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太湖流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城市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大量增加，加上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农药化肥大量使用，使太湖地区水资源污染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上下游、左右岸间在治污排污上的矛盾日益突出。“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太湖流域水质平均每10年下降一个等级。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吴越争水的局面

2001年11月22日凌晨，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西堰镇群众运用船只和机械，开始他们自己组织的“零点行动”：沉船筑坝，封堵边界河道麻溪港。

据参与协调的太湖局有关人员回忆，当时江苏、浙江两地群众在各自地界内挂起大幅标语，嘉兴方面的标语是：“为了子孙后代坚决堵住污水”“还我一河清水，还我鱼米之乡”。而河另一边的江苏吴江挂出的标语则直言：“公然违法断水堵航天下奇闻”。

在约50米宽河道上，有6台推土机作业，上下游共有20多条作业船只，其中部分船只向河道内抛投石料。直到堵坝高出水面约0.5米，顶宽约1.5米时，在各方严厉制止下，参与堵坝的群众才停止了行动。然而此时，这条深约3.5米的河道已被完全封堵。

与嘉兴一海之隔的萧山（隔杭州湾相望，古称余暨），在数十年间以工业经济暴发，被一江之隔的杭州人戏称为“萧山人民共和国。”而萧山（余暨）隔壁的诸暨，是於越文化的发祥地。

汉末童谣：“天子当兴东南三余（指余姚、余杭、余暨）之间”，所以孙权在黄武元年（公元222年）改余暨县为永兴县，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永兴为萧山，因县治西部有萧山而得名。

历史上萧山只是杭州湾口淤积而成的沙地，地少人稀，物产凋敝，当地民谚曰：“山阴不收，会稽不管。”说的就是萧山。自南宋开始，萧山一直隶属于绍兴府，与杭州并不相关，甚至连贸易交往，人员走动，迁徙婚嫁都很少，而对绍兴则如同故乡，这就是萧山话与绍兴话相似的原因。

据萧山“史料”记载，2500年前的萧山临浦苎萝山下出了位顶级美人，名唤西施，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女中的第一位。  她姓施，本名夷光，她出身贫寒，时常帮助母亲溪边浣纱。

离春秋时代较近的《史记》《国语》等正史，都未提到西施。早于勾践两百年的《管子》中就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而一些地方志如《吴地志》《姑苏志》《会稽志》等，对西施传说做了种种杜撰，在吴越争霸中平添一位美女，不过是小说家的惯技，

二千五百年后，为争夺西施的出生地，萧山(古名余暨)与邻近的诸暨也进行了一番“争霸”战。演出一场两暨争西施。

诸暨人拿出不少古代典籍记载，以证明西施是诸暨人：东汉人袁康著《越绝书》，认为“西施出于诸盛”；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卷九：“越王得苎萝山卖薪之女，曰西施、郑旦。《会稽志》：苎萝山在诸暨县南五里。”；南朝陈顾野王著《舆地志》记载：“诸暨苎萝山，西施、郑旦所居。”；唐朝梁载言著《十道志》记载：“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苎萝山卖薪女，曰西施。山下有流纱石。”；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说：“砚里，勾践得西施之所，今有东施宅、西施宅。西施宅在诸暨县南五里，勾践得西施之所也。”

萧山（余暨）人则祭出清人毛奇龄(1623—1713) “西施出萧山”说，毛在《西子传后跋》中说：“自吴人梁伯龙作《流纱曲子》，以施属诸暨，云本《十道图经》，诸小乘而以讹传讹，遂至天下之人皆不知施在萧山。吾谓施断属萧不属诸。考《后汉书 郡国志》于‘会稽郡余暨县’下云：‘《越绝书》曰，萧山西施之所出。

其实，历史上萧山、诸暨、绍兴三县源出一系，地域多有包容交叉，不说是子虚乌有的人物，就算是史载确凿的人物，今人轻易如何理得清？！但凡纷争，总须有个了断。争夺的结果是，诸暨人胜。

二千多年后萧山与诸暨争夺西施故里的公案，昭示了权力纷争席卷历史文化衍生产品的实质，争夺的背后是地方利益的考量，通过争夺并取胜，一方面强化了地方权力网络结构，另一方面展示对另一地方权力集团的精确打击能力。

而作为中国历史中的美女，假设她真的实有其人，则不免在生时被权力所奴役与驱使，死后亦要为权力骚扰与侵袭。

诸暨人在浙江官场的势力远强于萧山人，纷争较量的胜负因素并不在于历史、方志、古迹中寻章摘句、考古钩沉，以及论证辩论，而是各自代表的地方势力在幕后的政治角力，这似乎是中国政治权斗的现实。

二千多年前作为活的美女的西施，在两个地方权力集团博弈中被作为性贿赂的标的归权力游戏的获胜者所有，作为死后的美女，又一次在不同地方权力集团博弈竞争中由胜利者判定了户籍。这倒体现了中国式户籍制度的新特色。于是，西施之有无、籍贯，并非基于历史的考证，而是基于权力角逐得以盖棺定论。这恐怕是现实政治的吊诡之处吧！

更吊诡的是，与今天人们争抢西施这个香饽饽不同的是，古代家乡的人可并不觉得西施的行为有什么光彩的，贾谊《新书劝学篇》揭发：“夫以西施而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