作为比较正式的祭祀场所而已。

继述堂的真正情况就是这些。

也许有人会说，这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说，差别很大。我们研究古建筑、古村落，说到底是为了正确分析当时的历史、经济、文化。“以史为镜”，给我们以正确的启示。如果我们连这座建筑的建造年代都弄不清楚，造价会相差十来倍。它给我们的是什么“启示”呢？某书作者即根据培田的一些虚假的建筑造价，“分析”得出培田的所谓惊人的“经济总量”，得出当时社会的“繁荣”的结论，将人们导入误区。这难道不是很糟糕的吗？

1840年到1894年这五十四年，中国发生了什么？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国农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繁荣局面。吴昌同等社会精英，在当时福建广东沿海由于外国资本入侵，经济曾一度繁荣的情况下，搞了一些山区和沿海之间的贸易，赚了一点钱，但他不是什么“亿万富翁”。由于整个社会状况并不安定繁荣，加上几千年的儒家“耕读传家”的思想的影响。他们不敢把极为有限的商业资本投入到扩大生产、扩大经营上面去，错过了中国两次民间资本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潮，而是把勤劳节俭省下来的一点钱变为农业资本（买地）和投资建房。这实际上是儒家传统“耕读”文化对中国农村造成的深远影响造成的。深圳大学刘丽川教授谈到这一点，认为这是“吴氏儒商永久的时代缺憾”。这是事实，也是很深刻的教训。

从1894年到1949年，又是五十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吴昌同的后代后来有的成了“地主”，他们为祖宗的勤劳节俭、精明能干和错误抉择背上了几十年的黑锅，但也有的后代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贫下中农”，历史有时又是叫人哭笑不得的，可是没有人成为企业家、大商人，当然，更没有“光耀门庭”的显赫人物和政府官员。这不但是吴氏儒商永久的“时代缺憾”，而且是“永久的伤痛”！

历史，让人们深思。我以为从这里吸取一点什么教训，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