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栏吓村是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由于跟香港新界接壤，后来形成了一条举世瞩目的“中英街”。上世纪初，这里不仅仅是一条通往内陆的通道，还在历史演变中成为中西文化汇集的窗口，它见证了当地历史变迁和深港两方的进步繁华。

作为一名沙头角的原住民，我不仅目睹了昔日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今日海滨城区的新面貌，而且还致力于沙头角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保护。沙头角地方风貌经过数十年的风雨洗刷，原来的围村气息已渐渐被冲淡，而留存本地的历史痕迹，是我们这一辈人必须担负起的责任。

壹

在海边，建在地势高的村庄，一般用“上”命名，反之则用“下”。沙栏吓村中的“吓”虽比下多一个“口”，但是用意相同

沙栏吓地名的由来

我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成长在沙头角这片土地，以打鱼为生，我是地道的原住民。在我还未成年的时候，我就经常跟随我的祖父出海捕鱼。他跟我讲过许多客家故事，还带我认识沙头角各地的名字。比如，沙头角原本叫做“大垣洞”，寓意是大片平坦的滩涂地。而沙栏吓村的由来，很多年轻人，或者不熟知深圳历史的人可能会对沙栏吓村中的“吓”字感到疑惑。其实这个字并非“吓唬”的意思。而是，在海边，建在地势高的村庄，一般用“上”命名，反之则用“下”。沙栏吓村中的“吓”虽比下多一个“口”，但是用意相同，表明这个村庄在西南方向，或者在海边地势较低的地方。

之所以会用“吓”，要从三百多年前，吴氏先祖族人迁至沙头角那时说起。在客家吴氏族人尚未到沙头角之前，沙头角附近沿海早有一批本地人居住。这批本地人的祖先在南宋时期便迁居至此。吴氏族人开始开垦这片“新大陆”，有的地本就是无人荒地，可直接利用，而有的地则得向本地人寻购。本地人看到买地的人越来越多，觉得自己之前卖地价格过低，便在地契上动脑筋。原来的地契上写着位于某某地方“卖上下”，即意为将位于东、西方位的两块地都卖了。但是有本地人将“卖上下”的“下”字加上左撇点，并在“卖上下”后写上“卖下”，使之成为“卖上不卖下”。你精明我也不笨，吴氏族人于是将“下”加个口而改为“吓”，这样一来，之后的本地人再也没法在地契上动手脚。一传十，十传百，结果，人们约定俗成地用“吓”来代替“下”。至今在深圳东部沿海地方还遗留有西山吓、官路吓村名，皆是由此而来。

贰

这条小街上，商铺一家挨一家，光大型银行代理点就有五六家，大量的电子手表、录音机、照相机、折叠伞、黄金首饰等商品，从这里流向全国各地

从外出谋生到回乡创业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沙栏吓村集体有230多人，分为两个生产队，一个是渔业生产队，一个是农业生产队。1976年，高中毕业后的我参加了沙头角镇渔业大队，任会计工作。随着改革开放春潮涌起，1978年，沙栏吓村渔业大队解散，生产队把所有渔船都卖了，所得的费用一部分还了国家贷款，剩下的钱计划筹建沙栏吓新村。当时我是队里的会计，村里决定由我和另外一个村民负责基建工作。我们去到当时深圳最先进的市旅游公司宿舍参观，参照这一标准，由个人、村里一起出资，于1983年建成了20多栋居民新舍，每户约200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我家也分到1套。当时显得非常气派的新村舍，引得深圳和其他地方都组织人来参观，这也是深圳最早期的城中村改造。

20世纪70年代末期，香港经济繁荣了，中英街两边居民的生活出现巨大反差。沙头角村民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人民币，而对面的香港居民每月收入却高达二三千港币。因此中英街村民大多选择跨境赚钱。我们作为边民，可以享受自由出入香港的便利。我便将番薯、家禽和鱼类等产品，以背扛肩挑的方式运往新界粉岭、上水一带，以小额贸易赚取一些生活费。

1980年，沙头角地区启动城市化建设，沙栏吓村民实现了“渔民收网上岸、农民洗脚上田”的转变。这时船也卖了，为了解决村民的生活出路，村里引进香港一家公司的牛皮加工厂，由生产队出地、出人，港方出钱出技术，集体经济开始有了积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村民谋生方式发生了变化，赚钱的路子也越来越多。大家从事各行各业，年轻的外出打工，年纪稍大的就留在村里做事。为了做生意，我专门去考了驾照，开了一辆从香港引进的14座中巴，载客和给酒楼送货。后来我又去了香港，给香港路政署下属的一个搞道路维修工程的部门开车，早出晚归。

1983年，有关开放中英街的协议签订后，中英街变成了香饽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由于当时内地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很多内地游客来深圳就必到沙头角中英街。当时这条小街上，商铺一家挨一家，光大型银行代理点就有五六家，大量的电子手表、录音机、照相机、折叠伞、黄金首饰等商品，从这里流向全国各地。

1985年前后，中英街有200多家店铺，经营金器的接近50家。有时候一天就有两三家黄金首饰店同时开张，香港的四大金行在中英街都有设点。当时黄金在内地是限制销售的，但是在中英街，不仅可以买到比内地更便宜的黄金首饰，而且也不限量。这里的黄金销售量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一吨左右，人们甚至形容老板们用麻袋装钱，这让中英街一时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街”。

面对中英街如此繁荣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十分渴望回到中英街做生意。但当时是集体经济，中英街的商店都是国营的，我们个体户无法申请商业牌照自主经营，要想自己开店铺只能靠租公家集体的牌照来经营，每月按时付租金。在这种情形下，沙栏吓的不少村民就开始做起了小生意，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就有钱赚，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开了“其记”杂货铺。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内地商业日趋繁荣，与香港的交流更为密切，中英街一枝独秀的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到2002年，商铺从300多间萎缩到100多间。1994年，“其记”也不得不收摊。目前仍保留的只有“波记”、“实惠”等杂货铺，中英街曾用麻袋装钱的风光已成历史。

叁

沙栏吓村1984年由村改了居委会；1999年恢复自然村身份；2006年，村成立了深圳市沙栏吓股份合作公司，与有限公司的一股一票制不同，我们合作公司是一人一票

恢复自然村后当选村长

沙栏吓村为何是一个相对贫穷的自然村？其实，刚开始我们村与沙头角其他七个自然村的经济状况差不多。改革开放以后，经政府批准，沙栏吓村在1984年由村改了居委会，并在后期成立了沙栏吓投资股份公司，由村民集体控股。但成立之后，由于大家都是渔民，又没有土地，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再加上个人又不能申请商业牌照，股份公司在经营上出现了诸多问题。另外，由于沙栏吓村与其他村不同，改为居委会的同时也失去了向政府争取一些商业优惠政策等利益的条件。

当时村里的老村民有很大的意见，向区政府领导反映，要求区政府同意恢复沙栏吓村为自然村，虽然城市化之后没有村的概念，但实体依然是存在的。后来区政府领导也看到这一点，并在1999年正式批准沙栏吓村恢复自然村的身份，将村民的股份卖给社会人士，投资股份公司不再属于我们村集体所有。

同年，沙栏吓村选村委会成员，村民参选村委成员有三个条件：第一，没有不良嗜好；第二，愿意为村里付出；第三，经济条件要好。经过村民的选举，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成为了村委成员，我任村长。我们几个都是做生意的，看着村里一塌糊涂的局面，是真心实意想付出、做出自己贡献的。

后来在我们去向政府争取一些优惠政策的同时，政府还建议我们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规范经济管理。比如，出租的房屋市场涉及一些协议、合同，自然村就没有法人代表，遇到法律问题会比较棘手。而公司就有法人代表，这样一切都可以依照法律程序，不会出现问题。就这样，为了规范集体经济，2006年，村成立了深圳市沙栏吓股份合作公司，与有限公司的一股一票制不同的是，我们合作公司是一人一票，这也避免了个人控制集体经济的问题。

肆

制作鱼灯首先要把握鱼的造型特点，例如头、身、尾、鳍的形态比例，身体活动的部分等等。之后的工序包括编扎骨架、以纱纸或绢布装裱、涂底色、上色画鱼、上光油、安装装饰等等

挖掘与保护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以后，沙栏吓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与旧的变化中，身为村中的一分子，我觉得有义务保护村中日益失去的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我平时特别注意保存一些历史照片、实物和村里的传统文化资料。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开始进行部分的旧村改造。当时沙栏吓村在两段时期内，陆续拆了99间房子来建新房，因此一些老房子里的劳动工具、生产工具都被当作废品丢在海边。我认为，尽管历史常用文字记载，但实物却是记载历史的具体证物。这些工具都是历史留下来的文物，年纪大的长者见了或许也有一些回忆，甚至有说不完的故事，而年轻人也可以通过这些东西了解以前的历史与故事。于是，我便将它们一一捡起并保存着。至今，除了收藏和保存村里将失去的有价值的文物、传统文化资料数千件，在沙栏吓村内我还牵头建立了深圳市盐田区第一所“村史陈列室”，供大家参观。

1999年我当选村长后，即动手组织村民开始对当地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进行挖掘和整理，并计划在三年任期期间，把村里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挖掘经营起来。由于村里的集体经济比较弱，当时我便号召村民捐款，令人没想到的是，大家都十分积极主动，第一次就捐了四万多元。有了第一笔经费之后，首先开展的工作就是挖掘沉睡200多年的传统麒麟舞，当时我召集本村的老艺人，让他们给年轻人当老师， “拼”了一支麒麟舞队。

沙栏吓村有两处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天后宫，一个是吴氏宗祠，我都主导了这两者的修缮。天后宫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曾经在文革“破四旧”中遭到破坏，很多文物都没有保存下来，天后宫内也被当作堆放杂物的仓库。2000年，政府决定落实修缮文物政策，我便把中英街香港段附近的6个原住民村全部发动起来，成立了筹建会，召集各乡民捐款，共筹得善款60多万元，并和政府文物部门进行协商保护和修缮工作。我多次召开了重修计划会议，收集有关天后宫的历史资料和遗失文物，花了很大力气从香港找回了原是沙栏吓天后宫，有100多年历史的两个香炉，恢复了天后宫的历史风貌，同时还传承了面临失传的天后宝诞庆典仪式，包括祭文、祝文、蘸文、对联等。2002年5月26日，在中英街两边居民的资助下，沙栏吓天后宫重新开放，焕然一新的天后宫迎来了规模空前的妈祖娘娘回宫仪式。2006年，天后宝诞庆典仪式荣获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殊荣，同时深圳市还评选了八位保护文物先进个人，我名列其中。

传承发扬鱼灯舞

由于我在村委工作中比较尽心尽责，做得也算不错，我连任了五届村长。村里的人对我在挖掘文化遗产上的工作比较认可，也使我信心倍增。尤其是对鱼灯舞的挖掘与整理，这可能是我迄今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沙头角鱼灯舞是沙栏吓村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舞蹈，流传至今已有300多年。上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民间艺术由于某种原因被停演，中断近四十年。2002年中旬，我组织村民们开始挖掘鱼灯舞。真正开始之后我们发现，这项工作难度十分巨大。首先，鱼灯舞需要很多人表演不说，舞步、音乐和制作工艺都仅存于记忆中，还记得的人屈指可数。我们只能大量搜集鱼灯舞的有关资料，找来曾经参加过鱼灯舞表演的老人家聚在一起开会探讨，将原来的记忆碎片一一拼凑起来。

最费周折的要数编扎鱼灯，2000年前后，熟悉鱼灯编扎工艺的人已基本离世。制作鱼灯首先要把握鱼的造型特点，例如头、身、尾、鳍的形态比例，身体活动的部分等等。之后的工序包括编扎骨架、以纱纸或绢布装裱、涂底色、上色画鱼、上光油、安装装饰等等。但具体工艺要做过的人才知道。我儿时也只是见过父亲扎过鱼灯，自己并无经验。

后来我通过四处走访得知，沙头角岸径村80多岁的张姓老人曾跟沙栏吓村的人扎过鱼灯。靠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帮衬，“以前没扎过整条鱼”的张姓老人勉强扎出了一条“基本接近记忆”的鱼。无奈纸张不行，鱼灯很快就坏了。后来我又打听到惠东有个三代做编扎的杨姓手艺人，掌握着更好的材质和工艺，可他只扎过龙头和狮子头，对扎鱼不甚了解。在我们一众人的恳请下，这位杨姓手艺人尝试着为村里扎出了第一批表演用的鱼灯。

在村民们共同努力下，2003年的中秋，我们把挖掘整理好的鱼灯舞全程对外表演，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赏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叹。这一曾中断40余年的民间古老艺术终于得以传承下来。同年，沙栏吓村也因鱼灯舞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6年，鱼灯舞被评为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鱼灯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深圳唯一本土文化类项目。

现如今，看到多年努力有了成果，我感到十分欣慰，为保护深圳的文化历史和文明成果贡献一份力量，我乐此不疲。

吴天其

1958年生，深圳市沙头角沙栏吓村原居民，1974年高中毕业，1976年在沙头角镇渔业大队任会计工作，1982年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后，曾运营过汽车运输、商店、蔬菜批发等行业。1999年被推选为沙栏吓自然村村长，现为沙栏吓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

口述时间

2015年11月25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沙栏吓村办公楼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程安逸 实习生 梁翠玉 庄楠楠 张颖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期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5年，鱼灯舞在盐田区民间艺术节上展演。

1978年，从盤山公路山顶眺望昔日的沙头角全景，一片农田，山清水秀。海岸边中是现在明斯克航母的位置。

吴天其在向山咀小学学生介绍鱼灯舞。

2008年，时任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杜佐祥（左）向吴天其授予鱼灯舞国家级保护单位牌匾。

转自深圳晚报 

吴天其：在时代变迁中传承沙头角文化  

http://wb.sznews.com/html/2015-12/02/content_34042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