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保护地--河南安阳安阳市--武官村吴家大院文化旅游影视产业基地

武官村是游览宗庙遗址、王陵遗址必经之地。吴家大院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宝司母戊鼎的埋藏保护地，驰名中外，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护鼎历史故事。现吴家大院九门相照保存完好，可作为影视拍摄基地、旅游观光及展示北方民俗专用场所。电视连续剧《家在洹上》已在这里拍摄，《大爱无言》吴新芬剧组也在这里拍摄。也是不可多得的红色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筹邀请全国影视界有识之士围绕《殷都护鼎记》剧本进行编导、拍摄，对吴家大院进行针对性修复，前期作为电视剧的拍摄场地，拍摄结束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请有关部门的保护和管理，作为旅游景点。

现已成立吴家大院文化旅游产业影视发展有限公司。吴家大院的恢复及建造99米高中华第一鼎，将吸引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寻根问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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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殷墟之青铜器文化

一、司母戊鼎的发掘历程

在安阳殷墟博物苑与殷墟王陵区中间，有座历史名村－－武官村。国之重器－－司母戊鼎就出土于吴培文家中位于武官村西北岗上柏树林的坟地里。其实，司母戊鼎的发现出土并非科学的考古发掘，而是由武官村村民吴培文和吴家兄弟修整祖坟时，由于发现不寻常的土层土质引发探挖念头而最终发现的。殷墟武官见证烽火百年沧桑3月25日上午，在吴培文之孙吴苏桉的陪同下，出安阳市区向北不远，穿过一段弯曲的乡间公路，记者一行人就到了武官村。这是一个位于安阳殷墟博物苑与殷墟王陵区中间的小村庄，吴培文的家就在这里。

武官村289号是一座四合院。陪同人员告诉记者，吴家大院原来是座九门相照的大宅院，由于与司母戊鼎的特殊联系，现在已经被当地政府定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走进吴家大院，记者看到西院墙边插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镇国之宝司母戊鼎第二次埋藏保护处，吴家大院——西屋马棚，日本鬼子误把西院马棚认为西屋马棚，一字之差，国宝躲过了日本侵略者的两次掠夺”。院东南角的一个写着“镇国之宝司母戊鼎第三次埋藏处”，还注明其为“埋藏保护镇国之宝八年之久的吴家大院东屋”。置身其中，笔者仿佛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1928年10月，当时的中央国民政府往安阳派驻了中央研究院考古队。殷墟考古科学发掘正式开始，取得重大收获，不仅发现了大量的历史文物，还发现许多重要遗址，民间挖掘受到限制。

吴培文家的祖坟位于武官村西北岗吴家的上顷田地中，这个处在百年柏树林里的较大坟区，被中央考古队划入勘探范围内。当时的考古队是由梁启超之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负责。

1937年初，梁思永亲自找到吴培文，要求对坟区进行勘探。吴培文提出了在坟地柏树林周围两丈内不可探挖，以保吴家风水的条件。

随后，梁思永带领考古人员在吴家柏树林坟地周围发掘出大批青铜器，包括牛方鼎、鹿方鼎等珍贵历史文物。

抗战爆发中央考古队被迫撤离

如今，坐在记者面前的吴培文，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这位司母戊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仍然居住在当年的祖屋中，依旧守候着那个曾经埋藏了巨鼎8年的院子。或许是接待了太多采访的缘故，这位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老人对记者的到来丝毫不显拘谨。面对一系列的提问，老人面色逐渐凝重。

“现在想来，大鼎的出土与保护，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吴培文说，“司母戊鼎就出土于我家的柏树林坟地里，对于大鼎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研究院考古队被迫撤离，梁思永怀着对吴家祖坟区悬而未探的惋惜找到了吴培文及其家人。为防止日寇发现明显的探挖痕迹而盗挖，梁思永动员他们立即平掉全部坟冢，砍掉全部柏树。吴培文及家人经过反复商量，还是同意了。

1937年11月4日，安阳沦陷，日军大肆烧杀抢掠，首先占领了国民党政府刚刚修建好的飞机场。机场距殷墟很近，驻扎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队长黑田得知殷墟地下有丰富的宝贵文物后向国内进行了报告。日本政府以调查团、研究班名义派来一些人来到安阳殷墟，进行所谓的“考古”。

1938年春，日本“北支学术调查团”来安阳“考古”。同年秋天，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来到殷墟进行疯狂的探挖。此外，日军还利用汉奸土匪大肆盗挖殷墟文物，原本已经有所收敛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民间采挖重新风行了起来。

首次挖掘遭损坟地疑有宝物

1939年农历正月初五，吴培文与家人按习俗到坟上祭祖，发现坟地遭到了损坏。正月十六刚过，他们便动手挖土重建坟头，在翻地挖土时发现了不寻常的土色土质。

同年3月15日晚上，吴培文本家一位堂兄用探杆在距坟地下方一丈多远处，铲探约１３米深处时，突然感到探杆在地下碰到坚硬的东西，他迅速抽出探杆，看到铲刃有些卷钝，并带有绿锈，由此判断地下可能有铜器。此时，已是东方欲晓，他随即遮盖好探洞并作了记号，疾步回村匆匆叩响了吴培文的家门。

吴培文家是中医世家，因早年丧父，大姐吴素云在南京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后留在南京科学院任职，两个哥哥又相继早逝。年方18的吴培文已经开始过早的独撑家门。

“当时，我知道情况后非常生气，毕竟在自己的祖坟地里是不能乱动的，但直觉和经验告诉我，那样的深度存在铜器的可能性较大。”吴培文回忆道。“如果挖掘，岂不是破坏了祖坟风水？可要是不挖，别人也肯定会去挖。日本人知道了情况就会更加不妙，考虑再三后，我决定挖开以探明地下究竟何物。”

为了保密，吴培文叫来本家兄弟于3月16日在太阳落山后来到坟地，挖开了一个长七尺、宽二尺半的坑，直到五更天才挖到硬物，发现是大铜件的一只腿。但因太大无法取出，便决定填埋成原样等天黑后增加人手再挖。

二次挖掘宝物掀开神秘面纱

1939年3月17日，吴培文兄弟几人进一步做了准备。当时安阳县第十区区公所就设在武官村，所长知道了情况后提出要派一个排的人保护挖宝。

于是，在苍茫夜幕中，吴家亲朋好友四十多人陆续到达坟地。所长在周围派人持枪布好了哨。村民们把头天夜里挖的坑扩大了许多，坑上边用三根圆木杠绑成了一个三角叉抽子，挂上辘轳当滑轮，很快挖到１０多米深，一只大铜鼎逐渐露出了全貌。

“大鼎侧身而卧，方型鼎口和鼎耳朝东北方向，四只腿朝西南，却不见另一只鼎耳。我们使用大绳栓住一只腿，另一根绳拴住一只鼎耳，坑上面的人利用辘轳作滑轮穿进粗绳奋力拉，可大鼎只是微微离开了坑底。点上蜡烛再四处扩大范围深挖，仍找不到另一只鼎耳，当时想着此宝估计被盗挖过。”当时的情景至今吴培文仍记忆犹新。“那时候也顾不上想那么多，上面两条绳分别轮番用力，下面的人一边用撬扛撬，一边垫土，使大鼎一寸一寸地上升。但大鼎已升至六七米高，眼看成功在望时，突然一根绳断了，幸好有惊无险，大鼎墩跌在垫高的土上，没伤着人。”然而，因天已渐亮，大伙儿只好将大鼎重新掩埋好，留人严密看守。返村后，吴培文立即派人从城里买来鸡蛋粗的一盘大麻绳，准备天黑后再继续行动。

三次挖掘祖坟国宝横空出世

3月18日，宁静夜空，繁星闪闪。这群庄稼汉在吴培文的指挥下，依照前夜成功的方式，用上新粗麻绳，不到四更天，大鼎便顺利出坑。至此，沉睡在地下３０００多年的“司母戊青铜大方鼎”终于重返人间。

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

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宝贝，村民们惊喜万分。可静下来后又都对宝物的安全产生了忧虑，毕竟当时处在日本鬼子占领下，怎么才能保住祖先留下来的宝物不让日本人知道？于是在场所有的人以性命担保，对天发誓：“决不向外人泄密”。随后，他们从村里牵来三匹骡子套上一辆大车，众人奋力将大鼎装上车，拉进晨曦朦胧的武官村。吴家兄弟把车停在家门口，把大鼎抬进院子，将大鼎侧身放入先前挖好的焚书坑中。

原来，日本入侵安阳后，随军军医到处收集中国中医验方医书，而吴家就遗存了满屋的祖传医书。吴培文担心被日本人抢走，就在院里挖了个坑，忍痛把祖传几代的上百卷医书全烧了。

“我们放进大鼎后又用杂草、垃圾、旧土掩埋垒成粪堆状伪装起来。一切安排妥当后，才算是稍微放下心来。”吴培文回忆说。因为战乱，刚刚重返人间的司母戊鼎又不得不隐藏在地下。
　　
二、司母戊鼎的保护历程

地处华北平原的河南省安阳市，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曾是殷商朝王都，是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故乡，《周易》的发祥地。这里富饶美丽、文化灿烂，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盛名中外的司母戊鼎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司母戊鼎代表了我国及世界青铜铸造史上一个辉煌时代，被称为“青铜之冠”。然而，它的出土面世，却给发现它的武官村民带来了灾难。但勤劳善良的他们用智慧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首次历险日寇抢宝无功而返

时过境迁，现在的吴家大院里已经看不到当年的焚书坑，漫步于当年的藏宝地，提及当年护鼎的往事，吴培文老人感慨万千。

尽管大鼎被埋藏得很隐蔽，但最终还是被村里的汉奸走漏了消息，并报告了日本的黑田队长，这给吴培文和大鼎的命运带来了灾难。

那汉奸到吴培文家讲明来意：“听说咱村挖出了宝，是金龙、铜马，还是玉器？日本黑田队长也喜爱古玩，他要亲自来看看，有我撮合着，保证不会出岔子，在日本人面前，我能不向着咱弟兄？”吴培文虽生气，却不得不强压怒火设法应付。

“当时转移已来不及，我只好先假装答应。汉奸走后，急忙关闭了院门，掀开粪堆杂草，在大鼎的一侧涂了些灰土，盖上后在伪装的粪堆上添加了些粪便，又用骡马粪把整个粪堆糊得严严实实。”吴培文说。

事情果然不出吴培文的意料。两天后，村里有一个小伙子急匆匆跑进他家，告知日本鬼子进村来了。

“我想着可能是来抢宝。就当即锁上院门，迅速绕道跑出村外，躲在暗处观察情况。袭击村子的有日本兵和伪军等共１００多人，显然是汉奸走漏了风声。”

敌人进村后，跺开吴培文的家门，翻箱倒柜搜了个遍，可并未注意藏着大鼎的粪堆，最后只得空手而返。

二次历险国宝险些被卖出

其实，当时在殷墟一带，土匪兵痞入户抢宝是常有的事，可自从多了一茬日本人。人和大鼎随时都有危险，吴家面临大祸。事不宜迟，年龄大的几位兄长认为干脆找家古董商把大鼎卖掉，但有日本人在，谁有胆量要呢？

“说啥也不能让日本鬼子弄走！我想来想去，感到眼下没别的好办法，只好如此了。”最后，经过城里二等古玩商的介绍，轻易不出面的北京大古董商肖寅卿亲自带着保镖和随从，秘密赶到了安阳。

作为古玩界权威行家的肖寅卿一见大鼎就拿出专用放大镜从鼎耳、鼎身、鼎口内外一遍又一遍地细看，他掩饰不住因兴奋涨红的脸和惊喜的眼神，对着大鼎连连点头。然而，一会儿，他却向陪同来的人挥挥手，疾步向大门外走去。

“见此情景大伙急忙拦住他，我家的一位哥哥早已沉不住气了，就问到底要不要，说个价数。”吴培文说。

肖寅卿面对眼前这位粗门大嗓汉子的一连串问话愣住了，他用京腔慢声慢气地说：“我没法要……不是出不起钱，是器件太重无法运走。”他要求把鼎分割成十块八块的装箱，否则不予收购。对于价格，肖寅卿出口惊人，竟然给了20万现洋。

“肖寅卿是识货人，人家已咬定准要，又愿出大价钱。但万一他又反悔，那不就落空了。”商量来商量去，怀着急于转出大鼎的强烈愿望和在２０万大洋的诱惑下，朴素的农民们还是听信了肖寅卿的误导，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趁夜深人静开始分割。

“分割大鼎从锯腿开始，噌噌不几下，锯齿就被拉平了，大伙惊呆了。”吴培文说，“我的一个哥哥就夺过锯说：‘我就不信锯不开’，谁知接连用了七、八根锯条，换了好几个人才在大鼎上划出浅浅的一点纹痕。

用锯不行，又有人拿出１０斤重的大铁锤，挑选了力气大的人，抡圆了大锤，直往大鼎耳上砸去，这一砸不得了啦，巨大的响声，在夜空里传出了几里地远。

吴培文急忙制止：“这么砸，不就把日本鬼子招来了么。”于是在给大鼎蒙上两层被子，隔着被子朝鼎耳又是一阵猛砸，换了五六个人才终将鼎耳砸掉，但是并没有一点破损的样子。

“原来的鼎耳是由虎头图案铸成的楔子，严密无缝的楔在鼎体上，经这么一砸被震掉了，光鼎耳就有七八十斤重。”当时大家也都害怕了：“我们不是在糟蹋神鼎造孽吗？”

此时，吴培文急忙阻止大伙不要再砸大鼎，分割不了就注定了没人收购，村民们的发财梦已经破灭，而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一定不能让日本人把东西搜走。

三次历险国宝躲过日军搜捕

形势严峻，大鼎必须转移。吴培文先让一个哥哥把震掉的鼎耳搬到他家分开隐藏。而后，迅速牵出西屋马棚里的骡子，在扒掉的牲口粪下面挖了一个深坑，把大鼎埋进去伪装好，又在上面垒好砖台，把料槽放上，牵进牲口。

果不出所料，七八天后的一个中午，还是那天来搜查的日本兵和伪军约有二三百人再次开进武官村。一到村口便架起机关枪，不大一会儿端着刺刀的鬼子兵已遍布武官村。

吴培文显出异常的冷静，迅速检查了一遍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些泔水，把家传护家防身的手枪填满了子弹，紧掖在腰上，向门外冲去。谁知刚出前门，就被对面井台上的鬼子看到了。

“距离太近，跑是不可能了，我就想着能混就混过去，若是被抓就干脆拼，反正不能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日本兵枪口刺刀照着我，我就蹲下捡起一个小砖粒写在地上‘家有病人，请医生。’”吴培文冷静地说。

鬼子兵看了一阵，大吼：“开路，快快地走！”吴培文就尽可能隐蔽快走，又躲过了两处哨兵，一阵狂跑远离村子，跳进洹河边一个土坑里喘着粗气仰天躺下，既庆幸又担心大鼎的命运。

突然，从西北刮来一阵狂风，当地百姓叫“黑风”，刮得人睁不开眼，站立不稳，一片尘土飞扬。村里传来哨声，日本鬼子收兵走人了。

“天黑以后，我就转回家直奔西屋马棚，看到一切正常，才放下心来。可是院里的粪堆被挖成了深深的粪坑，周围被翻出大片纸灰垃圾。堂屋门被砸开，屋里挂着的十几幅相片全都不见了。”吴培文庆幸地说。

村民都向吴培文讲述西邻被抄、被挖的事，判定是敌人的情报弄错了，他们把邻居西院马棚误为西屋马棚，所以才把西院折腾得驴叫槽翻。

大鼎还须转移。当晚，吴家弟兄从马棚地下挖出大鼎，转移到专门给牲口放草料杂物的东屋，挖了更深的坑并塞上麦秸，用土填埋夯实，然后将草料杂物填满一屋。

四次历险护鼎英雄远走他乡

敌人没有搜到东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能守家待擒，只好躲藏到亲戚家。

就在吴培文出家避难时，中共太行分区党组织派地下党员常跃山以隐蔽身份找到吴培文，告知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武官村发现大鼎及吴培文带领村民英勇护宝的事了解后，已向在延安的党中央汇报，并鼓励吴培文继续保护好这一重要文物，不能让日本人抢走。

“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查，我从二等古玩商那里，用20块大洋，买了一只二尺多高、三只腿的赝品铜器，塞满杂物和草，藏到炕洞里。”

不出所料，不久后的一天下午，一股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伪军再次徒步开进武官村。警觉的吴家人还未来得及躲避，吴家大院便被包围了起来。日本兵直扑吴家后院，砸开吴培文的那座堂屋搜查。扒开了吴培文的睡炕，那只赝品被日军获取。

吴培文以假乱真，巧妙地保护了大鼎的安全。但是狡诈的汉奸太了解吴培文了，仍死死盯住他的行迹不放。

为了摆脱汉奸与日军的纠缠和保证大鼎的安全，吴培文召集自家兄弟对护鼎做了安排。然后道别亲人，从此踏上了远离家乡的避难之途。曾先后到徐州、蚌埠、淮南、南京等地流亡，为免遭发现，他每到一地都不敢多停，在外逃亡了10年，直到1949年，才安心地回到了安阳，回到武官村。
　　
三、司母戊鼎见证百年沧桑

司母戊鼎以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被誉为世界青铜器之冠，成为国际公认的人类青铜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同时《易经》记载，鼎在

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卦，充分说明它与《周易》一脉相承、紧密相连。

司母戊鼎铸成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晚期，被视为中国商周青铜器的代表作之一。“司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所铸的青铜器，是１９３９年３月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发现的。抗战胜利后，大鼎被存放在当时的安阳县政府，后被移到南京博物院。

八年之后司母戊鼎终见天日

司母戊鼎的特殊价值，或许注定了他的命运多舛。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经给日本人报信的汉奸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在1946年4月的一天，向时任安阳县县长的姚法圃报告了武官村吴培文家私藏重要文物的情报。于是，姚法圃就派人在吴培文家院里、屋里、马棚里探挖了个遍，但空手撤回。

那汉奸不甘心，一口咬定吴家确实藏宝，并找到一个当时在安阳很有名气叫陈子明的古董商。陈子明时任安阳县古董保护委员会主任，其实是一个长期盗挖倒卖文物的劣绅。

经过秘密刺探，1946年7月17日，陈子明和姚法圃带人并在当时驻安阳的国民党部队协助下，来到武官村，把吴家大院包围得严严实实。由盗挖老手陈子明亲自操探杆，在吴家大院细查探找，最后终于在后院东屋草料堆下探到大鼎。并经过一整夜的折腾，在次日拂晓，将大鼎搬了上来。

就这样，司母戊鼎这尊民族瑰宝在短暂面世后，在英勇的武官村民保护下，隐居在自己的家园——殷都大地下8个年头，免遭了日本侵略军的抢掠，终于在抗战胜利后重见天日。

特殊时期国宝险被运往台湾

“当时大鼎被运到安阳城里县东街４号的萧曹庙院内，当时的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就设在那里。一时间，城内外百姓争相参观。《民生报》曾用每日‘观看者动以千计，盛况空前’报道了当时的场景，当地政府也加派了治安队维持秩序。”吴培文回忆说。

随后，陈子明又召集古董界行家对大鼎进行了检验考证，认定是件远古时代的宝器，并且认定此鼎必有双耳。姚法圃遂令县警队派警员赴武官村搜查。吴培文的那位本家堂兄就献出了那只鼎耳。

安阳发现大铜鼎的事情，被当时驻扎在新乡县的国民党第３１集团军司令兼豫北剿共总司令王仲廉得知。时值蒋介石六十大寿在即，王仲廉欲将大鼎作为给蒋介石祝寿的重礼，就带护卫队来安阳强行占有大鼎，并亲自带武装护卫队用火车专箱送往南京。随后，大鼎被安置在南京中央博物院。

1948年5月29日，司母戊鼎在南京首次展出，蒋介石偕夫人宋美玲及上层官员亲临参观并照像留念，大鼎又轰动了南京城。

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曾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终因解放军行动迅猛而大鼎又过于笨重，还未启运南京已被解放，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宝鼎留在了大陆。

护宝功臣共和国不会忘记

1949年5月6日，安阳解放。吴培文冒死成功保护国宝的事迹被传为佳话。

1950年，安阳县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吴培文当选为第四区人民代表，在水冶镇召开的有２０００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他被安排作了爱国护宝壮举的报告，被称为“保护国宝的功臣”。

1984年，吴培文满怀热情地配合国家考古工作队，在武官村西北岗柏树林他家坟地里、大鼎出土的原址处，再次进行了深挖清理，又发现了古木锨、玉戈、骨匕、白陶及小件铜器。

2002年1月26日，中央电视台《家园》栏目播出了由著名主持人赵忠祥、东方主持的《殷墟——古远的家》，吴培文老人应邀在央视第十演播大厅，同首长们并排而坐，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宇信、宋振豪等著名历史学家，面对面谈殷墟讲大鼎，向海内外宣传“全世界的殷墟，全世界的司母戊大鼎！”。

2003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省长李成玉，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孔玉芳，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柏栓和安阳市委书记方晓宇、市长靳绥东及张锦堂、赵微、张启生、徐光、王国顺、林宪斋、张笑东等市领导的陪同下视察殷墟，并亲切接见了吴培文老人。

“你对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贡献，你有功啊。祝你健康长寿。”在听完了司母戊鼎的出土和保护经过后，李长春握着吴培文老人的手，亲切地说。

故友相见让老朋友泪流满面

2001年11月24日，81岁的吴培文老人在孙子吴苏桉的陪同下赴京，踏入国家历史博物馆，瞻仰与他生息相关的司母戊鼎。

恰在那天，国家历史博物馆正在举办以司母戊大鼎为代表和象征的十大国宝特展，被作为“镇国之宝”、名扬海内外的司母戊鼎被放置在馆内大厅中央最显耀的位置，屹立在精制的底座上。

老人注目着大鼎，缓步绕鼎三圈，细细端详着，回想起当年的往事，一串串泪水止不住顺着脸颊上深深的皱纹流下来。

这一情景引起了博物馆讲解员的注意，就问：“老大爷，您怎么了？”

吴培文止住思绪回答：“闺女，你了解大鼎是怎么发现出土的吗？我是安阳武官村人，大鼎是我当年带领村里人挖出的，藏在俺家保护过来的。”

听到是司母戊鼎的发现者来了，工作人员立即报告馆长。因为国家博物馆曾派专家在1991年到安阳实地考察大鼎的出土情况，还专门走访过吴培文。

老人的来临，令馆长喜出望外，赶忙召集工作人员听老人涌着泪花讲述他与大鼎的往事。

司母戊鼎无愧贵为“镇国之宝”

如今，吴培文老人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平日里面对来访的群众、社会各界人士和新闻媒体，热情讲述大鼎发现、保护的历史。

他平静地告诉记者，“能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来安度自己的晚年生活，我感到无尚的光荣与自豪。”

“解放后，国家经过对安阳殷墟文化的科学研究，对大鼎的历史地位、科学价值及文化内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鼎腹中甲骨铭文的破译，是经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自现场考证，确认为‘司母戊’三字。从此，大鼎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司母戊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考古工作站，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孟宪武告诉记者。“大鼎的威名从安阳、南京两座历史名城传遍了神州大地，传到世界各地。”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之际，首都北京建成了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具有现代化象征意义的“十大建筑”。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座落在主体位置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司母戊鼎被调拨到北京参展。

最终，历经磨难的司母戊青铜大方鼎留在了该博物馆，并作为第一批文物之首和“镇馆之宝”雄踞于馆内大厅正中央。司母戊鼎的形象图案还被作为馆徽。

如今，司母戊鼎作为中华民族鼎盛与辉煌的象征，正以它神圣庞大的雄姿稳稳地挺立在祖国的大地上。
　　
四、司母戊鼎助力殷墟申遗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殷商文物展览大厅里，醒目地陈列着一尊硕大的青铜四足方鼎。它那简朴浑厚的造型，神秘谲丽的纹饰，巨大的体量，完好的外观，反映了中国殷商时期高超的青铜冶铸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新中国成立后，司母戊鼎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外形被博物馆定为馆徽标志，并成为“镇馆之宝”。目前，作为至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的司母戊鼎故里省亲，正在为殷墟“申遗”助力添彩。这个“聪明的创意”其实源自一个大胆设想。设想者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考古工作站站长唐际根。

神秘之旅从北京到安阳

2005年9月16日上午，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戒备森严，显得平静而沉闷。一队神秘的来客匆匆忙忙的奔此而来，经过复杂的登记、确认，仅有拿有国家文物局的批文的人进入馆内。

随后，这些神秘的客人来到了位于馆内一楼的藏品室，这里是国家博物馆文物进出的唯一通道。接着就是小心翼翼地对神秘的东西进行包装，整个点交过程持续了１个多小时。

2005年9月18日，中秋节。6时许，当大多数北京人还沉睡在梦乡的时候，一群由运输车、警车、工作车组成的9辆编队车，已经悄然驶离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沿着长安街向西，然后转向，驶入京珠高速公路，一直向南疾驶而去。

警车内荷枪实弹的特警战士表情严肃，除了几个核心人员外，没有人知道这些神秘的车辆究竟担负着什么任务。

下午2时许，车队越过河北与河南交界处后，进入安阳市区，车队在早已守候多时的警车导引下一路绿灯快速穿行。停在路口的市民好奇地望着这个特别的车队。

下午3时10分，运输车终于安然停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搬运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货物卸下了车，所有人才都长出了一口气。

被称为“国之重宝”的司母戊鼎终于安全到家了。自1939年在安阳出土并震惊世界以来，司母戊大方鼎重返故里，仿佛是为人们讲述着光辉灿烂的殷商文化。

重回故里 司母戊鼎的省亲之路

“为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对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最后考察评估，向‘申遗’做最后冲刺，安阳市投资２８００万元建成了殷墟博物馆，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国家博物馆借司母戊鼎和妇好墓出土的文物精品回乡进行展出。或许是故乡的特殊感情的缘故，展出期限又在得到批准后进行了延长。”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秘书长、安阳文物工作队队长孟宪武，这个与文物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专业考古工作者提起司母戊鼎省亲，有着说不出的兴奋。“2005年9月19日，司母戊鼎故里展迎接仪式，在殷墟博物苑举行。国宝司母戊鼎阔别家乡近60年后重回故里。同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殷墟发掘出土的近600件珍贵文物也首次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这次是国家博物馆为支持安阳殷墟‘申遗’破天荒出借了‘镇馆之宝’。根据协议，倘若在在此期间国宝丢失或毁坏，安阳市政府就要支付１．５亿美元的赔偿金。司母戊鼎刚一露面，就引起安阳各界的轰动。首届‘河南文化遗产日’当天，万人空巷看殷墟，称得上安阳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盛宴。”对安阳官方的此次决策，孟宪武表示了由衷的肯定。

其实，司母戊鼎的“回家”，也使当年挖掘、保护司母戊鼎的４２名村民中唯一的健在者、已经80多岁的吴培文老人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

“看着大方鼎揭开面纱、展现在家乡父老面前，爷爷的眼睛湿润了。”吴培文的孙子、已经从商多年事业有成的吴苏桉这样形容爷爷对大鼎的感情。“看到大鼎，爷爷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一般，高兴得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要讲。”

当日，作为唯一特许摸司母戊鼎的人，在迎接仪式上，老人在孙儿吴苏桉的搀扶下讲述了他与司母戊鼎之间的传奇故事。

唐际根 鼎归故里的创造者

“司母戊鼎的回家之旅与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个享誉国内外却行事低调，年纪轻轻却在考古上震惊世界的青年学者，殷商文明的发扬离不开他的开拓努力！”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安阳市文联主席张坚告诉记者，“这个人就是唐际根！”

唐际根是谁？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安阳大街上过往的市民时，并没有得到想像中的回答。知道这个名字的并不是很多。而当记者随意打听了几个安阳文化界人士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有着惊人的一致，“考古队的那个留学博士吧！”

2006年2月23日，安阳电视台演播大厅内响起了阵阵掌声，一个身材清瘦、眼神睿智的中年人作为“2005年度感动安阳人物”的第一人登上了演播台。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考古工作站站长、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殷商考古的著名专家，年仅40岁的唐际根。

一个来自江西萍乡的外乡人，是什么让他感动了安阳？

“2005年，最令安阳人自豪和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司母戊鼎助力殷墟‘申遗’的故乡之旅了。而这就是源自唐际根的一个大胆的建议，并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鼎力支持。”

“要知道，作为国之重器的司母戊鼎因为过于珍贵，自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于1959年收藏后，47年来从没有让它离开过博物馆半步。如今把它运回出土地安阳公开展出，意义可想而知。”张坚用这样的回答回应记者的疑问。

于是，在2005年的中秋节，国之重器在离乡数十年之后终于重回故里，与全国独特模式运作的殷墟博物馆一样成为整个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点睛之笔和重要砝码。而二者都源自唐际根博士大胆而充满睿智的想法。

“1998年春，唐际根带领考古队在紧邻殷墟的洹北花园庄、韩王度、屈王度附近开始了集中钻探。最终使足以证明中商存在的安阳洹北商城的１号宫殿基址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于是，一个完整的商王朝被他亲手从地下挖了出来！”张坚说。“这一被称为‘中国商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空前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的考古界，被称为２０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鼎归故里 助力“申遗”意义重大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将殷墟列入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清单。安阳市委、市政府于２００１年正式启动了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２００２年，国家文物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递交了殷墟“申遗”的文本。

此后，殷墟开展了自遗址发现10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整治活动。并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浓郁殷商文化特色的展览活动。

为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还对殷墟的保护进行了专项立法。2001年10月，《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

“司母戊鼎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礼器。在当时方鼎只有王室才能使用。经过考证得知，司母戊鼎是武丁的儿子祭祀母亲的礼器。其精湛的铸造工艺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术，是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唐际根博士告诉记者。

“我们知道，世界文化遗产是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而言的。司母戊鼎在殷墟‘申遗’的关键时刻回到安阳助力殷墟‘申遗’，可以说是对殷墟遗址最好的诠释。在展示殷墟遗址的同时，把最原始最宏伟的文物实物拿出来，就可以用无声的语言向世人证明并介绍殷墟在3300多年前是一个多么辉煌的都邑，当时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是多么发达的文明！”在唐际根博士看来，司母戊鼎故里省亲助力殷墟“申遗”之路，对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中国青铜器的巅峰时代

所谓的青铜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已经发明和制作了青铜器，并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而青铜时代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可称为青铜文化。狭义地说，青铜工艺和青铜制品所涉及的文化，称为青铜文化。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文化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为祖国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青铜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我国夏商周时代是青铜文化的光辉时期。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表明其已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的发展脉络

中国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青铜器作为古代文明的一种标志，究竟从何而来？相关学者和专家进行了很多研究和考古工作。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青铜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要得力于中国古代先进的采矿、冶炼技术和高超的铸造工艺等。

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在自然界寻找石料制造石制工具和农具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一种自然铜石，称之为红铜或纯铜。它具有一定的金属光泽和延展性，因而，具有很容易被人们重视和利用的很多特点。

“最初，人们用这些质地较软的天然红铜铸成小型工具或装饰品之类的东西。后来在不断地锻打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和掌握了金属的特点与性能，这些都为青铜器的创制和发明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对青铜器颇有研究的中国殷商学会副秘书长、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孟宪武这么形容青铜器的最初发展。“后来，人们发现可以从孔雀石中冶炼出铜。经过长期实践后，人们又掌握了在冶炼过程中加入适量的锡以降低铜的熔点，增加铜的硬度，从而炼出了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因颜色发青便称之为青铜。”

其实，我国古代青铜的冶炼铸造始于何时，目前仍然很难作出根本的判断。不过，在古史传说故事中的黄帝和蚩尤作战时，蚩尤就是用铜作兵器，使黄帝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现在看来，蚩尤是否使用铜作兵器虽属于传说之列，但它在一定意义上却为研究青铜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文字资料。

孟宪武告诉记者，“在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方面，最早的青铜器应属１９５７年甘肃马家窑和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其后，还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年代相当于夏朝的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器，在那里出土了制作原始的青铜小刀、爵、锥、铃等。但是这些青铜器多是仿照同时期的石、骨、蚌、陶器制成的，其胎质很薄，铸造也比较粗糙，带有一定的原始性。说明夏朝的青铜器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殷商时代青铜王国

一些关于青铜器的记载也很有意思。元人杂剧《隔江斗志》曾有诗云：“汉家王气已将终，鼎足三分各自雄；周瑜枉用千条计，输与南阳一卧龙。”诗的前两句说的是东汉末年，兵家混战，形成魏、蜀、吴三国三分天下的局面，后两句说的是家喻户晓的周瑜与诸葛亮斗智的故事。

这首诗中用“鼎足三分”来形容三国分立的局面，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鼎都是国家和权利的象征。这个印象大体不错，但也并不完全正确，因为除了我们常见的三足圆鼎之外，还存在有四足的方鼎。而在古代青铜器中，最著名和典型的莫过于司母戊大方鼎了。

“作为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１９３９年殷墟王陵区商代晚期墓出土的司母戊鼎在世界上是最负盛名的青铜礼器，高达１３３厘米，口长７９．２厘米，重量达８７５公斤，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世界仅见。”孟宪武自豪地说，“此鼎造型庞大雄浑，纹饰精美细腻。其铸法之先进，青铜器配方之科学，令当今冶金专家为之叹服。反映了商代奴隶制的发达和人们高度的创造能力和商代青铜冶铸业所具有的极高水平。可以说此鼎是世界青铜文化中的瑰宝。”

如今，来来往往的游客在感受殷墟的同时，漫步于殷墟博物苑内，就会看到殷墟管理部门为便于游人参观，露天陈列在大殿前的广场上的仿制司母戊大鼎。大鼎静静伫立着，仿佛在向人们见证着中国古代青铜时代的辉煌。

1976年，三联甗从殷墟妇好墓出土。作为商代晚期青铜制品的又一代表，它通高69厘米，长103.7厘米。由一件长方形架和三件甑组成。甗架形似禁，面部有三个高起的喇叭状圈口，可放置三件大甑。腹腔中空，平底，下有6条扁形矮足。外底有十字形铸缝。架面饰蟠龙纹3组，分绕3个圈口，龙头作侧面形，两端的头朝下，中间的头朝上。在一端蟠龙之前有一个兽面和一龙。在中间圈口的内壁有铭文二字。

“因长方形器身和三件甑的花纹风格一致，甑底和器身圈口大小吻合，此器应是一套。且其腹足有烟炱痕，当为实用之器。可以同时蒸煮几种食物，是前所未见的商代大型炊器，迄今国内仅发现这一件，是弥足珍贵的青铜之宝。”孟宪武说，“除此之外，殷墟考古还曾先后出土了兽面纹觯、牛方鼎、鹿方鼎、磬折曲内式戈等大量精美的青铜器。”

孟宪武告诉记者，此次司母戊鼎回家的同时，三联甗也一道归来。如今，司母戊鼎和三联甗都在建成不久的殷墟博物馆内进行展出，共同见证着殷墟文明的发展历程。

青铜冶铸业的巅峰

“一般而言，铸造方形器要比圆形器困难，更何况像司母戊鼎这样的重器，工艺复杂程度，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其困难可想而知，这就要求制作者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孟宪武说。

根据研究者的观察分析，大鼎是采用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粘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一次铸造成功如此巨大的器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标志着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司母戊鼎作为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它的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是商代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大量的青铜器出现也显示这一时期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字。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等地发现了这时期的铸铜作坊，说明商代青铜制作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孟宪武说。

其实，我国铸造青铜器的历史可上溯到很久以前，但青铜器被载入史籍的时间是从宋代开始的。如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等书，其后，历代许多书籍也记载有不少殷代铜器的图象。

据《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墟作为我国商代后期的都城，商代后期这近300年的历史是我国青铜时代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

1899年发现了殷代甲骨文后殷墟遗址被发现，至今已经有100多年了。期间，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数百次的考古发掘，出土殷代青铜器数以万计。这些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成为研究我国奴隶社会青铜文化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多数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以及美国、日本等一部分国内外知名博物馆收藏。

殷墟考古中，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车马器、装饰品、艺术品等殷墟青铜器的大量出现，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它们品种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

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的辉煌成就，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

六、令世人赞叹的青铜文化

中国从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就开始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气势雄伟的司母戊鼎、精美绝伦的四羊方尊、大气磅礴的战国编钟、设计巧妙的长信宫灯。这些荟萃了古代工艺技巧与文化艺术的杰作，使得出现并不是最早的中国青铜文明后来居上，走在了世界先进行列，并将青铜冶铸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青铜器丰富的造型，首先是适应生活需要的创造。再者，作为工艺形象，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还具有重大的美学价值。就像国外著名冶金学权威克里尔所说：“即使把美国和欧洲第一流的技师集合起来，并使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也不能做得比殷商青铜器更好。”

另外，中国的青铜器制造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与中国古代先进的采矿、冶炼技术和高超的铸造工艺亦是密不可分的。

高超的青铜制作工艺

青铜时代距现在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但不能否认的是，那个时代青铜器精巧的工艺与优美雄伟的造型至今仍具有巨大的魅力。历经沧桑的青铜器在引起人们惊讶和赞美的同时，也引起人们研究其铸造工艺的兴趣。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现了许多青铜冶铸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又发现了不少有关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和工具。其中在安阳的铸铜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陶制的“将军盔”，即炼铜用的坩锅。还发现了铸范和铜渣，经过仪器测量和分析，研究人员推断当时的青铜器的炼铜原料应是孔雀石，燃料为木炭，并以此推断青铜器的制作方法应是传统的陶范法。

“陶范一般由外范、内范组成，在制范前，首先做模子，即所造器物的初胎。模子做好后，就可以制外范，外范可雕镂花纹或铭文。将分割成的几块外范合拢在一起，成为器物的外腔，这也称合范。内范是比外范较小的范芯，制作器皿时，用外范包住内范，在内外范之间，灌注铜液，凝固后取出器物，再经过打磨加工，就成为一件完好的器物了。”中国殷商学会副秘书长、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孟宪武说。

“应该说现存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就是用合范法铸成的，即耳、身、足分别铸成后，再合铸成一个整体。鼎四周有蟠龙纹和饕餮纹，腹内刻有“司母戊”三字。大鼎带耳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达875公斤。”

考古专家分析，需要二三百人用七八十斤重的“将军盔”，协同合作才能制成。所需金属原料当在１０００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与古文献记载的基本相符。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和复杂的工艺过程，说明我国青铜冶铸业早在商代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商代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便是这高超铸造技术的物证。四羊方尊高58.3厘米，重34.5公斤，是现存商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尊的颈部铸有蕉叶，蕉叶上的花纹叫夔形纹。蕉叶的底部饰有兽面纹，肩部有四条蟠龙缠在四周，尊的腹部分别铸有四只大卷角羊，突出尊外。羊的背部及胸部饰有鱼鳞花纹。两只前腿和尊的底部铸在一起，上面也铸满夔形花纹。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间合范的地方，都铸有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遮蔽合范时可能产生对合不正的纹饰，从而增强了造型的气势，使方尊的形象在宁静中有威严感。全器上下以细雷纹为地，线条光洁刚劲。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合范技术，就很难达到整个器物浑然一体的效果。

青铜器的名称及形制

商代青铜器种类比较复杂，但仍形成一定的体系。这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位置。青铜器造型沿用常用的传统体系，即可分为三大类：日用器、乐器和兵器。其中日用器包括炊煮器、食器、酒器、盥洗器及其他。

炊煮器中“鼎”就是煮肉的锅，三条腿可以直接支在火堆上。“鬲”的用途大致相同，但形式不同，鬲的三条腿成囊形，中间是空的，因此鬲中的液体和火焰直接接触的面积较大。鬲的形式在古代有悠久的传统，在考古学上是把它当作商周文化前身的标志。

“甗”的下半部是鬲，上半部是甑，上下之间通气。鼎、鬲、甗，一般都是三足，器身是圆形的；鼎也有四足的，器身是方形的。鼎在古代被认为是青铜器的最可尊贵的代表，它是权利和身份的象征。

食器中，“豆”是最普通的。也就是一种高足的盘子。“殷”是圆形，圈足的盆子。均为盛食品用的器物。

酒器在商代很普遍，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彝、勺、觥等，造型别致，纹饰华丽，是商代青铜器中的核心器类。

据《礼记》和《仪礼》记载，古人饮酒均有隆重的仪式。这些复杂的酒器充分显示了古代贵族奢侈而繁缛的生活方式。商代青铜制的乐器中最贵重的是“铙”，是重要的打击乐器。

青铜兵器中的“矛”、“戈”都是装了长柄使用的。“戚”就是斧，“斤”是砍刀，“削”是小刀子，在商代后期已做得很精美。而“剑”则是商代兴起的一种兵器。而青铜器中数量特别丰富的是车饰和马饰。

其实，青铜器的制作主要是为了日常使用，但也常用来殉葬。现在保存下来的青铜器几乎都是从古代坟墓中得到的。从殉葬的情况也可以推测当时日常使用的情况，譬如在古代，往往一件炊煮器、一件食器、一件贮酒器构成一组，就代表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此外，古代制作青铜器是隆重的事情，如祭祀、赏赐、征伐、嫁女等。但也有些青铜器制作时是以装饰为目的的。

我国青铜器的影响

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已经会使用“火攻法”采集矿石。这是世界采矿史上的一个奇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中陆续发现和使用了石、陶、木、骨器等。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又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存在金属铜块并开始采集和使用它，中国古代的采矿技术在商周时期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孟宪武看来，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仅器物类型繁多、造型庄重华丽、纹饰优美精湛、铭文内容丰富，而且用途广泛，除宴飨外还常用于祭祀礼仪，作为强化统治权力的手段。青铜礼器还被用于贵族之间的婚媾、宴享、朝聘、会盟等活动以铭功颂德。也作为馈赠礼品用于贵族间进行交往以维护统治权力。可以说青铜礼器是权力的象征，是贵族等级地位的标志，是礼制的工具。

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之一，早在3000多年以前世界上许多民族还处在野蛮时代时，我国就已出现了青铜文明。史学家王贵民在一篇题为《商文明在古代世界的位置》中提到：商代和世界同一时期其他几个文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互有高低，各有特点。但商文明具有几个明显的优点，首先青铜文化创造出全国统一性和地方特殊性相结合的整体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所拥有的辽阔疆域是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此外，商文明持续了500多年，其延续性也是举世罕见的。同时古文字的进步性及其使用时间之长和空间之广也是商文明较同期诸文明的优异之点。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认为，我国“形状奇伟，花纹瑰丽”的商朝青铜器，是“上古文明世界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世界文明大花园中一朵最耀眼的奇葩，铸造工艺亦居于世界先进地位，充分表现了中国青铜器的特有形式和鲜明的民族风格。

青铜器作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艺术最早最闪光的亮点。从使用石器到铸造青铜器，更是人类技术史上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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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护鼎老人之孙成功注册“司母戊”商标

新华网河南频道2007年2月3日讯 大河报报道：（记者张志立实习生李鹏）　
“成功了，成功了。‘司母戊’作为安阳一个品牌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成功了。”昨天下午，司母戊大方鼎发掘人、保护人吴培文的孙子吴苏桉向记者展示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
  
“如今，商标注册下来了，可爷爷却不在了。”看着“司母戊”商标注册证，吴苏桉说，他3年前就开始注册这个商标了。当时注册“司母戊”商标有两层意思，一是为了纪念爷爷发掘、保护司母戊大方鼎的功绩，二是为河南和安阳保护这个品牌。
  
吴苏桉说，他在2004年组建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将有关殷墟文化及其周边产品的品牌注册纳入了他的日程。
  
“本想注册‘甲骨文’这个中文商标，可是我后来意外得知，该商标2002年就被美国一家公司抢注了，再后来又听说，‘殷墟’也被外省人先一步申请注册。于是我们就加快了步伐，将‘司母戊’这个商标申报注册。”吴苏桉说，河南的文化遗产品牌被外国人、外省人抢注，他感到很痛心。河南是文化遗产大省，他想通过注册“司母戊”的行动，提醒大家重视对我省文化品牌的保护。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吴苏桉的多方努力，2006年11月21日，“司母戊”品牌注册成功。他从安阳市工商部门得到消息后，迅速进京了解情况。昨天，从北京返回安阳的吴苏桉一下火车就给记者报喜。
  
吴苏桉说，为纪念爷爷发掘和保护司母戊大方鼎的功绩，下一步他还要注册以爷爷年轻时的照片、大鼎图案、吴家大院等为内容的７个商标，注册内容包括音像、出版、旅游等八大项100多个种类。目前，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已下发了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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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祖坟中挖出“巨无霸”
2005年09月20日05:17 河南报业网-大河报

时隔59年，司母戊回家。它甫一露面，就引起安阳各界的轰动，也使当年挖掘、保护司母戊的42名村民中唯一的健在者、85岁的吴培文老人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司母戊的出土和保护，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劫难？在昨日的迎接仪式上，吴培文老人讲述了他与司母戊之间的传奇故事。

国宝故里亮相 当年护鼎人会场成明星

昨日上午，吴培文老人在孙儿吴苏桉的搀扶下，悄然来到司母戊大方鼎故里展迎接会场一角。看着大方鼎揭开面纱、展现在家乡父老面前，老人的眼睛湿润了。

1939年，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后，为了避免被日本人掠走，大方鼎在吴家大院先后三次埋藏，最后在吴家东屋地下埋藏了8年之久。

时隔59年再次看到司母戊大方鼎，吴培文说:“对于大鼎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

当大家得知吴培文就是发掘、保护大方鼎之人时，他立刻成了现场的明星——领导握手慰问，记者追逐采访，群众争相与之合影，忙得老人不亦乐乎。

中午时分，记者随吴培文老人回到了武官村——这是位于安阳殷墟博物苑与殷墟王陵区中间的一个小村庄——老人的家就在这里。

武官村289号是一个四合院，这里是老人的家。村民们介绍说，吴家大院原来是座“九门相照”的大宅院。由于与司母戊大方鼎的特殊联系，吴家大院被当地政府定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进门，记者就看到西院墙边插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镇国之宝司母戊大方鼎第二次埋藏保护处，吴家大院——西屋马棚。日本鬼子误把西院马棚认为西屋马棚，一字之差，国宝躲过了日本侵略者的两次掠夺”。

大院的东南角，挂着两个同样牌子，东边一个除写着“镇国之宝司母戊大方鼎第三次埋藏处”外，下面还特地注明:“埋藏保护镇国之宝八年之久的吴家大院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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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驾鹤九天去 护鼎功德万古垂
发布时间： 2006-12-21 09:28:03 　来源： 新华网

12月16日18时09分，唯一获得省文物保护特殊贡献奖，发现、发掘司母戊鼎，并为保护司母戊鼎与侵华日寇斗智斗勇的市政

协委员吴培文老人因病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5岁。

吴培文老人，1922年8月17日出生。1939年3月15日，吴培文等人在整修祖坟时发现了司母戊鼎，为免遭日本侵略者掠夺，先后三次转移大鼎，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解放后，司母戊鼎被运往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为了表彰吴培文发现、发掘和保护司母戊鼎的事迹，今年1月，吴培文被省政府授予文物保护特殊贡献奖。9月14日，他应邀参加了市政协第十届十五次常委会，并被增补为市政协委员。

昨日下午，本报领导专程赶到市殷都区武官村看望了吴培文的家人，并对吴培文老人的逝世表示哀悼。守护在吴培文身旁的孙子吴苏桉，看着爷爷的遗像，望着前来吊唁的人，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他告诉记者：“爷爷走了，但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要在大鼎运往北京时，亲自送其离开安阳，如今……”

据了解，在得知吴培文逝世后，国家博物馆、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河南省文化厅、省文物管理局和吴培文老人曾经工作过的安徽矿业集团等单位有关人员及我市领导先后为他送上了花圈或发来了唁电，并向其家人表示了慰问。

另悉，吴培文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2月21日在市殡仪馆举行。

背景资料：

9月19日，安阳市在殷墟举行盛大仪式，迎接阔别家　乡59年的司母戊鼎在故里展出。

“司母戊大方鼎回来了！”当天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殷墟博物苑门前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人们争相一睹国宝的风采。

9时19分，安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笑东宣布迎接仪式开始。市委书记靳绥东致辞:“这是我市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盛事，也是令全市人民欢欣鼓舞的一件喜事。”

9时39分，靳绥东和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常俭传，缓缓揭开了盖在“司母戊”身上的红丝绸。

来自国内外60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把大鼎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不得不力劝记者快拍快离，让后面的观众都有机会一睹大鼎的芳容。

“司母戊鼎本身就是无声的语言，告诉世人中国的殷商文化是多么璀璨辉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博士说:“在奴隶制鼎盛时代，青铜鼎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鼎的多少，反映了地位的高低，鼎的轻重，标志权力的大小，甚至王权的兴衰。”

司母戊鼎于1939年出土于安阳武官村，是迄今世界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青铜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司母戊鼎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外形被国家博物馆定为馆徽标志，并成为镇馆之宝。为迎接联合国世界遗产专家对殷墟进行考察评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市与国家博物馆达成借展协议，借调司母戊鼎、妇好墓三联飌两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安阳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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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护鼎老人之孙成功注册“司母戊”商标
 
时间：2007-2-5  来源：大河报
 
新华网河南频道2月3日讯 大河报报道：
“成功了，成功了。‘司母戊’作为安阳一个品牌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成功了。”昨天下午，司母戊大方鼎发掘人、保护人吴培文的孙子吴苏桉向记者展示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
 
“如今，商标注册下来了，可爷爷却不在了。”看着“司母戊”商标注册证，吴苏桉说，他３年前就开始注册这个商标了。当时注册“司母戊”商标有两层意思，一是为了纪念爷爷发掘、保护司母戊大方鼎的功绩，二是为河南和安阳保护这个品牌。
  
吴苏桉说，他在2004年组建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将有关殷墟文化及其周边产品的品牌注册纳入了他的日程。
  
“本想注册‘甲骨文’这个中文商标，可是我后来意外得知，该商标2002年就被美国一家公司抢注了，再后来又听说，‘殷墟’也被外省人先一步申请注册。于是我们就加快了步伐，将‘司母戊’这个商标申报注册。”吴苏桉说，河南的文化遗产品牌被外国人、外省人抢注，他感到很痛心。河南是文化遗产大省，他想通过注册“司母戊”的行动，提醒大家重视对我省文化品牌的保护。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吴苏桉的多方努力，2006年11月21日，“司母戊”品牌注册成功。他从安阳市工商部门得到消息后，迅速进京了解情况。昨天，从北京返回安阳的吴苏桉一下火车就给记者报喜。吴苏桉说，为纪念爷爷发掘和保护司母戊大方鼎的功绩，下一步他还要注册以爷爷年轻时的照片、大鼎图案、吴家大院等为内容的７个商标，注册内容包括音像、出版、旅游等八大项100多个种类。目前，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已下发了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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