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家母

    家母，一个平凡的母亲，一个称职的媳妇。她出身贫寒，自1943年起进入祖父家门后到2018年4月27日止她便为我吳氏家门献出了毕生的心血而无怨无悔。我的祖父在中青年期间曾是本地方群豪中之一员，但因当时由农商转入工商行列之时失败而致家道蓑落，当家母入门时祖父祖母都已有病在身，故均由家母专职恃奉〈我祖父祖母在解放前两年便去世)。解放后在共和国最艰难困苦的年代(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家父都是地方农村基层干部，那个年代，为了完成国家的生产任务，为了族人和村民们的温饱问题，家父日以继夜不论烈日或雷电从不退避，但在64年"四清"运动期间因不听从工作队的盲目决策(政绩工程，塞大河开小河搞田园化，事后每遇大雨本地区之田地便被水浸)被强扣一个"四不清"干部之名批斗撤职(端午节食龙船饭村民免费，而干部每天需交一元伙食费，家父便成为贪污两元钱的"四不清:干部)。当"四清"运动过后当时的农业生产便难于按正常开展，农村一片混乱〈精神意识)，国家生产计划任务无法完成(本地区是蔬菜区，专供广州市的日常蔬菜)，当时便不断有区，公社各级领导来家做家父的所谓思想工作，希望他能不计前误，尽快复职收拾残局，为了族人和村民们的温饱，为了国家的生产任务能按时按季完成，家父不得不重挑其担。有谁想过，这段期间的种种压力谁为他分忧分担？家母，她默默地承受着，尽力而为地支撑着，使家父能尽心尽力地再去为国家的任务，族人和村民们的温饱而奋不顾身地去忙碌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社态遂步好转便退居二线，为接力者把关。

    到我辈，自文革后上山下乡潮之时我便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因家父的经历对本人影响极大，我穷怕了，但绝不怕穷。我可算得上是共和国最早那批农业专业户和万元户群体中之一员(自1975年起已有自己的农场)，在以专业农为根基的前题下中青年间我便南闯北荡到处感受社会动态，尤其关注边远山区的"三农"问题，尽所能地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所感，所受，所得(大多是吳氏宗亲分布在各地的群体)，我可讲是一个养鹿不取角之人(很多人都讲我特傻)，故而，五十年前的专业户，万元户直到老来的现时还处于那个层次，一个永不言退的老知青。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中，家靠谁去维系和支撑？家母，不论我的行为对家庭常规生活造成多少压力，她都在默默地承受着，调节着，从无怨言，只有她理解我(还有一个合力者，以后再论)，并尽最大的身心之力支持着我的所为，这是何等之母爱？!而精神意识之高又有多少人能及？

    又到我儿辈(她的孙辈)，本人父子三人几十年来都志力于边远山区的"三农`工作(我俩儿自幼便随我从事种养业)，十年前，因本人祖地村属地区发生了经济大危机，直接关系着族人和村民们的权益得失，在迫不得以的情况下唯有暂缓农场的生产工作，调长子回乡参与理事，当时，新旧派系，感谢我儿为广州市人在边远山区的三农建设工作中争了光，可谓一锤定音)。地方经济大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错综复杂的，稍有不慎就会后果不堪设想，为了解困，为了调节民情，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个人工作能力之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祖辈几十年来在地方上累积的正能量在默默地调节着社情民情，用时间，用社会综合力去逐步缓解地方中的经济危机，并逐年不断发展地方经济，配合广州城改大战略的工作进程，为族人和地区所属村民塑造一个崭新的生存空间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在这近十年时间之中我们自我的家庭经济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大得多，试问，谁理解?只有我们吳氏家族的列祖列宗。

    孝儿，广州市荔湾区新爵村吳氏第二十四代长房裔孙耀松字鹏啟敬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