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试析泰伯至德的真正内涵（上）

    作者：郭会文（2016-07-02）

吴李才按语（2016-08-25）：

郭会文先生撰《试析泰伯至德的真正内涵》是一篇好文,他依据史料文献记载,探讨了《论语》泰伯篇首章,说它是“颇具春秋笔法，平空一叹，语焉不详，赞惜杂陈”；他认为孔子从未将“让”提升到“至德”的高度,泰伯之“三以天下让”实属被动甚至被逼，无“让德”可称；他在结语中说,我们应秉持当仁不让、有所作为的积极人生态度，确立顺应时代发展的大局观。

我阅读本文后,记得在史料文献中有较深印象的两句语录,第一句话是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闇，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载自（西汉）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说苑》；第二句话是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贤者之心。”—载自（东汉）王充（公元27—约97年），《论衡》。故有利于对本文的解读,孔子之言没有将“让”提升到“至德”的高度。而泰伯之言说的“天”是指商朝皇帝,史学家王充对泰伯维护殷商之德行提出了疑问：“圣人的道德，就是天的道德；贤者的话，就是天的话。圣人的指责，贤者的规劝，这就是天的谴告……”批判的是“天人感应”论。在礼崩乐坏的诸侯兼并，争夺王位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宣扬称颂“泰伯其可谓至德”、“以德服人”的理念,但这种理念不会被当年“以力服人”的诸侯国统治者所欢迎,孔子只有敬仰之心与惋惜之情吧。

我们读《论语》泰伯篇首章, 应该以史料实录和多角度评价孔子与泰伯的道德观,仅供参考。向郭会文先生致感谢！本文较长,分上、下两段录入,【转载】全文如下,供宗亲读者阅读与思考。

摘要：后人多以泰伯之“至德”全在一“让”字。然综观孔子思想，孔子从未将“让”提升到“至德”的高度，泰伯之“至德”当别有内涵。从史学角度看，泰伯之“三以天下让”实属被动甚至被逼，无“让德”可称。从逻辑关系看，“三以天下让”并非是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的诠释。从孔子的思想倾向看，孔子对于有德之人的让位行为，有敬仰之心，更多惋惜之情。孔子称颂泰伯“至德”，要不在“让”，而在“让”之背后的传统政治秩序维护、孝悌忠信与中庸，以及奔荆蛮后的亲民保民兴民事迹。

关键词：论语；孔子；泰伯；至德；传统政治秩序；孝悌忠信；中庸；儒家思想。

自从《论语·泰伯篇第八·首章》以“子曰”称颂泰伯“至德”“三以天下让”，后为《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以“太史公曰”引述，泰伯“三以天下让”之至德说遂成定说而流布至今。东汉桓帝下诏在吴郡阊门外建造泰伯庙，表彰其三让高风。清康熙、乾隆分别为此庙御书“至德无名”“三让高踪”匾额。后人赠与泰伯“三让王”之美名。似乎泰伯之“至德”全在一“让”字。然而，《论语》提及泰伯仅此一处，对其事迹语焉不详，且评语晦歧难解。后来史家、论者多本于此，穿凿附会，自相抵牾，难以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综观孔子思想，孔子从未将“让”提升到“至德”的高度。孔子称颂泰伯“至德”，当另有内涵。现不揣冒昧，试析之。

一、泰伯的“三以天下让”

（一）泰伯让位之情势

1.被动之情势

见于文字记载的一让，均为被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1]

《史记》未记二让、三让，只是《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引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汉武帝遵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及《论语》地位至高，司马迁撰《史记》既然专为太伯作传且置于世家第一，本当大书特书孔子提及的泰伯三以天下让，然而并未如此，可见司马迁作为太史公，其所掌握的泰伯史实也极其有限，根本说不出二让、三让。

《韩诗外传》所记之二让，亦实为被动：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2]

2.主动之情势

泰伯主动让位，文字记载仅见于东汉时期，且只见于二让、三让。

《论衡》记述：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大王薨，太伯还，王季避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3]

《吴越春秋》记述：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讬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4]

主动让位之二让、三让均未见于先秦记载，汉儒伪造的可能性较大。

3.被逼之情势

《诗经·皇矣》：“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诗经·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左传·僖公五年》：“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加之《史记》所记古公语：“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几文参看，可能的情况是：古公亶父居岐山，经奋力开拓，势力日大，遂存翦商之志。殷商乃天下之共主，泰伯认为翦商之志不合忠义。古公亶父不满，也就不想将王位传给泰伯，而意欲传给季历以及昌。泰伯让位，实为情势所逼。《左传》认为这是“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左丘明与孔子同世略晚，相传孔子著春秋，左丘明传春秋。左丘明所记太王与泰伯政见不合、逼泰伯让位甚至欲加害泰伯、逼得泰伯无法继续在岐山存身，孔子当知。朱熹《论语集注》持此说：“太王之时，商道寖衰，而周日强大。季历又生子昌，有圣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于是大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为文王。”[5]这虽仅为一家之言，但有论据链条，似乎更合事理。

（二）泰伯让位之异说

《论语》只提及“三以天下让”。《论语》用“三”，凡56次，其中，47次是数词，确指；9次，概言次数之多。“三以天下让”之“三”是确指“三次”，还是概言“多次”，未可知。朱熹《论语或问》：古人辞让，以三为节。一辞为礼让，再辞为固让，三次为终让。

《史记》所载，只有一让，即“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韩诗外传》似乎写了两让，但比较含混。

《吴越春秋》则实实在在围绕“三让”做了一通文章：一让，让季历；二让，让仲庸（“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就连“句吴”之名都是源于弟虞仲之名。吴，虞也）；三让，让文王昌（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在讲完三让故事后，赵晔作结语“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

关于“三让”，另有说法：

《史记正义》引江熙云：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让也。

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援引一说：泰伯避之吴，一让。太王没，不返奔丧，二让。免丧后，遂断发文身，终身不返，三让。

更有卓尔不群的异说。《史记正义》引江熙云：太王病，讬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此说，将“三以天下让”之“让”理解为“责让”。让，古体讓。《说文》：相责让也。

（三）泰伯让位之真伪

三让事迹，仔细辨析，会发现编造痕迹。

两汉记载的泰伯事迹，原本用来阐释孔子所说的“三以天下让”，却不经意中违背了孔子的“至德”标准。如，“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为夷狄之服”。孔子讲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是不会认同蛮夷文化的。再如，“自号句吴”，孔子也不会赞同“自号”这样的僭越之举。又如《吴越春秋》，“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有欺君父之嫌，孔子也不会赞同。孔子生前如果知道泰伯有这些行为，断然不会称颂其“至德”。有些史述则自相矛盾。如《吴越春秋》，既然当初古公有意传位昌，怎么又在临终前“令季历让国于太伯”？

有些说法名不副实。如，“三以天下让”之“天下”。 泰伯首次让位之时，古公亶甫偏处岐周，尚未有天下。即使奔荆蛮自号句吴，也算不上“天下”。后人圆孔子之说，有的说，泰伯料知周将来必有天下而让位于季历；有的说，当时殷道渐衰，泰伯遵从父意，让位于季历及其子昌以匡救天下，是其心为天下让（宋·程颐：立文王则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让之[6]）。说到最后，连“让天下”还是“为天下让”都成了问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泰伯“三以天下让”缺乏制度基础。史前及上古时期，在王位继承上，立贤、立长、兄终弟及三者并存。一般来说，天下纷乱或部落初起之时，为了生存和发展，多立贤，尧舜禹禅让传说即本于此。而在政治和社会趋于稳定之后，则偏于立长和兄终弟及。古公亶父、泰伯之时，正值殷商末世，天下纷乱，周仅是一个小的部落，为求生存，古公亶父欲传位于有圣瑞的姬昌，是有深远考虑的，也并不违反当时的王位继承制度。因此，古公亶父之位，并非必定传予泰伯。如泰伯不受，依兄终弟及之制，亦可传位于次子仲庸。若仲庸即位，其后的“二让”“三让”也就与泰伯无关了。既然王位并非法定属于泰伯，则“三以天下让”之说也就难以成立了。

即便如众口一词的泰伯奔吴之事，迄今亦无考古支持。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周人初到江南的时间不是先周的古公时期，而是西周成王、康王年间。因为现已发现的江南周文化遗存，其年代未有早于这个时期。泰伯、仲雍所统治的是北方的虞国。[7]

（四）泰伯让位事迹之成因

泰伯三以天下让的“事迹”被大加鼓噪起来，是在东汉时期。两汉有察举制度，大体可分为在先的“贤良”与后起的“孝廉”两大项。至东汉初，则“茂材”、“孝廉”定为岁举。章帝建初后“孝廉”为察举惟一项目。举茂材分四行，其中第一行便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举孝廉，对象是孝子、廉吏。[8] 在这种制度的刺激下，社会出现了一股竞相比较道德高下的风气，如久丧、让爵、推财、避聘、清节等。社会过分看重道德，人人争高斗胜，便不免世人竞表演、古人被浮夸。[9] 周礼为孔子所推崇。泰伯，作为先周人物，体察并顺应君父的心意，做出让位之举，为孔子所称颂。宣扬泰伯事迹，能助成两汉特别是东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助于政治集团维护长治久安。因此，泰伯三以天下让自然成了汉儒借题发挥的绝好题材。

二、“至德”与“三以天下让”的关系

《论语·泰伯篇第八·首章》：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一）对“民无得而称焉”的理解《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亦有“民无德（一作得）而称焉”一语：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一作得）而称焉。

此句中“民无德（一作得）而称焉”一语，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译为：人民对他没有可称的。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为：谁都不觉得他有什么好行为可以称述。[10]他们的理解一致：都是不称颂。

除了“民无德（得）而称焉”之外，“无得”一词在《论语》中还出现过一次，见于《论语·子张第十九》：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此处“无得”，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解为“无法再能”，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解为“不可能”。另，比较“无得而称焉”与“无得而逾焉”，可知这是当时一种比较常见的句式，且“无得而”是一个固定词组。

“无得而称焉”，几可作为成语使用。譬如，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至于彼中所流被于我者，则除景教、摩尼教等几种宗教思想之稍稍传布于民间以外，他固无得而称焉。”[11]

对于《论语·泰伯篇第八·首章》的“民无得（一作德）而称焉”，不能脱离语言的基本含义而随意曲解。相对可取的解释有：

理解A：北宋邢昺疏：三让之美，皆隐蔽不著，故人无得而称焉。意思是，老百姓不了解泰伯的事迹，因此并未称颂他。

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泰伯之让，无迹可见。相传其适吴，乃以采药为名，后乃断发文身卒不归，心在让而无让事，故无得而称之。钱穆先生将“民无得而称焉”译为“但人民拿不到实迹来称道他”。其理解与邢昺相似。

理解B：“民无得而称焉”之“得”，一本作“ 德 ”。此句可读成“民/无/德而称/焉”（其他理解，读成“民/无得/而/称焉”），意思是“老百姓并未觉得他品德高尚而称道他”。

至于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为“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12]言下之意，老百姓是称赞泰伯的，只是找不出恰当的词语，似不可取：（1）脱离了“民无得而称焉”的基本含义，与他本人对“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一作得）而称焉”一句的解释似乎很不一致。（2）“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似乎不合情理。老百姓如果乐于称颂泰伯，只需传颂泰伯的事迹即可，不需要寻找极其高深、具有高度准确性和概括力的抽象词汇。即使是“至德”一词，转换为老百姓的语言，也就是“品德最高”，老百姓还是能够随口说出来的。（3）杨伯峻先生的译文中“简直”一词，在原文中无出处。去掉“简直”，杨伯峻先生的译文便是“老百姓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最终的意思还是未称赞。（4）即使承认可以使用“简直”补译，“简直”是副词，强调完全如此或差不多如此。那么，不管是“完全找不出恰当的词语”还是“差不多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最终的意思均是“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此句最终的意思还是未称赞。

（二）对这一“子曰”的理解，关键看前后两句（后句包括两个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如果孔子基于泰伯“三以天下让”而称颂其“至德”，那么，此句完全可以写成：“泰伯，三以天下让，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民无得而称焉。”——也就是，先阐明缘由，后发出感叹。

《论语》共有两处讲“至德”，另一处同在《论语.泰伯篇第八》：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

孔子在称颂周之“至德”时，先阐明缘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

另有一处“至”与“德”同出：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一句，其实也是先阐明缘由，因为中庸的含义已不言自明。套用上面的句式，此举可改写为：

子曰：“中庸之为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民鲜久矣。”

然而，主张“至德”即“三以天下让”者，却认为“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与“三以天下让”是诠释关系——后句诠释前句。果真如此？

如用“主要是”表示诠释关系，并将“民无得而称焉”的两种理解放进去，则是：

A.泰伯，那可以说是品德极崇高了！主要是，他三让天下，老百姓拿不到实迹来称道他。

B.泰伯，那可以说是品德极崇高了！主要是，他三让天下，老百姓并未觉得他品德高尚而称道他。

不管取哪一种理解，均不合逻辑。可见，“三以天下让”并非是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的诠释。

那么，前后两句（后句包括两个分句）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前后两句是转折关系，后句的两个分句是因果关系——

泰伯，那可以算是品德极崇高了！但是，由于他三让天下，事迹不著，民众对他不了解，拿不到实迹来称道他。

因此，孔子关于泰伯“至德”之评价并非基于“三以天下让”。

《论语》是语录体，其中的孔子言论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所做的笔记。时过境迁，年代久远，加之笔记不全，很有可能导致记录不全面。孔子在称颂泰伯至德之前，肯定跟学生有过一番讲述和讨论。其中，可能讲述泰伯三以天下让的故事，也可能讲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奔荆蛮的故事。因此，《论语.泰伯篇第八.首章》如果记录详尽一点，或许是：“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遂三让不嗣。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而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未完待续〉

（本文在《华夏吴氏网》发稿，致感谢！）